地铁上的奥运

　　这起拥挤事件发生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成了一件幸运的事

　　8月4日，星期一，地铁5号线天通苑北站。这是北京加大地铁安检力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夹在人群中的沈崇名(化名)排队快半个小时了，还是没有等到进站。

　　后面的队伍越拉越长，上千乘客排队等待安检，队伍从检票厅延伸到了室外广场上。一位排在后边的中年妇女说，好像“十一”在天安门看升国旗一样。

　　挪到距地铁口还有七八米时，沈崇名看见一个拎包的妇女走上前，激动地对维持秩序的警察说，“这样安检不行，发生踩踏事故怎么办？”

　　“警察一面试图劝阻那名妇女，一面用对讲机不停地对话，估计是在向上面汇报。”沈崇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没等警察汇报完，人群中有人喊“那边可以进”，沈崇名扭头一看，有人从正门越过警戒线进去了，后面的人也跟着向里拥。拥挤中，沈崇名的鞋被踩坏了。

　　地铁5号线是连接天通苑小区与中心城区惟一的轨道交通。位于北京东北部的天通苑小区有居民10万人以上，地铁是他们的主要出行方式。

　　人流涌进大厅，刷公交卡的人太多，“读卡机都没反应了，”另一位在场的目击者回忆说。

　　事后，天通苑北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人群大量滞留的原因是由于缺少X光机，而其他安检方式耗时，过于漫长。

　　这起拥挤事件发生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成了一件幸运的事——它提醒北京充分衡量这一人口密集区的巨大人流。不久，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即从“有关单位”又租赁了50多台X光机，添放在一些容易滞留乘客的安检口，类似的场面因此消失。

　　当事人沈崇名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加大安检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家门口举办奥运毕竟是百年一遇的事儿。”

　　北京对乘坐轨道交通的乘客所携带的物品实施安全检查，是从6月29日正式开始的。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贾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为了奥运期间地铁的安检，他们已经准备了几年，“目前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已经初步建立起一整套安保防护体系”。

　　这套体系包括地铁视频监视系统、3170名专门招募的安检人员和近千台先进的X光机等。这也让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地铁实行全面安检的城市。

　　视频监视系统主要安置在地铁的公共场所，包括站厅、站台、通道、隧洞和车厢。贾鹏介绍，与公安系统网络相连的视频监视系统，在这些区域“可以做到无缝隙覆盖”。

　　菜单翻译：挑错挑到条件反射

　　麻婆豆腐被译为“麻子脸妇女做的豆腐”

　　童子鸡被译为“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还没有性生活的鸡)、“红烧狮子头”变成“Red Burned Lion Head”(烧红了的狮子头)、夫妻肺片被译为“Husband and wife’s Slung Slice”(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素鸭被译为“Vegetarian Duck”(素食主义的鸭子)，麻婆豆腐被译为“Beancurd Made by a Pockmarked Woman”(麻子脸妇女做的豆腐)。

　　这是外国人比较耳熟能详的“有点意思”的中国菜名。

　　奥运会来临，这样的菜名越来越少，包括119家奥运官方接待饭店在内的星级饭店和餐厅的菜单正变得越来越规范。

　　为了避免这些民间不规范的菜名在奥运期间闹出笑话，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北京市旅游局从2007年3月起就开展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规范工作，对北京餐饮业的中英文菜单进行核查。

　　北京市外办、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组织专家审核、分类后统一编写成《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一书。

　　编成的讨论稿包含2753种菜品、酒水的“标准”英文翻译，其中的英文菜名译法主要来自各大饭店、酒店提供的菜单，再经过专家和专业机构论证以后形成。

　　12月正式挂上“首都之窗”“北京市民讲外语官网”，公示10天，邀请市民提建议，还参考了后海、CBD、望京等外国人工作、生活、休闲比较密集的地区的餐馆的常见菜名译法。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菜单中不仅包括“Poached Egg”(荷包蛋)这样的家常菜，也不乏“Braised Bird's Nest with Deer Antler”(红烧鹿茸血燕)等“高档菜”。共涉及中西餐、小吃、饮品等多个品类、其中仅主食小吃一类就搜集到400多个品种的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豆腐类菜式也有近40种。

