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宋江救了我，但我不太喜欢他。他崇尚封建的老一套，他身上具备一些中国人的特质，比如对权威的尊崇，无条 件地服从上司和官方的教导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沙博理老先生躺在竹藤椅上耍起了太极，丝毫不受摄像机的影响，其神情活像一个自顾玩耍的孩子。

　　他大概不愿自己被比作小孩。在电话中他一再强调，采访时间要短点，“我已经93了。”

　　他的屋子，他的古典家具，泛黄的墙壁，“皱纹”丛生的地板，无一不折射出岁月的痕迹。

　　“哈，别看地板裂了，为我做书的设计者就觉得它有特色，把它设计成书皮。喏，”他从红木书橱里，取出了自己的 作品《我的中国》。

　　在书橱左上角，高悬着一幅相片。相片里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女性。她是沙博理的中国妻子——凤子，演员，作家 ，生前活跃于中国文艺界，是沙博理长达48年的生活伴侣。有人说，对于沙博理，凤子无疑是整个中国的浓缩。他说——

　　那可不，一个很大的浓缩。她对于我不只是一个妻子，还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她一步步引导我去认识这个国 家，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由于她，我才能适应并且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她已成为我的中国。

　　1947年4月我来到中国前，我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男孩子)、对律师行业充满厌恶的青年人、参加过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炮手、在耶鲁大学学习东方文化的美国人。

　　一张三百元的小货轮船票带着我，从纽约经巴拿马运河，抵达了中国。在一幢破败的五层公寓楼“万岁楼”的顶层， 一个三十来岁非常漂亮的女人为我开了门，她穿着一身简单的旗袍，高跟鞋，薄施脂粉。她就是凤子。

　　1948年5月16日，我们结为夫妇。战争期间，她认识不少的共产党领导人，事实上她当时编辑的刊物就是由上 海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半年后，我们计划飞往北京，然后取道天津，最终到达解放区。

　　但是计划失败了，我们被安排留在北京，因为被告知，解放很快就要来到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现在的北京，没有听到炮声轰鸣，寂静笼罩着城市。我骑上自行车去北平西北的城门 西直门，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城，他们是些军服整洁、步履矫健、面带笑容的年轻人，一队队的吉普车、卡车、大炮弹药车—— 美国制造——在大街上驶过。那是蒋介石的部下起义后，带来的性能忧良军事武器。

　　人民群众在欢呼，热情鼓掌，大人们把小孩子举在肩头上，大街上彩旗飘扬，欢声雷动。

　　10月1日，那天，我们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仰望毛泽东和他忠诚的同志们聚在一起，听他响亮 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下来的变化是迅猛的：在北京，堆积如山的垃圾运走了，90天清除了20万吨。庭院清扫干净了，妇女们组织了 起来，参加工作。街道上的外国名字改成了中国名字，北京，不再叫作“PEKING”，而恢复成了“BEIJING”。

　　沙博理说，50年代初期，除了苏联“专家”和外交官，在北京的外国人不多。商人、传教士、爱好舶来品的外国人 ，几乎都回国了，因为他们不适应新中国新社会，那一年——

　　凤子担任《北京文艺》月刊的编辑。对外文化联络局也聘用了我，在《中国文学》杂志社担任翻译。

　　在我眼中，50年代初期的北京无与伦比，没有哪个城市比它更富于中国传统，古老，威严，优雅。有石狮子守卫的 王公住宅，十字路口绘有美丽图案的石牌坊、木牌坊。整个城市包在一重厚厚的带雉堞的城墙中间，在一定的间隔处设置有厚 重的、饰有大铜钉的结实大城门，上面是用砖瓦盖顶的城楼要塞。

　　我的办公环境最早是一个大四合院，曾经是满族贵族的住宅。我过上了“机关生活”，除了业务讨论，机关里，头等 重要的事就是聚在一起，政治学习。

　　我非常喜欢我的翻译工作，这样可以阅读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一部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文风，散发着自己特别的味道 ，蕴含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各个方面，没有文化的根基，光翻字典，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给我最大帮助的还是凤子。我在翻译《水浒》的时候，她让我回家专心工作。有些字典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就问她 。比如说李逵这个人物，对于我这样一个美国人来说，觉得他很可怕，不认为他是英雄好汉。凤子就说，他是一个历史阶段的 小说人物，因为他恨那个不正义的社会,所以他是站在一个感情角度上打杀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这样一来,我就理解了。

　　沙博理一家三口在1962年搬进了现在居住的什刹海南官房胡同，他所住的四合院也许不是胡同里最豪华的，但无 疑是显眼的。显眼处就在于，他依然保留了老式的做法，将名字赫然贴在门铃上。

　　我住进这里第二年，申请成为中国公民。我的公民证有国徽和周恩来总理的签名。

　　我很怀念“文革”前的这条胡同。虽然那个时候还很落后，很破旧。那个时候，胡同里的人相互团结。郭沫若，郭老 就住在旁边。他和凤子认识，有时大家会一起相聚聊天。我早上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谁都认识你，有时冲你打招呼，问你吃了 没有。

　　小孩在胡同里踢足球，在除四害时，用苍蝇拍子打死苍蝇，然后放在洋火盒里，交给学校老师，老师凭他们的成果， 发金星，他们在胡同口一起比谁的金星多。一对小夫妻都要上班，小孩没人管怎么办？街道会有老太太替你管，你要上班走你 的，老太太会给小孩洗脸，喂饭，等大人回到家，水壶里都灌满了开水，蜂窝煤炉也烧好了。衣服要洗，可以送到街道洗衣组 。

　　虽然生活很苦，吃的是萝卜白菜，冬天有时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也苦，我也苦，没有比较，大家关系都非常好。现在 我反倒觉得不如从前了。

　　“文革”时，凤子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我们有几年被迫分开。我当时在机关，我们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我当 时觉得并不是党的领导真的要搞这么一个运动，一定是搞错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很多人觉得顶多一年半载就结束了， 因为它明明对国家有害，所以我想不会长的，就老等着。可是它就是那么长，一直错了10年。

　　我常说，“这十年幸好是宋江救了我。”我呢，特别喜欢《水浒》，它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有内容，思想也好，文字 特别好。里面的对话和现在的北京差不多，人物想法也很贴近现实。

　　中国人的另一面，说话拐弯抹角，过分强调保留面子，害怕面对冲突，这也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到老也没有学会 的。即使我做了多年的政协委员还是学得不太好。

　　《我的中国》写到1996年为止。那一年，凤子永远离开了我。回想起来，我们生活的时代动荡不安，其中发生过 很多复杂的事情，她又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我们曾有过争执，可没有争吵就不是夫妻了，只要我们是真的爱着彼此。

　　其后12年里，书以不同版本出版，我现在还在啃老本，不断地出版《我的中国》英文版，并将它译成中文出版。这 12年里，不光是北京，就是整个中国都在发生变化。变化总要一分为二来看。就拿我所住的这条胡同来说吧，它现在成为了 一个旅游景点，每天有三轮车载着游客，跑来跑去。一方面是好事，但另一方面，这些车夫们，将车踩得那样快，也会影响到 居民的安全的。

　　总之，现在中国的物质文明是上去了，但精神文明却落后了，官僚资本主义、贪污腐败，罪行每天都可以在报上看到 。对此，我十分忧虑，但我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党，还是很有信心的。我已经老了，但我希望我们的后代都能幸 福地生活。

　　(部分文字节选自《我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