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秀平

　　“上万部，但绝大多数播不出去。”王浙滨用短短12个字，概括了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年产量的庞大及其命运。而另有业内人士说，我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在2万部以上。

　　“上万”这个数字及“绝大多数播不出去”的背后，是数百亿元投资的血本无归，是一大批编剧的心血白白流淌，是惨烈竞争之下的不择手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寂寂无名的小编剧成为刘恒，像他那样以《集结号》和《云水谣》这样的精品双双摘下2008年度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和优秀故事片奖，路有多长？

　　成为刘恒？

　　虽然因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经历了许多是是非非，张雅文仍然认为“编剧不是个坏专业”。依她的了解，日益庞大的编剧群体由四类人构成：专业编剧、作家兼编剧、枪手、业余编剧。

　　“王浙滨他们这些专业编剧，是脊梁式的人物；像我这样既写小说又写剧本，是作家兼编剧；枪手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大多在北京；像李东东那种情况，是业余编剧。”张雅文说。

　　如果把编剧群体比作金字塔，站在塔尖上的，是编写了《集结号》等众多精品的刘恒和从《离别雷锋的日子》到《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王兴东和王浙滨们。那些代人写作的年轻枪手和业余编剧，构成了塔基和塔身。

　　尽管不少编剧为地位和收入叹息，在张雅文眼里，编剧仍是个“名利双收”的职业。

　　对“名”，张雅文深有体会。她虽然是知名作家，但电视剧对她的名气“提升很大”。

　　对“利”，她是从亲身经历的稿酬提高过程中感受到的。当年，因44集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她得到4万元稿酬。而那之后，电视剧本的稿酬不断提高，到《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稿酬已经达到每集2万元。而王浙滨母子的《与皇帝离婚的女人》，稿酬则达到了一集3万元。

　　在李东东看来，稿酬提升的同时，编剧这个职业的风险系数也在增长。

　　李东东不同于那些靠拿一点微薄报酬、含辛茹苦写出剧本却只能署上别人名字、直到有一天被伯乐发现才能突出重围的“枪手”，她最初是一名专业电影编剧。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编剧一样，她的命运随着电影的衰落和电视剧的崛起而跌宕起伏。

　　1977年，李东东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和一度红得发紫的诗人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人在同一个班级。大学毕业后，她成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名职业编剧。

　　李东东入职时，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的长影，是国内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电影市场的萧条，这家把《白毛女》、《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甲午风云》、《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五朵金花》、《人到中年》等经典长留人间的大型电影制片厂，陷入困境。

　　早在1995年，长影开始改制。员工的铁饭碗被打破，对李东东等编剧实行靠本事吃饭的“酬金制”。为了生存，李东东的眼光“瞄”住了市场，在电视剧红火起来之后，她加入了电视剧编剧的行列。

　　和她的不少编剧同事一样，携电影剧本《金婚》获夏衍文学奖的荣誉，李东东于2002年来到北京发展。她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做编导的同时，业余时间创作剧本。

　　由于电视剧本稿酬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她把家也安在了北京通州。但是，因为写作的艰苦和侵权现象，她对编剧职业忧心忡忡。

　　李东东有个做制片人的朋友。一次，他拿着一份合同让李东东看，并接受她对“编剧权益的建议”。另一次，这位制片人为一个还在给别人做枪手的小编剧的作品做制片，看到导演把一个名字加在编剧位置时，他站了起来：“合同是我和编剧签的，你说了不算。”