　　和之前的首稿相比，原先的91个种类的中国酒现在细分成黄酒、白酒、啤酒、葡萄酒，此外统一译法在数量上也扩充到103个品种。在奥运会前发放给包括所有119家奥运官方定点接待饭店在内的北京所有星级饭店和餐厅。

　　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熊玉梅强调，这份小册子是向社会提供的译法推荐，并不具有强制性。

　　“菜名的翻译非常复杂，再加上文化的差异，就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必须以长短适中的英文向外国友人传达出基本意思。”主持讨论稿制订工作的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冯冬明说。

　　翻译委员会由20名志愿者组成，其中有英语教授、餐饮行业经理以及多数来自美国的“外国专家”。

　　在《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一书中，主要采用6种不同的菜名翻译方法。

　　第一种是拼音译法。书中的菜名在翻译手法上有变化，比如“宫保鸡丁”的常见翻译是：“Sautéed Diced Chicken with Peanuts and Chili”，现在则采取直接音译的模式:“Kung Pao Chicken”。再比如“二锅头”被直接译为“Er Guo Tou”。而饺子、包子、馒头等中国特色食物也采用音译法。

　　第二种是“味觉译法”。例如“糖醋鸡块”——“Braised Chicken in Sweet and Sour Sauce”这样的“味觉翻译法”。

　　第三种是针对中国菜中以主料开头的菜名。比如“白灵菇扣鸭掌”就直接采用蘑菇和鸭脚，中间以连词连接，而像“冰梅凉瓜”则把该菜中的主要配料苦瓜和杨梅汁直接翻译。

　　第四种是针对一些中国菜名以烹制方法开头，而这些烹制方法在国外并不存在，比如炖、熘、烩、水煮等。翻译这类菜名主要采用烹制方法的相应动词，再加上菜肴采用的主料来表示。比如“地瓜烧肉”便用“(被)烂熟的地瓜和肉丁”(Stewed Diced Pork and Sweet Potatoes)来表示。

　　第五种是以口感开头的菜名，这一类的菜则以介绍菜肴形状或口感以及主配料为原则，并进行合理想象。比如“脆皮鸡”翻译为“脆鸡肉”(Crispy Chicken)。

　　第六种是以人名或地名命名的菜肴，这类直接以菜肴的创始人或发源地的拼音加主料来表示。比如麻婆豆腐便直接以“麻婆”和“豆腐”的汉语拼音组合成英文菜名Ma Po To fu，“广东点心”则采用广东地名加英文单词点心来表示。

　　采用如此细分的翻译原则，冯冬明也有着美好的设想，“餐饮店不会被强制要求按这套新的英文菜名制作菜单，但是，如果这些英文名被比较高级的酒店餐馆采用，它们可能会流向全市小型、非星级甚至还没有营业执照的餐馆——这样的餐馆估计全北京有10000～40000家，随后还会扩散至全国。”

　　同时，为避免这样的跨文化沟通仅仅停留在菜名的层面上，该学院还准备实施一个项目，培训酒店服务生用尽量标准英语向用餐的客人介绍菜品及点菜。

　　“现在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菜单就要挑错，看到公共场所的标识就要先看英文表达对不对。虽然奥运会已经来了，但错误依然到处都是。”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老师李今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08年6月，她利用业余时间与两位志愿者创办Signs in China网站，通过论坛来进行公共场所、餐厅饭店的中英翻译交流、纠错活动。

　　网站迄今为止已经有了不错的流量，其用户来源非常“全球化”，会员遍布五大洲。

　　这家只有三个人在运营的非营利网站，最初的创办想法来自一位美国朋友毫不客气的指责。

　　“5月份，我在美国时的一个同事写信给我，说到中国看到很多商标，餐馆广告、菜单上的英文翻译很莫名其妙。他说，菜单翻译简直要成为中国人新的耻辱。你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为何不做做这方面的工作？”

　　因了美国朋友的激将，李今朝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建立的网站就初具规模，经过中央电视台等知名媒体的报道，开始利用网友的力量解决现实中的翻译错误。

　　“我们先发动网友把拍到的错误标识发到网站上，然后请资深专家共同商讨正确的翻译，再反馈给标识错误的商家与公司。翻译错误不难找，大致分三类，一类是拼写错误，这不一定是做图的人的错，很多情况下是装修的工人不懂英文，把字母的顺序搞错。第二类是机器翻译错误，这类错比较普遍。第三类是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读。前两项工作都较为容易，请商家与公司纠正错误的工作是最艰难的。”

