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殷俊/北京报道

　　现在北京律协的会费标准是个人会员每年2500元，团体会员1万元。“这对大律所当然不算什么，但是像房山、 延庆的那些小律所，就守着法院门口一些小官司，这笔钱对他们就是很大的负担了”

　　10月6日，国庆长假后的第一天，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程海，在一个网站上贴出了两份文件---《关于降 低北京律协会员年会费的动议》，《关于取消北京律师证歧视性标注“W”的动议》，并公开征集签名。

　　在前一个动议中，他呼吁从2009年1月1日起，将律协年会费标准调整为团体会员4000元人民币，执业2年 内的律师和兼职律师500元，其他律师1000元。

　　而后一个动议，则涉及目前北京办理律师执业证中一个颇遭诟病的措施：户口在外地的律师在其执业证书号前要加注 一个W。这个措施涉及北京1.6万名律师中约一半的人群。程海就在其中。

　　此时，距离8月26日程海等人发表呼吁北京律协直选和降低会费的公开信，已经过去了40天。与程海一起作为公 开信联系人的另一名律师唐吉田，还在吉林老家休假。国庆节前，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通知他，10月18日合约到期后将不 再续约。

　　唐吉田10月8日回京，处理手头余下的一些业务。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等待西城区人民法院对其起诉北京市律 师协会的受理结果---他于9月24日递交了起诉状，10月8日正好到了7天的受理期限。

　　一波三折

　　“其实，这些呼吁直选的律师们应该感谢律协的‘严正声明’，这个声明反倒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就是看了这个 才签名的。”律师马军(化名)说。

　　8月26日，程海、唐吉田等人在凯迪社区发表了题为《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 局、市律协的呼吁》的公开信，签名的共有35名律师。

　　这封信列举了现在北京市律师协会的问题：至今没有合法的章程和选举办法，律师代表没有经过全体律师选举产生； “在维护律师权益方面鲜有作为，甚至侵害律师权益”；任意使用会费，支出不透明不公开；绝大部分专职工作人员由司法局 人员担任，工作重点变成了对律师的监督。

　　这封公开信在几个网络论坛贴出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在此期间，几名担任联系人的律师将呼吁分别递交了北 京市司法局律管处和律协秘书长办公室。而另一方面，市司法局分别约谈了在公开信上签名的30多名律师---不包括3名 联系人。被约谈的律师转述说，约谈的气氛还是很好的。

　　到了9月5日，律协的网站上出现了一份“严正声明”，以“私自串联”、“煽动性言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 ”等词语形容发起呼吁的律师，并最后定性为“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 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声明发出的第三天，签名的律师就增加了21名。“这都什么时代了，还使用这么上纲上线的话语。”

　　其后几天，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9月12日，律协网站上贴出两个文件：《关于开展完善和改进协会工作问卷调查 活动的通知》，《关于〈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

　　9月19日，律协网站上又贴出一份《北京律协会长李大进就换届选举工作答记者问》，首次对公开信中涉及的诸多 问题一一回应。

　　“对于呼吁书中所提到的希望改进协会工作，完善协会民主建设的想法，我很理解。其中有建设性的内容，协会也应 当吸纳。”李大进说，但是他又认为有些内容“过于偏激”，“方法(公开在社会网站上)也让我感到遗憾”。

　　支持的多，出头的少

　　发起呼吁的律师们也对律协的举措作出了回应。9月13日，4名律师到北京市司法局与主管副局长傅春江对话。9 月22日，程海、张立辉等5人递交了对律协章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章程草案。

　　为了扩大影响，他们还向北京的各律所发出了有关信件。对此，北京市律协迅速下发了通知，通知中说：“相信收到 信件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能够从对自己负责、对行业负责的高度，审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正当途径和渠道反映意见和 建议，并对个别律师的行为及意图做出正确的判断。”

　　李阳(化名)就是收到这封信的律师之一。他拿着信去找律所的合伙人商量，几位合伙人都要求他不要在信上联署， “不要给所里惹麻烦”。

　　他私下和一些律师讨论，“他们虽然对律协都有一些意见，但也都不愿意惹上麻烦”。

　　李阳最后并没有签字，不过他给几位发起人汇去了500元表示支持。

　　据唐吉田向本刊记者介绍，自他们公开发出呼吁以来，和他们联系并表示支持的律师有几百人，但公开签名的只有7 0名。“支持的人多，出头的人少。”

　　中小律所的利益诉求

　　对于市律协发布的章程草案，唐吉田表示“可以给60分，勉强及格”。他认为，这部章程在技术层面有了很多进步 ，但理念上还是义务本位、管制先行，“会员的权利说的少，会长、理事会等等的权力说的多。”

　　今年40岁的唐吉田从事律师职业只有3年，此前他曾长期在检察部门工作。他的律师生涯开始于深圳，转正半年后 来到北京，主要做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劳动争议方面的业务。

　　深圳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律协直选的城市，深圳律协自2003年开始由律师代表直选会长，并由律师出任专职秘书长 。第一任会长徐建上任后历经了买楼风波、罢免风波、辞职风波，到其卸任时，律协自治逐渐走上正轨。深圳律协的制度创新 一度被称为“深圳模式”，这次北京律师们的呼吁也多次将其作为范例。

　　虽然在深圳的正式执业生涯只有半年，唐吉田对深圳律协的民主气氛印象很深。他当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一名律协 的代表，而“买楼风波”中最先质疑律协的冯友，正是该所的前任所长。

　　事实上，深圳的行业自治尝试不仅发生在律师业。2005年，深圳注册会计师协会也在全国率先实行了会长直选。

　　在发起呼吁的律师们看来，北京律师行业离这个目标还差距甚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律协领导层的产生并不 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是由少数大律所的合伙人、主任的小圈子决定。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律协的一些做法并不符合中小律所的利益。比如呼吁书中提到的会费问题，现在北京律协的 会费标准是个人会员每年2500元，团体会员1万元。“这对大律所当然不算什么，但是像房山、延庆那些小律所，就守着 法院门口一些小官司，这笔钱对他们就是很大的负担了。”唐吉田说。

　　他还认为，律协对于年轻律师和刚转入北京的外地律师没有扶持措施，甚至一些基本的信息服务都匮乏。作为刚刚来 到北京一年多的律师，他本人对此有切身的感受。

　　“富人俱乐部”

　　呼吁书里曾将律协形容为“富人的俱乐部”。李阳认为，“其实就是少数大律所的小圈子”。这些小圈子的多数人都 是在CBD工作，从事非诉讼业务，收入很高，众多从事诉讼业务的小律所则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而后者的人数显然要远 远多于前者。

　　“公开信里说要降低会费，对许多年轻律师和刚来北京的外地律师还是有吸引力的。”马军说。

　　按照全国律协章程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会“会费收缴总额最高不得超过当地律师业务总收入的3%”， 李大进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北京律协2007年会费收入占当年全市律师业务总收入的比例为0.60%，而发起呼吁的律师 却认为2500元的标准对新入行的律师来说占收入的10％以上。这个数字的差别显然来自不同律师的巨大收入差距。

　　另一个困扰则在于如何处理主管部门---司法局和律协的关系。目前律协的做法是，由理事会聘请司法局工作人员 担任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专职工作人员。在这次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除了答记者问之外，律协负责人都没有正面与律师们接触 ，出面约谈律师、发表谈话的都是司法局的主管领导。

　　事实上，在参与签名的律师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要求提得太高，应该利用时机尽快通过 选举实现换届，再进一步推动制度改进。”马军说。

　　唐吉田表示：“有人推动，有人响应，本身就是成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