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当村官,实际已在各地实行多年,却仍未摆脱其实验性质。今年上半年,中组部的“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 把这一各地分散的实验推上了中央战略的台面。

　　眼下这些村官刚刚就位。而此前几年各地自行选聘的村官,已到了合约期满重寻定位的时候。其间反差不一而足。

　　大学生村官本是一自发涌现的微观现象,其当前的战略意义,来自新农村建设、基层政权巩固、就业压力缓冲等多重需求。这一被称为“新上山下乡”的举措,能够承担多种压力的聚焦、意义的放大吗?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下集中投放的国家和社会资源,能否获得预期收益?

　　大学生村官由于其本身的实验性质,尚存在着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决定了大学生村官“运动”的未来得失,更现实地决定着大学生村官们的命运。

　　无论如何,大学生们由校门出发抵达农村,给最基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态带来触动,已经是一个事实。

　　从校门到农门的现实悖论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陶卫华、实习生阳洁/北京报道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学生的知识技能,吸引大学生下乡的却是公务员身份

　　李亚鹏的实验室设在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二条街村委文化活动室一侧。今年北京市农委批了他们一个先期资金10多万元的草莓育苗项目,这段日子他天天泡在实验室里。

　　中国农业大学化学系出身的他,一直在补习生物学知识。一个人承担技术研发也有点忙不过来。

　　但这已是令很多大学生村官羡慕的工作状态。他与同伴承担的草莓项目,作为北京市大学生村官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屡见报端。

　　大多数村官没有李亚鹏这样幸运。对他们来说,日常事务和对于合同期满后出路的忧虑,是生活的两大内容。而即便是在李亚鹏的心底,也存在着续约期满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项目成功的背后

　　2006年,李亚鹏与同分到二条街村当村委会助理的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生王丽娜结成搭档。他们一个懂技术,一个懂管理,被马坊镇委宣传部长孙立妹评价为“最佳拍档”。

　　两位村官刚来就碰到了项目。当时北京市、平谷区政策鼓励发展设施农业,给一批条件成熟的村子下拨温室补贴建大棚。二条街村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联系,引回了优良的草莓种植技术。

　　年轻的村助理得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完全承担了草莓项目的具体事务。2006年,草莓项目一举成功,每个大棚净盈利2万余元。第二年,草莓面积扩大到69个棚,为全村增收了100多万元。如今,明星村官王丽娜已经是马坊镇乃至整个平谷区远近闻名“草莓天使”。

　　李亚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手头的研发成功,村里的草莓苗将不用再从农林科学院购买,这样每亩大棚光种苗成本就可以从之前的4000元降到2000元以内,还能解决因距离远购买的种苗成活率低的问题。

　　虽然盈利前景值得期待,但整个项目运作需要投资300多万元。“这笔钱我都没怎么敢细算,现在只是先做些小的实验,以后将涉及很多复杂问题,包括人工的管理。”

　　另一个矛盾是,李亚鹏的合同明年将到期,不知道一年后续签与否。而正在做的草莓研发项目,则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益。

　　梨羊村村官陈娟、高浮图发起的“甜玉米”种植,也是马坊镇村官支农的典范之一。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陈娟带来的甜玉米研发成果出自母校导师之手,刚试验成功就在村里示范性种植,并在第二年推广到了500亩,每亩增收800元的成果让村民们十分兴奋。

　　高浮图总结他们的优势体现在种子上,“属于师生情分”。陈娟选种的是最好的超甜玉米,种子价格比市场上便宜8 0元左右,相当于成本价。镇上的支持也是成功因素之一,推广种植的3万元资金直接从区委组织部划拨,来自镇里申请的吸引人才专项资金。

　　对此,马坊镇委宣传部长孙立妹总结:“做项目的是少数。王丽娜能做成项目,也并不是靠她一个人,身后有乡镇、县里、区里等所有人的支持。”她说,“马坊镇是试点镇,区、镇领导关注程度高,有问题会想办法解决。其他地方不一定这么做。”