　　居然有餐馆婉拒她送上门的纠错服务。“一次我路过北外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发现它门外的标识、还有菜单都有一些错误，就找咖啡馆老板反映，“cafe ＆beer(咖啡馆和啤酒)”“Coffee＆bar(咖啡和酒吧)”的英文，“完全搞反了，应该是Coffee ＆beer，cafe ＆bar。北外这里一砖头掉下来，砸到的都是学英文的，你这牌子得换。”想不到老板理直气壮：“我认识那么多北外的教授和学生，都没人提过。再说了我这可是花两万块钱做的广告牌，改起来多难呀。要改也得奥运会以后，现在不让动土。”

　　“我们的事情还得继续做”，李今朝不无遗憾地说，虽然奥运会已经来了，但错误依然到处都是。

　　北京“禁狗令”

　　“不提供狗肉的服务，是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

　　“现在生意冷清多了。”大诚酒家狗肉神餐馆的一位服务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这家餐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金沟河地区，离五棵松奥运篮球馆仅3公里。作为专营狗肉的知名餐馆，该店在奥运会期间并不“禁狗肉”，因为它并不是奥运会的签约饭店。

　　“8月8日当天还有外国人来我们店里吃狗肉，他们汉语娴熟，点了狗肉火锅。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反对吃狗肉。”对于北京市奥运期间的“禁狗”之举，店员们有些不理解。

　　8月9日下午2点钟，店里只有2桌客人，比平日冷清很多。

　　与大诚酒家狗肉神不同，大部分位于场馆附近、市中心、涉外区域的餐馆开始禁售狗肉，时间从7月20日至9月22日。长达两个月的“禁狗”期，让部分餐馆难以忍耐，有些狗肉餐厅选择奥运会前一周才开始执行此禁令，以减低经济损失。

　　“禁狗令”是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协调办公室6月份发出的，奥运期间所有112家奥运签约饭店，奥运食品安全保障的重点一类控制区域和部分二类区域的重点餐饮企业，包括涉奥场所、涉外区域、机场、车站、天安门广场、重要国家机关及周边，以及重点大街、主要商业繁华场所、重点旅游景区，也将在奥运期间暂停狗肉菜品的销售。

　　与此同时，饮食行业协会也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在奥运期间暂停经营狗肉菜品，其中经营韩式烧烤、云贵菜系的餐厅是其中的重点。发现违反者可向卫生和各区县食品安全办举报。

　　除了旅游局的正式表态，各区县也积极动员起来。在7月25日海淀区召开的“奥运保障商业服务业誓师大会”上，海淀区商务局副局长蔡天明表示，奥运会期间，海淀大型商场、超市不能开展购物返券等促销活动。

　　针对“禁狗令”，北京市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熊玉梅说，“关于不提供狗肉的服务，这也是应有关方面的请求，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如果有游客需要这方面的服务，我们会进行劝阻。”她没有解释“有关方面”是指哪方面。

　　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分析认为，“有关方面”大概是指国际国内动物保护组织的要求与国际舆论的压力。市食品办宣传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此前，韩国在2002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曾因为吃狗肉而遭西方保护动物人士抗议和抵制。

　　早在2004年2月，时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强磊，就曾建议北京奥运会之前封杀狗肉馆。他认为，中国政府承诺，要将这届奥运会办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要想实现这个标准，动物保护问题不能回避。但这一提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反响。

　　对于强磊的提案，时任北京奥组委副主席的王伟表示，吃什么不吃什么，和各地的风俗有关，比如，韩国人就很爱吃狗肉。有很多国家的人很爱狗，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吃狗肉。但我们不能千篇一律把别国风俗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时隔四年，政府做出折中的选择：虽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人们不得吃狗肉，但在奥运期间在重点区域开始“禁狗肉”。

　　事实上从1998年到2007年，首都爱护动物协会至少向北京市政府递交了五次“不食狗肉、关闭狗肉馆”的倡议，但都没有得到回复。作为会长的秦肖娜，对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失望。

　　今年7月，他们又向北京市奥组委发出《关闭狗肉馆》的建议，建议中提到，北京的饮食习惯中不文明的陋习及对待动物的态度已经影响到“绿色奥运”的形象，乃至中国的形象。人类对生命的共同价值观越来越趋于认同，活吃、虐吃动物，以及吃猫狗等伴侣动物的陋习，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不能接受。

