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门” 启发了学术界的思考

　　“杨帆门事件”对教育界起了好作用，许多学校健全了制度。这涉及非常重大的文化理论问题，启发了学术界的思考。

　　新京报：根据法大目前所披露的情况，对你的处理与“杨帆门”事件有无联系？

　　杨帆：“杨帆门”事件已处理过了。是内部和解方式。学生给我写了检讨。学校从来没有说让我认错，是我主动向学校道歉的。即使是“杨帆门事件”，也对教育界起了好作用，许多学校健全了制度，教师和学生都自动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涉及非常重大的文化理论问题，启发了学术界的思考。

　　新京报：现在回想“杨帆门”事件，你有什么想法？

　　杨帆：有人造谣，欺骗舆论，我一直没有解释，是为了不扩大事态，保护学校声誉。不管老师讲得好不好，学生不可以当场走人。要给老师留点尊严。不可以在课堂上当面顶撞老师，因为别的学生还在听。讲得好的老师是少的，你不能说，某某老师讲课座无虚席。大多数老师没有这个本事。如果学生听不惯就走，课堂就无法维持了。

　　新京报：如果老师的课，让部分学生实在听不下去呢？

　　杨帆：如果是少数学生自己感觉不好，那么还是要听完。如果一个老师上课胡说八道，说流氓话，也可以听完，把它记下来，下课后向学校反映。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退席抗议的，他冲击你的信仰，直接侮辱你个人。这时候就没有什么师生关系了。这恰恰是那个女生对我做的事情。我讲孔子的事，她说我“无聊”。我抓她，是为了维护基本的课堂秩序。如果她给我学生证看，我就不会抓她。她没有拿出学生证，怎么证明她是学生？抓她进保卫处不是惩罚学生，而是为了搞清闹事人的身份，老师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有保卫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