　　事实上,2005年至今,平谷区聘用的559名大学生村官中,数得出来的支农典型也就是寥寥数例。

　　团队模式的尝试

　　对于镇罗营镇北水峪村助理姚振文来说,搞项目没有那么顺利。

　　中国林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姚振文,是这个平谷区最北的偏远山村里第一位大学生村官。村委会班子对小姚的印象是“不爱说,但做事踏实”,刚刚结束的村委会“五好党员”评选,全村党员一致通过推选这位大学生村官。

　　村支部书记张永印告诉本刊记者,姚振文的到来让村里档案管理、网络信息化上了一大台阶。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鲜活的思想。

　　一个例子给张永印留下深刻印象。北水峪靠山伴水,林木覆盖率达到93%,旅游资源丰富。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姚振文观察到村北山脊上一片300多亩植被茂密的野生柏树林,提出可以在这里建一个森林公园模式的生态游览区。不过眼下这还只是个设想。

　　姚振文是镇罗营镇旅游开发促销团队的一员。该镇组织部部长赵顺河介绍,这一团队模式结合村官的专业和村里的主导产业,将42个村助理编为旅游开发促销、法律宣教、果品市场营销、有机种植技术推广、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团队, 整合使用。

　　姚振文所在的团队一共8人,其中5名是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镇委组织他们到全镇的7个民俗旅游村做专业调研, 上周刚刚形成一份《关于镇罗营镇旅游发展的建议思考》的调研报告,报告里的一些新思路让赵部长十分惊喜。“镇域经济促进团的思维很活跃,提出的建议针对性很强,”他评价说。

　　团队模式直接的经济成果已开始呈现:奥运期间“镇域经济促进团”的果品营销团队参与了该镇大桃品牌的整个营销和宣传策划工作,现在其品牌价值已从之前的2元提升到6元每斤。赵部长认为团队的作用功不可没。

　　这种团队模式在马坊镇的名字是“新农村服务小组”,在其他一些乡镇也得到鼓励。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总结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激发团队合力,让大学生村官变成了一种汇集的人才力量、发展策划团队,为新农村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但由于姚振文们大部分面临合同期满的出路问题,团队的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

　　政策优惠的现实落差

　　推动大学毕业生进村的政策因素至关重要。

　　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平谷区率先在北京市各区中开始招聘大学生村官服务新农村建设,为此开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包括年薪参照初级公务员标准确定为3万,应届非北京生源毕业生解决北京市户口等。区财政全额支持了聘用这批村官的经费,并提供“五险一金”。

　　如今,整个平谷区新上岗的08届大学生村官达220名,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村村有2名大学生”的目标如期实现。2008届平谷村官的招录取比例已超过10:1,村官招聘也是优中选优,竞争激烈。

　　2006年,在平谷试点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北京市提出“3年内招录8000名大学生到农村”的工作规划。

　　在村官待遇上,胡主任认为“平谷区的政策要比市里的优厚,市里推行的政策要比全国优厚”。如平谷区05届村官当年签合同非北京生源的户口即可迁到北京,而06届北京市招聘的则需经过2年考核,条件合格后方能解决户口。

　　但户口和工资待遇仍然不是决定性的。大学生村官论坛上一个关于“加入大学生村官队伍目的”的调查中,4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进入编制,加入公务员队伍”一项。

　　镇罗营镇玻璃台村村官宋小娜是北京市第一批村官之一。她坦承:“想着3年工作以后,应该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正式编制。”但情况并不如她想像那样顺利,“一直被许诺会有一系列优惠政策,谁知合同到期后,真正的选择只有续签或者自主择业。”

　　平谷区委组织部、人事局今年4月下发的05届村助理安置文件中规定:合同期满的村官参加7月平谷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面试成绩加3分,被评为市、区级的优秀大学生村助理再分别加2分、1分;参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试,笔试成绩加5分。

　　多数村官认为,这样的有限政策倾斜,并不能保证拥有3年农村基层经验的大学生村官获得优先选拔。北京市平谷区东鹿角村大学生村官张晓鹏参加了三次公务员考试,一直未能通过。

　　今年7月,05届平谷区第一批公开选拔的32名村委会主任助理正式合同期满。目前,7名村助理考上了北京市公务员,2名进入事业单位,3名选择了自主择业,其余20名村官选择续签一年。