　　到了7月，突然发现北京市开始实施“禁狗令”，事先毫不知情的秦肖娜非常高兴，“很支持这个决定，说明最起码从理论上，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吃狗肉有损国家形象。”

　　“我把它看成一种姿态。毕竟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之后，会有很好的国际影响，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秦肖娜说，“但如果把它看成政府部门决心禁狗肉的开始，则未免有些夸大。”

　　暂停的工程

　　“就当是对奥运的支持吧，正好可以好好地看比赛”

　　李东民(化名)没能如愿地坐在自己的新居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他为此感到遗憾，“我和我妻子已经筹划很长时间了。”

　　老家在云南的李东民，2003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现在一所中学教书。两年前，他在北京西五环附近贷款买了一套80平米左右的商品房。彼时，开发商承诺2008年7月交房，“业主到时都能够坐在新家看奥运”。

　　承诺最终没有兑现。

　　一个多月前，开发商告诉李东民，因为支持奥运会，施工得暂停，交房日期要推迟到9月底。

　　27岁的李东民说：“既然是为了奥运，我们可以理解。”

　　今年4月，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规定，要求全市所有的工地在7月20日至9月20日期间，停止土石方工程和混凝土浇筑工程。

　　市建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项规定是为了保障奥运期间市区的空气质量，依据是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关于发布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本市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的通告》。

　　这位负责人没有透露上述规定涉及了全市多少处工地，只是说停工只针对土方、有扬尘的工程，而不是所有施工项目。

　　有媒体报道，北京市150多家混凝土搅拌站除5个做应急之需外，其余已全部停产。“工程施工中绝大多数项目都离不开混凝土搅拌站的正常运转，它们停产就意味着整个工地的停工。”在北京建筑业干了多年的工程师王玉鹏(化名)说。

　　王玉鹏所在的公司主要从事建筑外墙涂料的销售和施工，在北京有4处工地，现在全部停工。为了减少损失，近些天这家公司一直在天津、唐山等城市寻找新的业务。

　　李东民新家所在的小区，也有部分业主在奥运前拿到了钥匙。但他们并不比李东民幸运，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装修。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称，停工禁令并不包括室内装修。但这家小区的物业公司在6月底发布通告说，从7月1日至9月20日停止办理装修手续，已办理装修手续但未完工的业主在此期间暂停装修。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称，这是根据北京市政府针对“黄标车”、京外货车的限制措施做出的，“主要是装修垃圾不方便运走”。

　　业主陈其刚(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6月初开始，各种装修材料的价格也出现了普遍的上涨，“不少生产装修材料的企业由于污染已暂时停产，同时外地材料进京也面临运输困难。”再加上施工队难找，他已经推迟在奥运期间装修的计划。

　　“就当是对奥运的支持吧，正好可以好好地看比赛。”陈其刚说。

　　北京奥运开幕前夕的7月28日，环境保护部、北京市政府、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联合发布公告称，奥运期间，如遇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空气污染加重，在实行停止施工工地土石方工程、混凝土浇筑等作业的基础上，北京市施工工地将全部停止作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访的多位业主均表示，为了奥运的顺利召开，必要的付出“完全可以理解和承受”。

　　特立独行的“怀运者”

　　鼻子是“北”，嘴是“京”，合起来正好是天坛的轮廓

　　对于刘明这个“全世界唯一把奥运纹在脸上的”44岁男子，“奥运”不是可以卸去彩妆的狂欢派对，而是终生烙印。

　　刘明寄居在北京木樨园桥附近的一家文身店里，生活靠朋友接济。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是怎样支持奥运的；当然也要给咱文身圈要个说法，文身的人并不就是坏人。”

　　25岁以前，这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在河南周口过着“正常的日子”。媳妇在家种地，他在一家味精厂上班，工作是包装和发货，每月四五百块钱的工资。1988年，刘明迷上了评书《岳飞传》。有一天听到“岳母刺字”，就被文身的念头纠缠住了。

　　第一次文的是“平顶山”。“感觉那里的风景特别好”，回来就花100块钱专门请个画家来画，又花100块钱请人用缝衣针沾着墨汁往背上纹。“文身的那人不知道深浅”，所幸没有刺伤。

