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家地里找不到方向

　　兰代龙的妻子张桂荣把这种命数，看作自己新生活的开始。她去过丈夫工作的博物馆。其中的“乡土民俗厅”再现了40年前洼里人的生活场景：一间瓦房里，竹席铺成的土炕，铺着绣花棉被，中间摆着褐色茶几。

　　“我们的日子可比那苦多了。”这个55岁的农村妇女语速极快，“家具什么的都比那破。”

　　相较军人出身的丈夫，她一直在家里务农。自从1994年同样是农民的母亲身患半身不遂后，她又多了个照顾老人的负担。

　　杨德山表示，当时农民和城市居民，无论从社会保障还是物资分配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他托朋友找关系，把弟弟安排到城里的一家汽配厂工作，从而使其转成了城市户口。

　　根据拆迁政策，洼里人全部转成了城镇居民，一律给上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除此之外，男人从16~60岁、女人从16~50岁由征地单位安置工作；征地单位安置不了的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代为安置工作。

　　“这意味着许多人不再失业。”有人羡慕地说，“如果恰好赶上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更好了。”

　　那和利被任命为北京新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商贸分公司经理，负责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里的服务区。他所在的14队的村民，除了退休和自愿择业者以外，剩下的824人全部安置在奥运工程承建公司新奥集团下属的各个部门。他们开办了平价超市、医院、露天放映场、图书室、大食堂，还做奥林匹克公园南区的绿化管理工作。

　　于文龙从乡干部变成了国家公务员，据说收入比过去“改变了不少”。不过，工作相应也更忙了。就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当晚，他作为奥运村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科员，加班到深夜。

　　杨德山倒不在乎这些。他还开玩笑说，自己因此吃了大亏——由于过早转成城市户口，他的家人减少了乡里“家底分红”的收入。

　　张桂荣因此每个月多出700多元退休金。她穿着时髦的短裙，用与过去彻底告别似的表情说：“不用再穿打补丁的衣服，也不再过苦日子了。”

　　她几乎把新居布置成了公主的城堡：瓷砖是蓝色夹杂黄色的碎花图案，窗帘是充满温暖的橘黄色，桌椅套上带有蕾丝花边的垫子，柜子涂上鲜红的油漆，家具贴满了卡通贴纸。

　　这个没有太多文化的女人甚至不放过任何细节。靠近煤气灶的插头烧坏了，她把垃圾斗涂上红色，然后用它来遮盖。

　　“我这不是补偿童年的遗憾吗？”张桂荣扎着两条麻花辫子，地板上摆满了艺术照片。照片上，她或者穿着红色的旗袍，或者穿上高跟皮鞋，笑吟吟地面对镜头。

　　和她一样，这个国家也为奥运精心做着准备。距离这座“城堡”7.58公里的地方，就是“鸟巢”和“水立方”。在张桂荣的童年记忆里，那里过去是一大片荒地，“都没人上那儿玩”。如今，站在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面前，她惊讶得连方向都无法辨认。

　　这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并不知道，这些巨变的背后是近3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投入。这比迄今为止其他任何奥运会主办国投入的资金都要多。然而分摊到中国13亿人口头上，每个人只有差不多230元，还不到2007年中国人均年收入的2%。

　　串门，遛弯儿，一起晒太阳，都成了记忆

　　这个炎热的下午，兰代龙迎来了第一拨儿客人。领头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穿着白衬衣，刚刚从“乡居楼”吃饭出来。

　　当被问到对这个博物馆有何看法时，这个来自河北的生意人说：“能有啥看法？国家让你拆，还能不拆吗？”

　　显然兰代龙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随后和记者的交谈中，他反问道：“没有国家，能有我们个人吗？”他认为正是国家的征兵政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72年，从部队转业后，他考取了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后来被分配到洼里中学担任体育老师。

　　“国家考虑的问题，作为个人只能无条件服从。”姚永贞有些无奈。作为看坟人的后代，他在数十年后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拆坟行动，眼瞅着祖辈看管的宫殿，被一砖一瓦地夷为平地。

　　杨德山则联想到6年前国外考察的经历。在法兰克福下飞机，他们一行三人和接待者失去了联系，又不懂外语，只好在机场呆了一宿。谁知半夜来了警察，把三人抓进了警察局。

　　“他们手拿着枪，就那么指着我们，挺吓人的，把我们当做恐怖分子了！”杨德山说。当时恰逢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不久。

　　而如今，他听说在这个欧洲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已经有了中文的标牌和信息广播。“那可不，去的中国人多了，这些自然也都有了。”他认为这正是国力强大的表现。

　　他认同个人无条件支持奥运会的观点。“这以后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都不一样了。那些做生意的可能这两天受了点损失，但要往远处看，现在你的东西值三毛钱，过后可能就值三毛五了。”

　　他的侄子、杨德禄的儿子杨宏以不同于父辈的方式观察着奥运会。这个出生于1980年的年轻人，认为这场体育盛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契机，也是加快发展的一种方式。

