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芳 在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座黄色建筑里，时间像钟摆一样来回穿梭：

　　半个世纪前，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坐着个穿蓝色棉袄的男孩，不远处是大人们春耕的身影。而就在下一刻，同样的地方生长出“鸟巢”、“水立方”和奥林匹克公园。

　　一百多年前，一个兰姓大汉从山东恩县向北逃到京城，正巧遇上为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女儿修建坟墓，便以修坟人的身份定居下来。而作为其第七代后人，兰代龙5年前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农家小院，搬到距离故土5.22公里之外的楼房里。

　　五百多年前，明朝的工匠在一片洼地里修起一座龙王庙，从此成为附近村民烧香的主要场所。而在这个夏天的北京，这座更名为“奥运村村长院”的地方接待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美国总统布什等各国贵宾……

　　在这座“洼里博物馆”，随处可见世事变迁。变迁的起点是在2001年7月13日，北京取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为了修建奥运村，位于朝阳区西北边沿的洼里乡开始整体搬迁。截至2007年，洼里乡共关闭148家企业，拆除3974户房屋，迁移了23000人口。

　　这个拥有500多年历史的乡，彻底在地图上消失了，并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记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洼里农民自己投资的博物馆开馆。在这座用木板和石块搭建的房屋门口，写着这样的文字：“洼里人把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把说也说不清的亲情，把数万洼里人和自己的事业……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奥林匹克。”

　　儿孙们，还会记得洼里吗

　　一个周三的下午，博物馆有些冷清。偶尔有三两个观众，都是来附近饭馆吃饭路过的。解说员兰代龙坐在木椅上，默默喝着绿茶。但一听到要聊洼里的历史，他立刻来了精神。这个56岁的中年人从抽屉里拿出不锈钢教鞭，大跨步走进一个标为“洼里形成厅”的展厅。

　　在大约20平方米的空间里，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黑白照片。“这是曾经的洼里，自然风景特别美。”他指着其中一张图片说。只见一条散漫的小河旁边，长满了芦苇，远处依稀可见两户砖瓦房。

　　在村民杨德禄印象中，河边什么鸟都有，脖子上带红的“红点颏”，浑身像海水一样蓝的“翠鸟”，还有嘴长得像鹰一样的“户不拉”。他的哥哥杨德山则还记得，冬天的时候河面上全是水蒸气，“就像一条白龙”；而到了夏天，整个河沟里满是鱼虾，“拿着箩筐大把去捞”。

　　但这些记忆面对现实时变得支离破碎。今年8月中旬，他们十多人来到了奥林匹克公园。这块绿色公园的前身，恰好是祖屋所在地。

　　“什么叫面目全非啊！”杨德山说，“什么都找不着了！”几经辨认，他终于发现了老叔家的一棵杨树，孤零零地立在靠近北五环的一座小山的西南角。

　　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前夕，杨德山坐在位于京郊的一间写字楼里，禁不住哽咽起来。他现在是一家有200多名员工的企业的老总，刚刚结束了一场商务会议。

　　小他3岁的弟弟杨德禄对于故乡有着同样的感情。两年前的晚上，他在梦中遇到了儿时的伙伴“生子”和“四头”。两人提着十多把打鸟的夹子，大声喊道：“三哥，我们打鸟去！”

　　梦醒之后，他揉揉眼，发现自己哭了。“睡不着了，索性起来，在屋里、院里来回走，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建一个洼里博物馆……”杨德禄这样描述自己的灵感。

　　他们这辈中年人，难免担心后代对于故土的遗忘。兰代龙亲眼看见一幕，婆婆因为拆迁哭得稀里哗啦，媳妇则在一旁不停叫好。他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说，“这些破烂，早就该拆了”。

　　“儿孙们，还会记得洼里吗？”老杨有些惆怅。这成为他建立博物馆的初衷。

　　去年年初，十多名曾经的洼里乡干部和企业家聚到了一起，讨论建立博物馆事宜。在杨德禄的提议下，建馆地址选在了他开办的“乡居楼”。这座投资数百万元的农家庄园，搭建在距离奥运村18公里远的一条河边。

