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此书“曾在韦力家”

　　—— 一个民间古籍收藏者的悲喜忧乐

　　太少的人喜欢古书这样的曲折美,而当今热爱它的知识分子又普遍显得较为清贫

　　他被人称为“中国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而他线装书样式的名片上对自己的介绍是“藏书爱好者”。

　　他藏有古籍8000余部,7万余册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200余册,宋元递修本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 0部、300余册。明刊本1200余部、一万余册。皆按传统的经、史、子、集排序,再结合年代、版本分类收藏。

　　在天津,他拥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西苑书楼”,近百个大书架陈列其中;在北京,他先后购置了总计超过1000 平方米的空间,为的是给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们建立新居。

　　他叫韦力,别号“芷兰斋主”。

　　一次某位前去他家做客的生意人见他一屋子旧书,脱口道:“你这里有这么多烂纸啊!”韦力心有所触,遂把“烂纸 ”二字颠倒过来,取谐音“芷兰”,作为自己书斋的名号。

　　2008年6~7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近400件展品来自国家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 图书馆,仅有一部来自民间,即韦力的藏品辽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

　　这些展品是从我国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2392种古籍中遴选出来的,此名录中亦仅有两部属于私人收藏 者,韦力的辽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之外,另一部是贵州民族学院潘朝霖收藏的《九星诵读》水文古籍。

　　“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典藏吏,有些珍贵的典籍流传了几千年,我不过是其中的一环。”韦力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 的专访时,显得格外内敛,对自己几十年得来的成就,他不断表示“只不过很多机会加在我头上了”。

　　一张旧报纸打开的收藏人生

　　“有时候人做了什么,事后容易归结出很多原因,但实话是:不知道。它就是一种癖,喜欢而已。”韦力说,藏书的 原因可以说是自己爱书又恰巧有能力买书,也可以说是想为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尽一点点个人能尽的力量,但最内心的 原因,“不过是真情流露”。

　　韦力生于1964年,9岁的时候,他已经显露出对收藏的爱好。那时没人给他指导,他就这边碰一点,那边碰一点 ,有时集邮,有时集粮票、烟标。

　　后来他一直没有放下这个兴趣,还成了国内粮票收集大户,被称为“中国集粮第一人”,身为票证门券收藏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这是后话。

　　历史往往是偶然因素决定的,改变韦力今后人生的,其实是他偶尔看到的一张旧报纸。报纸上刊载的郑振铎去香港收 购旧书的报道,一下子点燃了韦力少年时期的热情,看完报纸后,他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小人书都分门别类整理 了一遍。

　　然而没多久,少年韦力就赶上了“文革”,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接触书本的机会。直到1981年,在石家庄上学的他 才买下有生以来第一部古书。

　　那是一部《古文渊鉴》,康熙年间由故宫内的武英殿以五色印刷,十分精美。那也是韦力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古书的魅 力,“原来不是泛黄卷边、越破越旧的才是古书”。

　　这部《古文渊鉴》花了他80元,是省吃俭用四个月攒下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笔钱对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 目。

　　此后他不断攒钱买书,但由于没人指导,基本都处于“瞎买”阶段。他现在还记得当年曾有位老先生指点他买一个清 刻本,但他觉得那书没什么特别,还是明刻本好。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是本《赵之谦全集》,市面上非常罕见。

　　积累最快的时期,始于他结交了一位“文革”后“抄家资产退赔办”的工作人员,韦力不断从退赔清单里找到被退还 大量古书的家庭,然后按照地址找上门去,问人家愿不愿意卖掉退还的古书。

　　“那时候有大量藏书的往往都被打成了‘黑四类’,家里都被迫换了小房子,本来就住得拥挤,书退回来根本没地方 放。而且经常遇上藏书者被迫害致死的情况,子女对书都有种痛恨情绪,认为是罪魁祸首,所以恨不得赶紧把这堆东西处理掉 。”韦力回忆那段时期,自己经常能一下子买到几架子书,价钱也比较便宜。

