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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珊珊 发自宁夏固原
禹萍常常在想,如果没有遇到那位男教师,没有夏令营,没有那些吵闹与抗争,她会在哪里,将做些什么。
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的一个小村庄,禹萍正安慰一群考砸了试的孩子,她的身份是平安希望小学的一名教师,听 起来还是渺小,她却常常为此感到自豪。
“大家不要灰心,已经比上学期进步了很多了。”禹萍面带微笑,穿梭在学生当中。第三排的高个子女生显得沮丧, 低声说,“我又让老师失望了。”不久前,她觉察老师因为成绩不理想而心情低落,下了课便追上禹萍,一脸认真地说:“老 师,我下次一定考好,为班里争光,为你争光。”
一名男生摊开试卷发呆,作文题目是:给老师或同学的一封信。他从一件小事推论禹萍是“温柔的老师”,“有一次 作业我没写成,被老师查出来了,我就说没本子写,骗了老师。老师却把她的钱给了我让我买一本……我回家取五毛钱还她, 她也不要。”另一个男生调皮地朝我眨眼睛,他说考得不好,也不喜欢读书,但他还是给禹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激信并表 达自己的进取心。
女生在作文中对禹萍这样说:“我知道你是费好大劲才把我们教到80分的,现在马永强也考了75分,你是我们班 最伟大的老师。”
马永强确实进步了。以前他考试不及格,挨批评时,总想着趁禹萍不在,把她家的玻璃打烂。但后来还是取消了这个 念头,因为“她没有怨我,课堂上总叫我回答问题,让我读课文”。
第一排的罗娜睁大眼睛看着禹萍,聚精会神地倾听她的指导。这个女孩的短期梦想是上北京看奥运会,因为那能使她 “抬得起头,在村里比别人高一个层次”。她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乡村教师,因为“城里的小孩娇生惯养,不好管,让老师太 辛苦了”。尽管她从未接触过“城里的小孩”。
禹萍实际上还是有些头疼,“这个班底子不好,之前总是频繁地换老师,那些分配不了的师范毕业生来了又走。他们 上四年级时,二三年级的知识很多不懂,写出来的作文你完全看不明白。”她说,去年没人愿意接下这个“出不了好成绩的班 级”,最后她主动要求担任班主任,“我喜欢挑战,想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把他们带好。”
她利用课余时间帮他们补习;学生不交作业,上完七节课后她就留在课堂,陪着学生完成;她带他们看篮球赛、玩游 戏,鼓励学生把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于是,“作文能力提高了,成绩也从全乡最后一名上升到倒数第五。”
“同学们,下学期一定会考好,有没有信心。”。
“有!”
应声清脆响亮。
梦想的起源
2002年12月12日 星期四 阴
天冷极了,这次的感冒却一直缠着我,早晨打完吊针以后,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迷迷糊糊地听见好像有人在喊“报 告”,我睁开眼,仔细一听,确实有人,我说了“进来”,没有动静,又说了一声,只见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连进来十几个 同学,他们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肯站在最前面,我说了声,“怎么了?你们有事吗?”……禹雷雷突然掏出鸡蛋,其他同 学也拿出饼干,馒头……泪水夺眶而出……
2003年5月21日 星期三 阴转晴
今天,我做错了一件事。禹小兵迟到了,我不分青红皂白就批评了他。下午,他交上检查,我才知道原来他妈生病了 ,他是为了买药而迟到的。为什么我不给他解释的机会,为什么我要冲他发火,当时他会多么委屈,心里多么难过……明天我 一定要向他道歉。
2006年4月27日 星期四 大风
夜深了,我没有一丝睡意,反而很兴奋。刚批改完学生的作文,这次作文比前几次进步多了,连王双保的作文我也能 读明白是写一件什么事了,真让我高兴……
禹萍的日记本记录着10年教师生涯中的每一次过失、每一次收获和感动。她说她对这份工作充满热爱和感激。
她回忆起小学时候的一位男老师,“我现在之所以做老师,就是因为他。那时候觉得老师,什么都懂,很神奇,而那 老师对我们也很平等,像朋友一样。我十分崇拜他。”
每一年夏天,那位老师都要举办夏令营。她参加了三届,四年级的一个晚上,天忽然下起了大雨。“老师很镇定,让 我们不要慌,在帐篷里避雨。”