　　宋小娜说:“选择续签是没办法,没有别的出路。”稍可安慰的是,她的月工资比之前提高了500元。

　　扎根农村的身份疑难

　　连续3年大批量的招聘让续聘村官感到“扑面而来的紧张气息”。05届优秀村官杜鹏在采访中急着向随本刊记者而来的区村官办人员询问北京市的新政策。

　　区村官办透露,明年北京市将拿出100个公务员指标,面向大学生“村官”进行招聘。但这100个指标相比全市 8000名村官,只是杯水车薪。“竞争太激烈了,”杜鹏感叹。

　　一个最明显的不利形势是,中央大的政策背景是乡镇机构编制五年内只减不增。

　　“我们想留,可能因为政策留不住”,镇罗营镇委组织部部长赵顺河认为,在编制限制下,村官想留在乡镇、农村不太现实。如果他们最终离开农村进入企业、公司,3年的基层经验又付之东流,反而身居劣势。“现在要再出去找与自己当年专业相关的工作也很难,因为学的东西已经捡不起来了。”马昌营村村官贾玮如是说。

　　东店村06届村官李丰蓉,是平谷区少数几个选入村党支部委员的大学生村助理之一。按照规定,村官的任期只有3 年,支委的任期则是5年,面对这样的矛盾她表态明确,“只要农村还需要我,我愿意留在农村。”

　　这种热情却面临现实阻力。村官合同期满后想继续留在农村服务,面临谁来发工资的问题。平谷区村官办表示,续签是一个过渡性政策,村官只能续签1年,不可能无限期续聘。而目前村官的工资两三倍于农村村干部工资,东高村镇西高村书记李福成坦言,虽然村里亟需专业知识人才,但如果没有上级财政支持,以村里的实力,他们确实也养不起大学生村官。

　　在各种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出路和前途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不少人忧虑随着大学生村官数量递增,就业压力将在两三年后集中爆发。

　　“走马灯”的吊诡

　　前途不明朗影响到新村官的就业热情。08届新助理陈国栋告诉本刊,他的一个同学在几星期前已经选择离开,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拿到北京户口本来是陈国栋选择当村官的初衷,但他认为“现在看来,户口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他正在考虑将来是否应该回家乡广东寻找更多发展机会。

　　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流动,平谷区人事局副局长侯成江明确表示,“村官不一定在农村留住多少,这种管理是动态的, 必然有走有留。”但东高村镇西高村支部书记李福成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大学生村官如果沉不下来,来一拨走一拨,对新农村的效用将大打折扣。

　　“培养一个大学生村官的成本要比一个公务员高30%,”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向本刊表示,“村官是国家政策向农村倾斜加大投入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是不计成本。”

　　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带有某种初衷与手段的悖论:一方面农村需要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另一方面推动和吸引这些人才下乡的却是政府手中的公务员编制资源和薪金。一旦大学生们发现难以进入体制内,离开是必然的选择。

　　如果任大学生村官走马灯来去,村官政策也就面临吊诡之局:一方面农村所得收益尚不明确,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大学生的知识能力退化,并酿成他们再次进入社会的难题。如此,是否应该以诸多的优惠政策推动大学生就任村官,成为一笔难以平衡的账目。

　　为留住村官,北京市人事局不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但在最关键的干部选拔上却步履持重。

　　根本原因在于,加大村官在公务员录取上的指标,必然会引发强烈的利益格局调整,尤其是在市区一级,由于编制资源的有限性,其敏感与艰难,是绕不过去的。

　　平谷区人事局副局长侯成江认为,从中央层面看,今年由中组部出面招聘大学生村官确有“培养后备干部”的战略意图,尤其是充实乡镇干部队伍;但目前平谷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他的解释是:“时间还太短,这项工作还是刚刚开始”。-

    归去来

　　大学生村官的政治涟漪

　　p12从校门到农门的现实悖论

　　培养一个大学生村官的成本要比一个公务员高30%

　　p15政治涟漪

　　很多村民和村干部都希望大学生能带来

　　些“看得见的实惠”

　　p20大学生村官的待遇落差

　　我们是大学生村官运动的先行者,

　　却后悔早生10年

　　p22女大学生村官的一天

　　她能做的是“把百姓声音再给书记说道说道,给领导提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