　　而且,恰巧那时他从原国有单位调去外商独资公司工作,工资从原有的每月几十元人民币飞涨到几千美元,经济也已 不再是他购书的障碍。

　　“我是在恰当的时候遇上了恰当的事,如果说有什么成就,那也是机会占了七成,个人能力至多占三成。”韦力说。

　　下海经商为古书

　　“在古代,因为科举的关系,官、权、钱和知识是集于一身的,藏书的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贵族阶层。但现在不是了, 这四样谁跟谁都不挨着。”说起藏书相比其他收藏领域显得较为沉默的现状,韦力认为,那是因为古籍不像字画那样有观赏性 ,“太少的人喜欢古书这样的曲折美,而当今热爱它的知识分子又普遍显得较为清贫。”

　　韦力介绍,如今一部明中早期木版书也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更不要说宋版书了,普通的爱好者们显然难以承受。

　　他个人也是因为越来越负担不起的购书经费的压力,才决定于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

　　奇特而幸运的是,韦力在收藏和经商这一冷一热两个领域都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他几乎把通过后者赚到的钱的90% 都投进古籍购买中去,并且只买不卖,相当于把钱都变成了“死钱”,犯了做生意最大的忌讳。但他依然成功了。

　　同时,他开始系统地读学术史,读一些前人的藏书心得,比如清代、明代收藏家的东西,慢慢体悟到什么是值得收藏 的珍宝,这帮助他收藏到大量的精品。

　　此次在国家图书馆展览的辽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就是韦力比较得意的一部藏品。

　　辽藏是佛教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它收录了大量佛经和历代高僧的重要著述,以及佛教发源地印度的部分历史和民俗。 这部经书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失传,只有汉文本还流传于世,史料记载犹以辽代刊印的契丹藏经版本最为上乘。但这批经书在 辽代竟然绝迹,历经数朝收藏家苦苦寻觅,始终未见。

　　“文革”破四旧时,“红卫兵”在山西的应县木塔打碎一尊佛像后,从佛像肚子中发现许多经卷。“红卫兵”们不假 思索就将它们烧掉了,但其中一个红卫兵偷偷藏起来一卷,就是《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

　　1974年,在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维修中,又有18件辽藏从另一尊佛像肚中被发现,马上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但当 年被“红卫兵”藏起的那卷再没露面。多年后,那个“红卫兵”迫于生计把经卷拿出来出卖,几经辗转,于1994年被韦力 以30万元买下。

　　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如今韦力的藏品无论数量、质量在国内都屈指可数,藏品还被他系统地分为七大系列,包括活字 印刷、清代经学、碑帖、钞校稿本等。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爱书,搞到后来也有点跟自己较劲,想要证明给人看,在这个时代只要你肯努力,仍能达到清代 中期的藏书水平。”韦力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把藏书事业越做越大。

　　“但我也明白这是徒劳,你证明给谁看呢?”韦力马上又轻声笑着说,似是自嘲,又显淡然,“不过是尽人力以待天 命罢了。”

　　花那么大价钱买回来能不爱护吗

　　“目前国家公藏古籍3000万册还只是个估数,私人收藏更是不可计数;很多收藏家都有古籍精品版本,但具体情 况还无法摸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如上判断。

　　韦力介绍,目前国内的古籍民间收藏者主要是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知识分子为主,“投资者大多是昙花一现”。这是 因为古籍收藏不仅需要经济实力,更需要收藏者在目录版本学、古文献学等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如此才能根据作品的作者、版 本源流、历史评价等对一部古籍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

　　但即便如此,民间的古籍收藏仍然处于持续升温中。随着1994年大规模的古籍善本拍卖市场形成,古籍的价格一 下暴涨了几十倍。

　　“这不是暴涨,是回归,因为从历史上看,古籍是所有收藏领域里价值最高的,远高于字画和瓷器,现在仍没有达到 历史上应有的价值水平。”韦力认为。

　　在大型拍卖市场形成之前,古书的另外两个来源是古籍书店和私人间的交换。

　　古籍书店曾经是收藏者购书的最主要渠道。1957年以前,这一行业也非常发达。那时的北京曾拥有260多家私 营的古籍书店,后来政府推行“公私合营”,大小私营书店全部合为中国书店一家。国内其他城市也是如此,比如上海全部合 营为“博古斋”一家。

　　之后随着“文革”期间“破四旧”运动展开,古籍书店的古书逐渐乏善可陈。当时还只允许公家的人买古书,私人买 不到珍贵善本。上世纪80年代古籍书店又红火了一阵,但经过公家大批购买之后,能供私人收藏的珍品已较为匮乏。