　　那个被加上去的名字，被从编剧的位置去掉了。

　　李东东期待着，这样的制片人多一些。那样的话，“枪手”才能做回自己，他们中的一些人才能像导演和制片人期望的那样，成长为刘恒。

　　“防着”毁了谁

　　王喜凤被侵权不止一次。在《乔家大院》之前，她就写了一个晋商的剧本，但拿给一家公司后“不了了之”。三年后，她的剧本被人家改头换面拍摄了。

　　沈阳军区专业作家、经典影片《黑三角》的编剧李英杰如今瘫痪在床。几年前，他创作的一部电视剧“被他人暗中置换编剧”，又讨不回公道，突发脑溢血……

　　事实上，许多作家和编剧都受过侵权的伤害。其中既有为了生存不敢声张的小编剧，也有王浙滨这样的名人。

　　在张雅文看来，“侵权已经成了文艺界的一种公害”。它对编剧的伤害，是身心双重的。

　　遭遇侵权后，张雅文8年未碰电视剧。而刚刚进入这个圈子的王放放，自《与皇帝离婚的女人》之后，也没再去碰电视剧本。

　　“我不敢写电视剧了。写的话，就写电影，自己去拍。”处女作背后这一切，给王放放的心灵上投下阴影。现在，他已做了几次副导演，人生的路也许就此转变了。

　　在王放放眼里，电视剧“是个工业”。但是，现在，不少拍电视的人不懂这行。而很多问题也恰恰出在这方面。他有些偏激地劝慰，“业余的制片人和投资人不要进入这个行当”。

　　在名编剧之外，还有一批生存在底层的编剧。置身电视剧这个处在上升期却也有突出问题的行业，他们的状态和心态如何？

　　“他们手里有好东西，但不敢出手。这样的编剧，人数很多。”张雅文说。

　　2008年春天，80名编剧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一次维权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张雅文的发言令不少人落了泪。会后，她的那篇发言稿在网上的点击量高达数万。一批散居在各地的非著名编剧就此“认识”了她，并向她倾诉了“剧本不敢出手”的苦恼。

　　一天，一位山东的编剧在电话里说到一个题材，张雅文觉得“很好”。

　　“你这个戏有个‘核’，千万记住，不要和别人谈剧情。弄不好，‘核’就被拿走了……”张雅文如是“忠告”那个素不相识的同行。而张雅文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她也“不敢说”。

　　一边是导演和制片方为没有高质量的剧本而烦恼，一边是编剧手里有剧本却不敢投稿。编剧们谨小慎微地“防着”制片方，制片方无视编剧的权益，最终受伤的是双方，影响的是电视剧这个产业。

　　瓦解垄断

　　没有电视台，就没有电视剧。而因为电视台的数量，尤其是能使电视剧产生社会和经济双效益的电视台数量有限，而电视剧的产量是电视台播放量的三倍(一说，每年生产电视剧2万余部，播出7000部左右)。一部电视剧如果无法在一家有影响的电视台播出，对编剧和投资方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电视剧播出难，使电视台处于“高度垄断”地位。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电视剧发行渠道一般有两条，一条渠道是制片方直接卖给“最大买家”——中央电视台，另外一条渠道是制片方自己做全国发行，与各电视台谈判。

　　在电视台供职多年的王喜凤，也认同电视台的“垄断”地位这种说法。

　　她写《西沟故事》那个时候，电视剧只有央视这一发行渠道。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发行时，导演张纪中他们把片子卖到多家电视台，开辟了另一条发行渠道。据说，《激情燃烧的岁月》火爆播出，制片方赔本了，钱被各家电视台赚走。但到了《士兵突击》，走着同样的路径，有了经验的制片方和电视台实现了双赢。

　　在王喜凤看来，随着这种变化，央视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正被打破。

　　但是，整个电视行业的垄断地位还异常坚固。“在国内，电视剧发行一般是一次性买断1～2年的播出权。一旦成交，在协议期内，电视台播出的次数、播出获得的收入就与制片方没有任何关系了。而在欧美，电视剧发行一般都实行版税制，电视台每播一次，就要付一次的钱。加之现在电视剧的买家只有央视和省市电视台两大播出网络，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各省又成立了广播电视集团，统一限价，垄断性更强了。”一家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写道。

　　瓦解垄断，路还长。

　　附录：剧本医生

　　“我的孩子，让他给打扮打扮，打扮完孩子就成他的了。”王喜凤如是描述改编者“取代”编剧地位的情况。

　　汪海林把一个全新的名词引进来，给改编者定位——剧本医生。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三》的编剧，如今还是编剧维权方面的负责人。

　　那次80名编剧参加的香山维权会议之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改编者赵女士开博客对张雅文表达了抗议。为此，汪海林在一篇博客文章《关于张雅文、赵冬苓之争的声明》里发表了一下看法，也被网友褒贬了一番。

　　正是在这篇引发争议的博客中，多次参与剧本修改工作的汪海林提到了剧本医生。

　　“修改者在剧本著作权中是什么位置呢？在好莱坞，这种工作称之为‘剧本医生’。修改剧本有一个原则，剧本医生做的工作再多，也要尊重原作，原作者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我曾经做过《红墨坊》、《圈子圈套》(后改名《魔方》)、《狄仁杰与武则天》等剧的剧本医生，都没有在编剧上署名，尽管其中有些戏是推翻性的改动。”他说。

　　他以《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为例，阐释了其中的道理：“如果不是张雅文去发掘了故事原型，资方、赵女士都不可能参与到这个作品中来，原始创意和原创作者是必须尊重的。”

　　在好莱坞，原创者最重要，其次才是修改者。“在国外，首创是任何人不能染指的。”张雅文说。她期望“《著作权法》明令保护首创，执法上加大编剧权益维护力度。”

　　“我的精华，加上你的智慧。”对原创者和改编者之间关系，张雅文的描述令人向往。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0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