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晓/深圳报道

　　丢了孩子的家长们还建起了QQ群，相互鼓励、找线索。此外，在深圳、东莞、郑州等地，民间的寻子联盟也相继成 立

　　8月4日，家住深圳市白石洲的孙海洋跟以往一样，在凌晨1点左右起身做包子。打开屋门，他习惯性地四下张望， 想着自己的儿子会不会突然出现在门口。2007年10月9日，年仅三岁的孙卓被人贩子拐走后，孙海洋便养成了这样的习 惯。

　　这一次，他又失望了。

　　孙海洋的包子铺自2007年11月起，就改头换面成了寻子店。门口招牌上黄底红字，写着“悬赏二十万，寻儿子 店”，旁边的木板上、树上，贴满了孙卓的照片和寻人启事。

　　近一年来，卖包子只是这家人的副业。

　　继孙海洋的寻子店后，深圳的彭高峰、广西藤县的黄佩云、陕西西安的余辉也用同样方式找起了孩子。此前，民间自 发的救助方式还包括寻子扑克、宝贝回家网站及广东东莞、河南郑州等地的寻子联盟。

　　掉了的孩子

　　孙海洋把孙卓的被偷和自己2007年10月8日的一个梦联系在一起。

　　梦里，一家人围坐着吃年夜饭，可发现少了孙卓。孩子的奶奶问了句，孙卓呢？旁人告诉她，被人贩子偷走了。全家 人听了似乎没什么反应，继续吃饭……

　　次日晚7点20分，噩梦成真。

　　“那天吃过晚饭，我躺在床上想睡会儿，孙卓说要到外面去玩。我没同意，但他还是出去了。”孙海洋迷迷糊糊睡了 50分钟后，被妻子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告诉我说，孩子掉了(丢了)，被人贩子带走了。”

　　惊恐的孙海洋疯了一样在白石洲的大街小巷里飞奔，没有人知道这个男人在做什么。

　　此后发现的监控录像里，本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身着白衬衣的中年男子，把一辆玩具车摆在花坛上，穿黄 色校服的小男孩没有理睬。男人很老到地将玩具车往前挪了挪，摆在离孩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男孩迟疑了一下。来回了七八 次后，男人带着孩子消失了。时间定格在8点22分。此时，男孩手里多了一个新鲜芒果。

　　孙海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孙卓不怕人，碰上老外都敢上前说话。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是这位父亲极力培养的。 “我当年到了七八岁了还不会出去买东西，见到生人不敢说话，跟傻瓜一样，我不想让孩子走我的老路。”如今，孙海洋认为 这恰恰害了孩子。

　　出生在湖北监利的孙海洋从小过的就是苦日子，为改变命运，他辗转于武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生意，最终选定 在深圳开包子铺。把家安在白石洲，也是看准了隔壁的沙河中心幼儿园，想着孙卓上幼儿园方便。

　　但这种“方便”，孙卓只享受了两天。

　　丢了孩子，整个家都垮了。孩子母亲一提儿子就掉眼泪，人瘦了十几斤。70多岁的爷爷奶奶连夜从老家赶到深圳， 到派出所给警察下跪，时不时跑到潮汕一带的幼儿园挨家找孩子。

　　“我妈这一年老了好多，一有工夫就举着牌子到闹市区，跪在地上，让人家帮着找。”孙海洋说。

　　家里到处都留着孙卓的影子。常骑的自行车摆在门口；小盒子里放着一缕梳得整整齐齐的小辫子，那是孙卓的头发； 柜子顶上放着一大包孙卓用过的东西、玩过的玩具……孙海洋说，别人劝他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但他坚持留着，“要是哪天孙 卓找回来了，这些东西他还得用呢。”

　　最让孙海洋难以接受的，是隔壁沙河中心幼儿园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个声音让这个34岁的男人难以承受，但他 不敢搬家，他怕万一有一天孩子回来了，找不到家。

　　寻子的艰难

　　孙家发了霉的墙上贴着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广东地图。角落里摆着几箱子寻人启事和孩子的照片。孙海洋 说到激动的地方，会站在地图前不停地比划。他怀疑孙卓被卖到了潮汕，怀疑人贩子是四川人，他最远的一次找孩子找到了宁 夏……

　　几乎与所有丢孩子的家长一样，孙海洋在孩子丢失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10民警把孙带到派出所，说让他去 报案。孙海洋到现在都有些困惑：“110民警为什么当时不赶紧去追？”

　　到了沙河派出所后，对方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再说上面有孩子丢失不到24小时不立案的规 定。孙海洋认为这种事根本不能照规矩，“24小时后，人早就带跑了，上哪追去？”但公安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孩子有可能 是走失的，如果两小时后自己回来了，岂不是会浪费大量警力和财力。

　　后来的监控录像显示，孩子是在8点22分离开的，这让孙海洋更加气愤，“我8点40报的警，报警的时候，他们 应该还没离开白石洲。”

