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眉宇之间依稀有中国现代史上那位风云人物的痕迹。作为蒋家第四代中最受媒体关注的人物，他恪遵父训不碰政治，把自己定位为商人。今年5 月，在台湾设计界打拼多年的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设计公司。9 月中旬，他在上海接受了本报专访。这是他在内地第一次面对媒体采访。“蒋这个姓它给我很多关怀，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割它，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去利用它。”

　　文/ 刘牧洋 图/ 小武 服装提供/ Louis Vuitton 服装编辑/ 凌云

　　“姓蒋是我很骄傲的一件事。如果你今天问我要不要换姓， 我会说，不要！我也很高兴我的小孩子也姓蒋。”

　　9 月18 日，蒋友柏在上海逗留的最后一天接受了本报专访。这是他在内地第一次面对媒体采访。

　　今年5 月，已在台湾设计界打拼多年的蒋友柏，悄然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名为“常橙”的设计公司。9 月15 日，蒋友柏从台湾赶到清华大学，和美术学院的教授学生们开了一个研讨会。接下来的三天，他往返江浙沪三地拜访客户和长辈。

　　采访之前，公关提醒记者：“除了不要问他怎么评价政治，你什么都可以问。他的性格很直，不愿意回答的会不说，但是绝不会生气。”

　　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是蒋经国的第三个儿子，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最宠爱的孙子。作为蒋家第四代，蒋友柏恪遵父训“不要碰政治”。他自己也曾公开表示：“蒋家再起，不会从政治起来。”

　　“我对政治没有看法，我很喜欢当个商人。” 蒋友柏对记者说。

　　他的人生和事业，正演绎了一个曾是中国最有影响力家族的“去政治化”历程。

　　与政治打下休止符的下一代

　　1976 年，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年，他最疼爱的孙子蒋孝勇做了爸爸。蒋孝勇给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蒋友柏。自有记忆起，蒋友柏就懵懂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很特殊，“你周边看的东西和其他普通家庭的小孩不一样，小时候走在街上时后面一定跟着个人。”

　　身在“呼风唤雨”的蒋家，蒋友柏并不开心，“觉得做蒋家人很麻烦”，“受的是军事化的教育，家里有很多的规矩”。他过的是被严密保护的生活。上学有人跟着提书包，坐在教室后面等；回到家，吃完饭说句“大家慢用”就可以离开，因为有人帮佣收拾。

　　在大人们的对话和态度中，他也隐约地知道了他无缘谋面的曾祖父，“那时很小，一定很不懂事，所以并不会去挖掘或者发现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是逐渐长大后，你再去看他，以我目前的年龄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他是这样子的。在以前，对我来讲，不管是人们讲的蒋公也好，蒋夫人也好，真的，他们只是我的家人，我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眼光去看。”

　　1988 年1月13 日，78 岁的蒋经国在台湾“荣总”医院去世，因其在世时已决定不让蒋氏家族继承“ 总统”，非蒋家人李登辉踏上历史舞台，蒋家父子的“政治强人”统治时代宣告结束。

　　位于政治风暴中的蒋孝勇选择了远离。1988 年年底，他带着全家迁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临走前，他留下一句话：“我们家和中国现代史之间，总要打个休止符。”

　　当时， 蒋友柏才12 岁。他并不想离开台湾，因为要好的小朋友都在这里。匆忙收拾行李的父母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慌”。“但我并没有太多地去判断这个事情，后来慢慢地这些感觉才会浮现在我的记忆中。其实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慌的，但我当时不懂，不会问我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你也不敢问。你只是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长大了，用现在的思考方式，才明白那个时候是环境的问题，局势的问题。”

　　用蒋友柏的话说，去加拿大的日子，是被人夺走了“阿拉丁神灯”的日子，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都不见了。他的母亲蒋方智怡必须亲手学做饭给家人吃。而他和弟弟，在吃完饭后，要留下来帮助母亲收拾桌子。

　　很多人一生也许都不会经历的大起大落，在一个未知世事的孩子身上发生了。

　　在蒋经国晚年，不喜政治的蒋孝勇还是无奈地卷入台湾政坛。经历了不少风波，他深觉政治带来的无尽困扰。为了与政治划清界限，让下一代人远离纷争，在蒋友柏上大学前，蒋孝勇与儿子进行了一次对话。

　　“不能当政治家。要当个清廉的政治家，首先要很有钱，否则最后一定倾家荡产。”他这样告诫儿子。他也不希望儿子选择画家的职业，“画家赚的都是身后的财富，都是儿女在用。”

　　蒋方智怡回忆丈夫对儿子的教育时写道，“孝勇虽然不让小孩碰政治，但开间公司，就需要管理，这就是政治；所有事情牵扯到人，就会有政治的产生，所以，我先生教育孩子要有政治‘观念’，但是不要成为政治‘人物’。”

　　如今，32 岁的蒋友柏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态度比起父亲蒋孝勇来要温和得多，“他们可以选择所有的东西，甚至政治。但是政治，是一个我会建议他们能不碰就不要碰的东西。”