　　中间有五六年，刘明没再文身，努力做生意挣钱。但文身终于还是慢慢爬满了他的全身。

　　十多年来刘明一直长衫长裤，从不跟人一起洗澡，连两个儿子都不知道他全身文着图案。去年3月，刘明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各种奥运标志，那一刻，他决定把他珍藏了10多年的最宝贵的空白——头脸和脖子，“献给奥运”。

　　图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帮忙设计的。鼻子是“北”，嘴是“京”，合起来正好是天坛的轮廓。

　　钱不再是问题。现在不是他找人家，而是“别人求着想在他身上留下作品”。他躲了老婆几个月，直到木已成舟。第一次看到他，老婆哭了，说：“你这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怎么见人，怎么回家啊。”

　　完成文身的第三天，夜里十点多，他打车回家，几十辆出租车，没一个停的。上街买东西，对别人喊80(元)，对他喊680(元)。找工作没人要，只有迪厅、歌厅愿意让他去看大门。

　　有一次在路口被警察拉住了，“是画上去的吧”，警察说，还用手在他脸上蹭了一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刘明央求警察：“别玩了，他们还以为是抓我呢。”警察正色:“大家不支持你我支持你。你文的是奥运，我就断定你不是坏人。”

　　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承认自己不愿意过太平淡的生活，喜欢与众不同，“但与众不同的代价是有点大”。

　　广告牌匾的个性化生存

　　“奥运来了，洗个脸，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是不需要任何动员就可以接受的。”

　　不仅司机着装有要求，北京的大街上，一些地方店面的招牌都整齐划一地换了新颜。

　　虽然底色不同，店铺名称的字体样式也各有差异，但大体风格相差无几：同样高度的底板，同样鲜艳油亮的色彩，直接镶嵌着诸如“XX饭庄”“YY饺子馆”“ZZ小店”之类的文字。

　　如果几个类似的店铺恰巧坐落在一起，这些招牌还会位于同一条水平线上。在东三环南段的一个小区边，一个两米宽的窗户上方，也以统一质地、格式和色调，实打实地写着“小卖部”三个大字。

　　整齐源于规范。

　　2006年9月，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发布了《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规范》和《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推行起初并不顺利。当年12月，“市2008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户外广告牌的治理工作是全市性的，该拆除的必须拆除，而下阶段即将展开全市范围内的强拆。

　　2007年6月的一天早上，成府路上著名的人文书店万圣书园(书店)的两个招牌遇上了强拆。

　　此前，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接到城管送来的一份空白拆迁委托书，写着：“为配合2008奥运环境整治，我(单位)自愿拆除成府路蓝旗营的不符合规范的牌匾标识(内容略)，因我(单位)无力自行拆除上述牌匾标识，故委托拆迁公司代我进行拆除。”刘苏里没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

　　向万圣书园下达的“清华园地区治理方案”，对广告牌匾必须符合的标准做出了相当细致的要求，如牌匾长度以店铺门脸跨度为准、高度50公分；再如，牌匾的材质应为PVC、亚克力、不锈钢、3M贴膜等——这是现在北京市的广告牌匾要求共同遵循的标准。

　　与万圣书园情况类似的，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2007年公布的数字，“截至5月31日，全市共计拆除户外广告13731块，规范各类牌匾标识19744块。”

　　按照规范，万圣书园剩下的一个招牌需要缩小并下移。刘苏里与城管协调了三四次之后，招牌没有整改，也没有再追究强拆招牌一事。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刘苏里说很怀念万圣书园的故地成府路——“你会依次看到富有艺术情趣的招牌”。在那条著名的文化小街上，从街口由西往东，坐落着一个个别致的小店——酒吧“呼吸旋律”、咖啡屋“雕刻时光”、一段篱笆围起来的茶馆“闲情偶寄”，还有另类的“There”，服饰店“佰惑”，烧烤店“广岛风”和“蓝羊书坊”，路的尽头则是久负盛名的“万圣书园”，“遗憾的是，早在2001年底，这条老街就因拆迁消失了。”

　　不过，2008年6月，刘苏里花了一万元重新做了“万圣书园”四个大字。“这就像人一样，奥运来了，洗个脸，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迎接四方游客，这是不需要任何动员就可以接受的。商家都会把广告牌做得很漂亮，这是基本的逻辑。”刘苏里说。★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