　　10月10日一大早，孙海洋和家人又来到了派出所，对方说没到24小时，不能立案。于是孙海洋去电台广播，在 报纸上贴广告。

　　24小时后，案子立了，但没警察来现场。

　　那几天，孙海洋每天都会在距家门口30米远的十字路口的大石头上坐一会儿，琢磨人贩子会把孩子带去哪个方向。 坐到第六天，他想到会不会有监控录像，于是赶紧请人调了出来，拿去派出所。家人跟着一起过去，又是一通下跪。

　　终于，案子得到了沙河派出所领导的重视，要求“立刻办理”。但没多久，警方又以“案子很棘手”“太忙”为由， 搁置了下来。孙很难理解，监控录像都有了，怎么就破不了呢？

　　孙海洋只得自己再找线索，寻人启事就写了十几个版本，寻子店也在2007年11月开张，悬赏金额一再加大。到 现在为止，已经有1000多个人给他打过电话，但“多半都是骗人的”。电话中，有模仿孙卓声音的，让大些的孩子掐着鼻 子，歇斯底里地叫着：“爸爸，快来救我，他们打我！”也有模仿人贩子的，压低了嗓子说：“你把我的照片到处贴，我现在 都不敢出门了。干脆拿30万来，人你带走。”

　　孙海洋现在做的除了上访，就是守着寻子店。过去不迷信的他，如今找白石洲一带十几个算命的帮着算过，“人家都 说能找到，听着我心里也舒服点儿。”

　　民间在行动

　　30岁的湖北潜江人彭高峰是通过一个叫“宝贝回家”的网站认识孙海洋的，他的儿子彭文乐在2008年3月25 日被人抢走，时间同样是7点半左右。

　　相同的命运让两家迅速建立了联系。作为“过来人”，孙海洋给彭高峰支了两招，一是去派出所下跪，二是找监控录 像。

　　第一招似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报案13天后，警察才到现场。”彭高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第二招倒很有效，街上六个监视器拍下的镜头，让乐乐的家长撕心裂肺。这名人贩子显然对地形并不熟悉，他扛着孩 子跑过了不少街区。镜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孩子不停地挣扎，哭喊。最终，乐乐挣脱了人贩子，却摔倒在地。此时，一辆大 巴刚好开过，人贩子夹起孩子，跳上了车……

　　“警察来了之后，找到了大巴司机和乘客，挨个问。可都过去13天了，谁还记得？”乐乐的妈妈熊依妮告诉《瞭望 东方周刊》，现在警方倒是比最初重视多了，但再想查已经很难了，“如果及时出警，应该还能找到不少线索。”

　　学着孙海洋，彭家经营的电话亭也挂上了“寻子店”的招牌。彭高峰的工作是跟着警察出门找线索，电话亭则由家人 看着。7月中旬，彭高峰因肾结石住进了医院。出院没两天，到了7月28日，他又跟着民警到潮汕找线索去了。

　　彭高峰此前身体一直很好，背着乐乐上六楼，一点儿都不累。可如今，他一个人上六楼都有些困难。

　　熊依妮说，她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丈夫身上，“他只要出去了，我就觉得能找到孩子。他会直接把乐乐带到我面前， 给我一个惊喜。”

　　但显然，“惊喜”不会那么容易降临。7月30日，本刊记者接到彭高峰从潮汕打来的电话。他表示，难度很大，一 家一家查户口，如同大海捞针。于是他到镇上去转，希望能碰到乐乐，但发现根本不可能。

　　彭高峰家里藏在柜子里的一本相册上，记录着乐乐三年来的成长过程。孩子刚出生时还很胖，以后越长越秀气，眼睛 大大的。“我们就是为孩子，才买了相机，没想到只照了三年……”瘦到只有70多斤的熊依妮一说眼泪就下来。

　　这位母亲告诉本刊记者，她常梦到儿子，“其实只要知道儿子现在过得好，哪怕不能回家，我也能踏实了。但可能的 后果太多了，想都不敢想。”

　　孙海洋和彭高峰更愿意通过网络寻求帮助，一个叫“宝贝回家”的寻亲网是他们常上的。丢了孩子的家长们还建起了 QQ群，相互鼓励、找线索。此外，在深圳、东莞、郑州等地，民间的寻子联盟也相继成立。

　　莫金昌就是通过自发的寻亲渠道解救出来的。2007年12月10日，他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抢走时，才一岁半。

　　同样在求助警方无果后，莫金昌的父亲莫善敏向媒体发出了求助。2008年初，宝贝回家网的负责人称，在河南南 阳发现了一个孩子，很像莫金昌，并说人贩子抓到了，是个叫陈杰的潮汕人，他也招了，说孩子确实是在深圳抢的。由于没得 到深圳警方确认，孩子被送到了当地福利院，取名为党虎。

　　莫善敏也在之后看到了孩子的照片，确认是小金昌。

　　国家力量缺失

　　孙海洋说，每找到一个孩子，他就觉得还有希望。但民间力量终究薄弱，它只是寻子家长们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如 果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规划，甚至可能酿出更多悲剧。