　　“如今书源近于枯竭,因为大部分古籍归公管,而公家收书又是只进不出,我们私下戏称为‘书坟’。如今想达到一 个很大的藏书规模已经很难了。”韦力感慨。

　　至于私人之间交换这个书源,实际操作中因免不了发生买卖交易而在法律上始终处于模糊尴尬的位置。国家规定一级 文物只能由国有单位进行买卖,而私人拥有文物方面的法律条文在具体细节上也一直语焉不详。这使民间古籍收藏者对通过私 人交换这一渠道得来的藏品始终难以坦然放心。

　　此次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仅有两部来自私人,也是源于这种原因。韦力本来也不愿将自己的藏品公开申报 ,后来因为他名声在外,有领导点名问名录中为什么没有韦力的藏品,他这才拿出辽藏经卷。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外,韦力认为民间收藏并无其他难题。对于专家普遍认为的私人收藏者难以对古书进行科学修复 和保护的问题,韦力并不赞同。

　　“古书有四厄:水、火、兵、虫。‘兵’的问题现在不存在,‘虫’就是要防止尘土和潮湿。”韦力的藏书都专设空 间存放,不与人居于一室,因此可以有效防止水害。一本书收进来后,韦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自制的吸尘设备将尘土都 吸掉,以此防虫。另外,他还买来进口的抽湿和消防设备,控制书柜里的温度和湿度,每年还要买200斤左右的樟脑球防虫 蛀。

　　至于古书的修复方面,韦力雇用了四位从老修书师傅那里出道的年轻人长期合作,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我认为私人对古籍的保护程度要比公家高,因为私人收藏者更热爱(古书),而公家的工作人员只是在做一件工作 ,古籍本身与他无关。”韦力说,随即笑笑补充道,“说俗一点儿,你花了那么大价钱买回来能不爱护吗?”

　　曾在韦力家

　　“所有历史证据的来源都是这些典籍,很多藏书家世守陈编,不计个人得失,才得以让历史延续到今天。”作为其中 的“一环”,韦力对这些历史的守护者今天几乎无人纪念,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藏书楼才应该是地方 上的历史坐标,而不该是现在遍地可见的政治名人纪念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有意识地记录下读古书时看到的收藏者或藏书楼的信息,再联系各地的地名办、方志办寻到 现在的地址,利用闲暇时间一一访问。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所有古书中曾有记载的书楼,结果却令他非常失落。

　　“看完以后总体感觉是灰暗的……由人推己,想到自己(藏书)未来的归宿,不免觉得悲凉。”韦力道。

　　他发现大约四成的书楼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存留下来的,也充满着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乾嘉时期最大藏书家黄丕烈 的书楼如今划在苏州丝绸厂内,曾被列为吴兴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密韵楼原址上开了一家大按摩院。

　　“你想去看一眼旧房子,得到的永远是怀疑的眼光。没人相信你是单纯来看历史的,总觉得你要偷看什么机密。”韦 力无奈地说,由于以前藏书的都是大家庭,现今许多书楼一般都归了各地政府机关,寻访变得更加不可能。

　　在韦力寻访的书楼中,唯一得到善待的是浙江南浔的嘉业堂,由于战乱时期仍然得到当时将领们的重视,书楼得以保 存。1958年,书楼主人刘承干连书带楼捐给了政府,此楼被设为浙江省图书馆分馆,得以藏书至今。

　　带着这些直观的震撼和慨叹,韦力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楼寻踪》。书的前言里,他平静地写道:“藏书多年 ,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每当夜深人静时,偶翻旧籍,卷首所钤累累藏印,无言地叙述着本书的传承命运,讲述着 一位位藏书家辛苦收藏、有聚必有散的悲欢故事。”

　　令他欣慰的是,此书出版之后,有四处书中写到的书楼被当地设为了纪念馆。但同时,也有七处被陆续拆除。“文化 始终敌不过开发商。”韦力说。

　　至于他自己的藏品及书楼归宿,韦力似乎想得很开,“曾经我眼即我有。经过我的手,书得以保护下去,今后再归谁 的手,我也管不了。热爱这东西不能传承,不能把我的好恶强加于我的子女身上。”

　　也因此,相对于古代藏书家常刻的一方“子子孙孙永保之”的章,韦力的章却别有滋味:“曾在韦力家”。

　　“这些书都存在几千年了,我才活几十年,不过是历史流转中的一小环。”韦力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