　　从外电的报道中，他发现许多人改变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其中一篇甚至提到，他们原先以为中国运动员不分日夜地训练，都要下苦功夫背《毛主席语录》。而现在，他们由衷地赞叹“中国青年一代非常优秀”。

　　在“水立方”观看4×100米混合泳预赛时，他也看到在中国队不参赛的时候，观众们也做出了最好的表现，比如不失礼貌地为运动员鼓掌。

　　根据尼尔森公司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后对16个国家的观众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七成受调查者表示北京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现代，科技也更发达。

　　“但还是故土难离啊！”杨德山用手捂住了脸。

　　拆迁那天，兰代龙静静地把钥匙交给工人，嘱咐对方等他走远了再动工。“我不想听到自家房子被砸的声音。”他解释说。

　　杨德禄在自己的庄园里摆满了母亲洗衣用的棒槌、爷爷推磨用的碾子等农具。这位被下属评价为“极其恋旧”的老总，把厅房也用过去洼里乡的村名来命名。

　　2007年8月1日，洼里乡在原来的关西庄村队部进行了最后的家底分红，这也是全体村民的最后一次集会。

　　“原来村里盖房，每家每户都去帮忙，还拿去面、酒、馒头。婚丧嫁娶，村民都聚在一起。串门，遛弯儿，一起晒太阳喝茶的老人，都成了记忆。乡里乡亲，已难有相互的音信了。”兰代龙坐在博物馆里感叹。

　　2004年4月，洼里乡更名为奥运村，并成立了“奥运村地区办事处”。这座拥有6个行政村和22个自然村的乡镇彻底消失了。

　　可能不知道洼里，但肯定记得奥运村

　　正当兰代龙伤感地回忆往事时，整个国家沉浸在百年盛事的欢喜之中。打开各大门户网站，有关奥运的新闻报道始终挂在首页。媒体总是用“完美”、“壮观”等词语来形容这次体育大会的成功。

　　“但洼里的位置呢？”有人担忧。于文龙却是坚定的乐观派。他打比方说，之前人们不知道大屯，但都知道亚运村；以后人们可能不知道洼里，但肯定记得奥运村。

　　不过这个宣传干部随即承认，如果没有洼里博物馆，下辈人恐怕很难记得故乡。他自己30多岁的儿子就常说：“早就该搬到楼房住了。”

　　这天下午，一对中年夫妇来到洼里博物馆参观，但他们的儿子并没有同行。这对曾经的洼里村民无奈地说：“他跟我们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

　　相对于长辈的依恋，杨宏这代年轻人显得十分理性。最初，杨宏对这块土地的定义不过是“奶奶住的乡下”。虽然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提起来在河里捉泥鳅，到麦田里捉迷藏的往事，这个身高184厘米的年轻人脸上会露出一抹童真的笑容。

　　但他会接着说，“人不可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2002年年底，杨宏远赴爱尔兰克兰大学读书，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在原先的人生计划中，他将成为一家知名外企的软件工程师。

　　但父亲开办博物馆改变了他的计划。他被召回国打理博物馆事宜。一同回来的还有妻子罗莉·赫利(Lorraine Healy)，这个爱尔兰媳妇为此辞掉了一家大型超市的工作。

　　“她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杨宏说。据他说，爱尔兰是个非常注重历史的国家，无论是建筑民居，还是传统民俗，他们都一一保留。

　　杨宏开始了解家乡的历史。华表、石碑和寺庙……洼里乡的每处古迹，他都能张口来段故事。除此之外，他还对老人们进行访谈并整理录音，为博物馆提供文字资料。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过去。”这个年轻人现在习惯于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和大多数向往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不同，杨宏开始迷恋田园风光。他的办公室就坐落在一片菜地里，推开窗户能看到整排的杨树，偶尔有喜鹊落在上面。不远处是个人工水池，一群白鹅悠闲地游弋。

　　杨宏说，洼里博物馆也会保持这种淳朴的乡土风格。目前，博物馆每个月的开销在一万元左右。但他说博物馆将会是公益性质的，并不会对外收费。

　　博物馆开馆那天，作为主持人，杨宏特意选取了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小号曲作为背景音乐。

　　此后陆续有人参观，大部分是过去洼里的乡亲。不少人带着儿女和孙辈前来，希望不要忘记老祖宗的历史。

　　很多人是第一次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这其中包括杨宏不到一岁的女儿杨欧亚。她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每隔几天，罗莉·赫利就推着暗红色的婴儿车，给她讲爷爷的爷爷的故事。

　　这天下午，杨欧亚打扮成小老虎的模样，又来到爷爷开办的博物馆里。“这是爸爸的奶奶用过的纺车。”爱尔兰妈妈一脸温馨，指着角落里满是灰尘的物件，用英语说。

　　在这座时间穿梭的建筑里，混血小女孩挥舞着小手，咯咯笑个不停，声音传得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