　　2008年1月1日，《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正式实施。该计划提出，建立 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公安部为牵头单位。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反拐工作的指导文件，此行动计划 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领域。

　　深圳市公安局打击拐卖儿童专案组应运而生。据了解，截至目前，该专案组共解救出来八名被拐卖儿童。

　　但在家长们看来，公安机关的力度还是太小。有些案子报了几个月，一直没立案。“再等等”“给催催”这样的字眼 ，让父母们难以接受。《南都周刊》2006年9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历年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失踪儿童 中，经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被找回。

　　7月30日，本刊记者以寻子家长的名义进行暗访时，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刁广东介绍说，现在他 们已经出动了大量的警力，“我们专案组固定有20个人，原则上是不出差的，可现在八九个人都在外面跑着帮你们找孩子。 我们现在在潮州找一些可疑团伙挨个调查，工作量很大，这些你们都看不见。只要你们的孩子找不出来，我们干什么也都没用 。”

　　刁广东透露，在2004年，震惊深圳的“9·09”草埔特大拐卖儿童案后，深圳市的被拐卖儿童数量呈下降趋势 ，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人士私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种案子10个有1个能破就很不错了。

　　对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宽容”，也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人口买卖行径。

　　现行法律中，只要拐卖儿童的买主不妨碍司法机关执法，或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就可免于刑事责任。对此，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尺度放得有些宽，“实际上，有些买主是主观恶意的。他明知道孩子是卖的，还要去买，从严格 意义上来说，也构成了拐卖行为。如果不从买方市场控制，就不可能完全控制。”

　　广东潮汕地区就是个庞大的买方市场。全国人大代表、罗湖区消费者委员会主任科员杨剑昌曾在这一带进行过调查，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被盗抢的孩子90%都是男孩，买去为了传宗接代。在当地，如果一家没有一个男孩，会被别人看 不起。有的即便有了儿子，也会再买一两个，他们相信“多子多福”。

　　孙海洋说，他曾到过一个广西人的家里，一家四个小孩，三个是买来的。在当地，只需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上一个户口 。

　　很多孩子亦被转手多次。杨剑昌透露，一个马仔花两万块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孩子，几次转手后，很可能卖到七八万 。暴利让一些做小本生意的人趋之若鹜，“女孩则便宜得多，基本上几千块钱就会出手。有些人贩子把女孩当男孩抱走后，发 现抱错了，可能半路就会把孩子扔掉。”

　　在他们眼里，孩子就是“货”，有人负责“进货”，有人专管“验货”。

　　此外，对人贩子的惩处也显得有些“宽”。全国妇联和公安部联合起草的《关于沪、苏、鲁三省市除“六害”情况的 调查报告》显示，“山东高唐县一治保主任一年抓获人贩子150人，但检察机关一审查，这些人贩子或只具备拐的情节，或 只有卖的情节，故认为构不成拐卖罪，全都释放了。”

　　建立救助体系

　　王大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理想化的失踪儿童救助体系，应该是公安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的救助体系，“ 失踪儿童的根源在于社会，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并且以此力量为主。丢了孩子去报警，对不对？对，但收效甚微。所以要辩 证地看，一是要找公安机关，二要靠社会救援，三要调动人民群众自救。”

　　这种说法在社会学家看来则有推诿之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拐卖 儿童属于犯罪，公安机关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也向本刊记者指出，社会这个层面太过庞大，很 多事情的根源都可以归因到社会，“但社会总得有人来出面吧，所以应由政府出面，由公安机关出面。”在他看来，比较理想 的状态应该是由政府主导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负责的、制度化的救助体系。

　　一个多月前，杨剑昌上书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失踪儿童基金会，通过专设的互联网DNA数据库统计失踪儿童和寻儿 父母的DNA，对其进行比对来寻找失踪儿童。

　　深圳市龙岗区义工联常务副秘书长郭流昌则表示，作为志愿者组织，他们很愿意加入到寻找被拐卖儿童的队伍中来。 “公安部门完全可以和NGO组织合作，单深圳就有54万名义工，一旦行动起来很了不得。”郭流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如果把失踪儿童的救助用“希望工程”的模式做出来，会起到很好效果。

　　“看好孩子”是王大伟认为最重要的方式。“比如教孩子不和陌生人说话，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从英国传过来的， 很多拐卖行为都是由说话开始的。再比如给孩子做身份识别卡，这是澳大利亚的方法，卡片上留有孩子指纹、血型、生育特征 ，这样即便丢了，也好找一些。再一个，就是家长要提高警惕，人防不如心防，别总觉得这种事情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孙海洋就是“总觉得这种事情不会落在自己头上”的人。事情发生后，他设想出不少如果，“如果我没来深圳，如果 我那天没睡觉，如果我当时找对了方向，如果……”

　　但如今，他只能留在深圳，在绝望中继续等待他的儿子回家。尽管，他恨透了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