雨实际只下了十分钟,这一件事描述起来微乎其微,十多年过去了,却依然在她心中留下极为深刻、难以名状的感觉 。她常常想起他,内心感到温暖。他使她产生当老师的强烈愿望,有了反抗的勇气。
作为一名乡村姑娘,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关于上学,她闹过两次。
“小学完后,母亲说:‘初中就不要念了,女孩子会几个字,坐车会认得路就行了。’可是我和妹妹要念,就闹。中 学开学两星期后,终于让上了。初中有300多学生,女学生很少,我们村里就只有我和妹妹。当时很多村民笑我们家。
另一次是念师范中专。学费也不便宜,开学时要交460元,家里舍不得这笔钱,认为女孩子迟早要嫁人,那将是一 笔失败的投资。我就天天呆在家,什么也不干,我对妈说:“你让我念书,以后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妈只得让步,我成了全乡 唯一读了师范的女孩。”
现在,禹萍不仅是优秀教师,也是村里的女性的榜样。出来工作以后,她改变了村里对女性的看法。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1998年,我如愿成为一名教师。当时工资是274元,四个月下来,我拿到1000多块 钱。我多高兴啊,见到人就喊,我有钱啦!我给妈妈买了一对金耳环,她是村里第一个戴上金耳环的妇女,很高兴,到处传播 。大家终于看到养女娃的好处,思想也慢慢开通了。妈妈内疚地说:‘当时我们都不懂,幸亏你闹了。’”
现在,她的工资涨到1240元,她觉得挺满足,尽管必须省吃俭用,不吃肉,一件衣服穿上好几年。别人劝她换轻 松点的工作,她却觉得这职业比其他行业都有意义。
艰难选择
作为当地的知识女性,她不乏追求者,“当时乡政府的,做公安的,许多有位置的人都找上门来。”她考虑了很久, 还是想找个“搞教育”的对象。她觉得,唯有同行,才能全心全意地理解,支持她的选择。后来她嫁给一名老师,生下一个儿 子,分居两地。对这个家庭,她感激,也愧疚。
他确实生气了。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医院。乐乐看见我,把头扭向一边;他一句话没说,只是盯着我看。我不知说 什么好,只是走过去,轻轻拉住孩子的手。沉默了好一会,他说:“就你是老师!”我没有说话,却能体会这句话的分量,孩 子发烧39度多,而我却没来及赶回来。接到电话时,我正在给学生测验,一直等到收完最后一个学生的试卷,我才回家,他 能不生气吗?婆婆说:“你咋就这么忙呢?”……我深深知道,我欠丈夫太多了。
这篇日记写于2006年6日12日,那个时候,乐乐还未满一岁。禹萍在儿子出生后90天便离家返校,每月花3 00元请人照看孩子。赶上“普及九年义务”检查,她一到周末就整理档案,一个月才能回一趟家,仅在路上就要折腾七个小 时。
有时,她也质疑自己:“我是咋了,做老师做成这样?”
固原夏天的傍晚很凉快,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禹萍带我走访学生,一路上,她向我描述每个学生的特点、家庭情况 ,谈往事,聊家庭生活。她总会突然尖叫一声,那时她准是看到三岁的儿子独自跑过公路,或是拿起木棍追打着小狗。
乐乐学会走路后,她便把他带在身边。禹萍走到哪,儿子就跟哪,她上课,他在教室外溜达;她批改作业,他静静坐 在一旁,偶尔也懂事地说:“我自己先睡觉,不吵你。”
家庭和学生,于禹萍,永远是天平的两端。2006年4月18日,一个多云的日子,乐乐病了,她给孩子打完吊针 ,匆匆赶回的学校。学生早已归家,傍晚的校园格外宁静,她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宿舍,泪如雨下。当天,她在日记中写道:
作为母亲,我多么不称职,连他生病了我都照看不了。我不知道孩子会不会怨我,可能不会,因为他太小。孩子的哭 声又响在我耳边。“乐乐,妈妈对不起你,还有好多孩子在等着妈妈上课,妈妈走了,两个班就要停课。”常常这样自我安慰 ,我不能耽误孩子们,他们一生的命运就掌握在我手里。如果当时我的老师没有这样尽心尽职,今天我也不可能成为老师。作 为老师,我们干的确实是良心活。
身为妻子,我不能照顾他的衣食起居……他每天奔波于家里和学校,多想分担一些,可地处两县,没钱没权,调动工 作简直想都不敢想……如果当时没和他结婚,至少他现在不用那么累,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给我力量 的是学生……真希望永远和他们呆在一块,夜晚永远不会来临,这样,我就永远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