　　“我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帮我太太、小孩塑造回忆”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但我不会去感觉我多么特殊，只是在小时候，我很不成熟地利用了我的身份，来耍酷。现在我依然是一个特殊的人，但是我不会用这个身份来耍酷了。”

　　在蒋友柏的身上，骄傲与谦虚共存。记者采访时，他认真地给每一个到场的人发自己的名片，对摄影助理和实习记者也不例外，在知道身份后，他仍会微笑地把名片递过去。以前，他接受台湾一些电视媒体的访问时，在向对方致谢时，会微微弯下腰。

　　不说话时，蒋友柏的脸上总是一个表情。无论周围的人施尽手段来调节气氛，他都坚持不笑。摄影师急得满头大汗，抱怨很难拍。蒋友柏穿着严实的西装，表情泰然地反问道：“不然，我怎么和娱乐明星区别开来呢？”摄影师希望他变换一些姿势，有些动作蒋友柏不太喜欢，“ 从我们做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很奇怪”，但还是耐心地完成了要求。拍摄结束，为了怕烟味渗透到衣服上，他坚持换上自己的休闲衬衫。

　　蒋友柏的为人之道和蒋家的传统教育不无关系。蒋介石一直认为，他的后代应该好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如四书五经、阳明哲学等。蒋介石曾亲自教孙子蒋孝勇读四书。蒋孝勇也把这样的寄托放在了儿子身上。小时候，蒋友柏便被要求阅读《四书五经》等各种典籍。到加拿大后，蒋孝勇害怕儿子丢下中文底子，还让他们看金庸的小说。

　　蒋友柏从小在家里感受的，不是祖父辈们政治家庭的氛围，而是寻常家庭的温情。蒋友柏在幼稚园时，父亲蒋孝勇早上会亲自送小孩上课。到了加拿大之后，蒋孝勇的时间规律了，便包揽了接送儿子上学的工作。那段时光，让蒋友柏印象深刻。虽然他失去了耀眼的蒋家光环，但那个曾经斯巴达式教育的父亲，却变成了和蔼可亲的大朋友。

　　1996 年，蒋孝勇被查出患有晚期食道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蒋孝勇带着儿子蒋友柏、蒋友常返回祖国大陆，回故乡浙江溪口寻根问祖。那是蒋友柏第一次来到内地。陪父亲探访完先祖故居后，他来过上海。

　　上海的东平路9 号，是蒋介石的故居。在这里，蒋介石迎娶了宋美龄，并度过了新婚最快乐的时期。但那次旅行没有给蒋友柏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心思都放在父亲的身体上，没有太注意周边的东西。近期我会再找一个机会去看一下，重新感觉一下。”1

　　996 年12 月22 日，蒋孝勇去世。蒋友柏和蒋友常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亮相。

　　父亲的去世，给了蒋友柏很大的打击。“父亲去世前，我在纽约时，是比较稳重的。但是在我父亲过世之后，我是蛮放纵的。”他言中的“放纵生活”大概持续了三四年，夜夜和朋友一起去夜店玩通宵，喝得大醉回家昏睡。

　　回想这段难熬的岁月，他这样对记者说：“如果你祖父是‘总统’，呼风唤雨，突然间没有了，就算这没关系，你想，我大学毕业本来我爸要帮我安排个工作，突然间也没有了。一切完了，我的价值是什么，你必须重新找到你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也是很现实的，你必须要让人家有利用的价值，不然你不可能生存嘛。可是我根本不想找价值，人生未来下一步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找什么价值啊？”

　　家让蒋友柏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也是家，让蒋友柏重新找回了自己。2003年2 月，蒋友柏与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之女林怡结婚。同年7月，他的女儿蒋得曦出生。结婚后的蒋友柏告别了浪荡岁月。

　　“ 对我来讲，家庭的价值绝对超过事业的价值。因为现在我最大的资产就是小孩子。不管我这辈子再成功，我累积了再多的财富，两个小孩子的投资没有做好的话，他们应该没有办法生存。对我来讲，这是最重要的投资。”

　　蒋友柏每天早上6 点起床，下午2点必须下班，去接上学的孩子回家。只要他在台湾，这个作息制度雷打不动。在家陪孩子的时候，他拒绝一切打搅。

　　那么他商旅在外的时候，怎么办呢？蒋友柏告诉记者，他出差在外的时候，都会和家里人约好，他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打电话回家，和孩子聊天。

　　果然，当采访进行到五点半时，蒋友柏看了看表，抱歉地告诉记者，“对不起，五点半的时候我必须打个电话，我要和小孩聊天。然后我们再继续？”

　　“弟弟(注：蒋友柏对儿子的昵称)，我也很想你啊。我明天就回来，明天你下课我就来接你，好不好？”他在电话里哄着儿子，语气和脸部线条同时软了下来，和先前的严肃形象判若两人。

　　在蒋孝勇去世十周年后，蒋友柏在自传《悬崖边的贵族》中这样感慨：“就像我父亲帮我塑造回忆，我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帮我太太、小孩塑造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