　　钱都是私人出的，尽管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本来该是国家出钱的事情”。

　　旧乡亲得知建馆的消息，有些人挤公交车把保留的老照片送来。“屋里的东西，需要什么拿什么，到时去合个影就成。”乡干部还把档案资料都借给杨家兄弟复印。

　　一些人私下里讨论起距离不远的大屯乡。1990年之前，这个位于北京城正北中轴延长线上的乡镇，拿出87%的土地用于建设亚运场馆及配套设施。

　　从没人想过要建大屯博物馆。这让洼里人很有些“优越感”，“他们该嫉妒了，那个时候，没人有这觉悟”。

　　2008年7月18日，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洼里博物馆在北京昌平开馆。200多名乡亲重新聚会。他们采取钻木取火的方式，用松木点燃了属于自己的奥运圣火。9个村民代表还像模像样地围绕在博物馆周围，做起了圣火传递活动。

　　谁有钱了不愿显摆显摆

　　事实上，早在1992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兰代龙等人就知道自己的家乡将和奥运挂上钩了。在那次申办之前，奥运公园和部分场馆已经确定落户洼里。当地人为此种下12000多亩的树林。它们构成了如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雏形。

　　讲解中，兰代龙往往会重点推荐一张照片。那是时任国家领导人到洼里奠基的合影。

　　但这种兴奋感随着申办的失败暂时消失了，更何况大家当时“并没想到拆迁那么远的事儿”。

　　在杨德山看来，当时国家的条件并不足以举办这样一场体育盛会。“经济刚刚起步，还没有什么给外人看呢！”洼里博物馆展示的同时期照片里，这个位于首都一隅的乡镇还是大片的平房，没有一条像样的柏油马路。

　　当时，杨德山正在忙于自己生产太阳能设备的九阳公司。1986年，杨氏兄弟借来2500元干起了个体户。哥哥做木工活、打家具、盖房子，弟弟做建材生意。随着资金积累，杨德山创办了九阳公司。

　　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是不可想象的。几乎同时开办私人五金店铺的姚永贞回忆，当时的公社主任指责自己“胡闹”。还有人前来奉劝，一旦再来场运动，首先“办”的就是“你这样的”。

　　“我们过去很穷，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姚永贞说。他出生于1941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场景是小时候没饭吃，挎着竹篮去挖野菜。

　　和兰家一样，一百多年前，姚家祖上从山东逃荒至此，碰上为那个名为“寿安固伦”的公主修坟。“修坟人有饭吃，有地方睡，还有工钱”，于是就此定居下来。屈指算来，67岁的姚永贞已经是第五代了。

　　但这样的生活只能勉强温饱，“也没有什么地位”。从修坟到看坟，他们守着3亩农田过活，偶尔还要出去打点零工。这成为姚永贞“铤而走险”的动力。这个原洼里乡汽配厂的工人，在1983年花700元开办了姚家五金加工铺。这是洼里乡第一家个体户。

　　北京亚运会之后，杨德山赶上了股份制的热潮。九阳公司创办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经历了洼里中学的校办企业和洼里乡政府的集体企业等各种身份。此时，这个“产权不太明确”的企业成为朝阳区首家股份合作制试点单位。

　　在杨德山语气兴奋的回忆中，在实行股份制那天，朝阳区“五大班子”的领导都来了。为了表示对新事物的支持，其中一部分人还拿出了一两千块钱入股。不过没过两天又退了回去，说是不符合政策。

　　杨德山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50%左右的股份。在随后的十多年里，这位精明的乡镇企业家成功地使自己的企业成为本地市场的领头羊之一。据他介绍，在北京市太阳能采暖的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中，九阳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

　　如今距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30年之久了。姚永贞和杨德山都成功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姚永贞的个体小铺早已发展为占地数亩的公司，固定资产也升至数百万元。他说自己终于享受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不再为生计辛苦奔波了。

　　最近的一个早晨，在位于昌平的两层小楼里，姚永贞坐在紫藤花架下，身旁立着4只孔雀。他穿着棉质的白色休闲服，头发用桃木制成的莲花簪子绾成髻，慢悠悠地剪着指甲。

　　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在这样的时刻举办奥运会真是“恰到好处”。“过去吃不上也喝不上，你让人看什么啊？”杨德山快人快语地说，“谁有钱了不愿显摆显摆？正好借着奥运会，全世界人都来了，在世界面前露个脖颈！”

　　这也许是中国人赋予奥运会独特意义的原因。对于那些并不关心体育的人来说，奥运会的意义超过了两周的体育赛事。它已成为中国人与中国经济发生巨变的象征。

　　正如杨德山所说，他为自己的祖国深感自豪，希望能够借助奥运会的召开，让世界看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