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洼里人可发了

　　“2001年7月13日，”刚刚还沉浸在怀旧气氛中，兰代龙的语调又变得高昂起来，他有板有眼地强调，“这是改变洼里人命运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消息传来，杨德山带着老婆、儿子和孙女开车绕了大半个北京城庆祝，一直到凌晨才回家。

　　同一个夜晚，农民那和利当选为洼里乡洼边村14队队长。一想到奥运会“要在咱家门口开”，这个祖上是正黄旗的满族人“别提有多高兴了”。

　　他们似乎都没有想太多随之而来的搬迁。直到通知下来，杨德山才意识到，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就这样要离开了。

　　但他没太多时间怀旧，而是忙着为企业重新选址。由于母亲住不惯楼房，兄弟俩就在昌平区的小汤山租了上百亩土地，造起了一处四合院。

　　作为干部的于文龙甚至有些狼狈。为自家丈量土地面积那天，他还在其他村子工作。慌乱之中，他骑摩托车赶回家，连占地面积都没来得及看，签完字就走了。

　　洼里博物馆里，兰代龙看着一张张老照片，有些遗憾地说，自己连一张老屋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在他看来，这场预料之中的搬迁，显得有些仓促，“甚至来不及留恋”。

　　不过，发放拆迁费的喜悦暂时冲淡了这种遗憾。据说，那天成为洼里的节日，农民们排着队去领钱。按照每平方米4000多元的补偿价格，再算上乡里的“家底分红”，“每家每户都有个上百万块钱”。

　　分钱的当天，洼里乡就有十几户农民攥着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到附近著名的亚运村汽车市场买回来十几辆汽车。面对如此之大的客户群体，汽车市场的管理部门还专门为洼里人开设窗口，从购买到保险等提供一条龙服务。

　　更多的人选择了房产。据说在天通苑等经济适用房的售楼处，随处可见来自洼里的乡亲。在距离奥运村不远的地方，兰代龙以每平方米4500元的价格，买下一套两居室。这套103.22平方米的房子位于第24层，楼下是一片修剪整齐的绿地。

　　“很多人都说，这下子洼里人可发了。”如今在奥运村地区办事处上班的于文龙说。

　　他认为拆迁改变了洼里人的生活状态。两万多名村民分散在北京市13个区，他们大多数在城市购买了楼房。之前只有10%的洼里人买了汽车，现在这一数字上升到70%。

　　“真真正正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式的‘社会主义’生活呢！”他笑着说。

　　但他话锋一转，表示“账不能完全这么算”。这个公务员以自己为例说，所谓的“巨额拆迁款”买了两套房后就所剩无几。

　　“这还是远郊区呢！”他扳着指头感叹，“比天通苑还远上好几站地！”

　　由于上班距离较远，他不得不又花5万元买了辆夏利轿车。除此之外，还要“莫名”支出水费、电费和停车费等花销。“对于农民来说，过去住平房谁花这些钱啊？”

　　令他唏嘘不已的还有“因富致贫”的故事。乡亲里传，有的家庭拿着大把钞票买房买车，在挥霍一空之后不得已又把房子卖掉，重新租房回到了农村。

　　对此，研究道学的姚永贞另有解释。“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他引用一句俗语说，“这就是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