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读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有感

　　作者: 叶选基

　　在“文革”劫难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从党所犯的严重错误中觉醒奋起，带领人民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反复阅读和学习了于光远所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以下简称“于书”)一书，感触良多。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作为亲近历史的一代，拟从另一侧面谈谈所亲近的历史片段和看法。作为生活在叶帅身边的亲属，所谈不能不涉及到叶帅。

　　在这里要特别声明的是，我所知、所闻、所为，是因在那特殊历史时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自觉与不自觉卷进去而知、而闻、而为的。至于本人的追忆，仅是一些片断和看法，不一定全面、准确，仅供参考、指正。

　　叶与邓休戚与共

　　记得抓了“四人帮”后的次日(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去见了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她问我要不要将此事告邓(即邓小平同志，下同)，我请她尽快转告。她即打电话约见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把抓了“四人帮”的情况告诉了贺平。

　　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飞车”赶回当时邓在宽街的住处。得知这个激奋人心的消息，邓及全家都无比振奋，激动地欢呼此举的伟大胜利，还说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下同)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我向叶(即叶剑英同志，下同)谈及此事，说到邓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时，他欣然有感而笑。

　　我深切地感受到叶对邓的深切感情，走笔至此，不禁追忆起“文革”后期叶、邓休戚与共的战斗情谊。

　　1974年10月，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叶会同周总理等抵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叶采取精心、周全的措施保障周总理的健康，促成周总理赴长沙向毛主席建议，由邓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据周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

　　1975年7月初，在周总理病重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时，又是叶致信毛主席，建议由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他们并肩战斗，与“四人帮”作过多次重大的较量，叶曾说，“他(指邓)在前方作战，我在后方给他提供子弹，有时我们又一块向前冲”。在周总理逝世后，叶在政治局会议上义无反顾，坚持由邓致悼词。这时，邓已受到毛的批评，“批邓”已经开始了。叶对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支持邓。这体现了老战友之间共患难的真情。

　　1976年2月3日上午，在宣布华代总理，陈锡联代叶主持军委工作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后的次日，邓到西山十五号楼看望叶，这是两位老人在“文革”中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下午，我陪(叶)选宁兄到西山十五号楼，刚进门见面，叶就对我们说：“小平来了。”

　　选宁兄问道：“邓状态如何？”

　　叶答他很好，说他(指邓)已作好一切准备，估计最坏的结果是罗迈的下场。

　　罗迈即李维汉，似是在“文革”后期被赶出北京，发生活费。邓为党为民不计一切，不愧是一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那段历史时期，叶、邓同呼吸，共患难，情深义重，在邓落难之后，叶一直都在关心邓的安危。

　　记得毛主席病重，中央发电通告各省、各大军区及中央党、政、军各领导之际，王苏民同志(原四机部部长王诤之子)担心邓的安危，深夜来找我议论，甚至说要把邓抢出来。我说我要先了解一下情况。

　　次日我请吕彤岩设法向贺平了解情况。贺平说，邓很安全，汪东兴让“8341”部队荷枪实弹日夜予以保护。当叶得知邓的安全有保障后，放下了“心头大石”。

　　汪(即汪东兴同志，下同)护邓有功，不应忘记做了好事的人。何况汪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也要提到毛主席，是毛主席指示汪采取措施保护了邓，这也是史实。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同志虽然“欢欣鼓舞”，但仍处于深居和封闭之中。记得大约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天左右，王炳南等老同志前往军事科学院二号楼看望叶帅，王炳南提出可否去看望邓，叶回答可以。王炳南于当晚返回途中闯到宽街看望邓，卓琳同志因不知底细而婉拒之。那个时候，也只有叶能有如此殷切之情和敢于如此发话。

　　1976年12月初，邓前列腺病发。301医院得知后，派医生为邓做了简单的治疗处理，邓家属对301的做法颇有意见。

　　叶得悉后，随即向301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301向中央打了邓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叶帅就此作出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

　　12月10日晚，邓住进301治疗。

　　据叶办《值班室电话记录》：12月10日24时，蒲副院长专门向叶报告落实指示、安排邓住院的情况，包括转达叶嘱咐邓安心治疗的关切。因为叶的批示，301把南楼五层全层腾出来为邓专用。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真情。此时此际，惟叶有此情、此胆和此权拍板，对邓的病况高度地重视和关切，对邓住院作出如此高规格、周全的安排，体现了叶对邓的情高义重，视为“千秋知己”。

　　邓术后康复，选宁兄奉叶帅之命前往探视，我有幸陪同。我与选宁兄和邓及邓榕合影照相，邓趁此接见了全体医务人员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是我照的，我技术不好，照虚了。

　　选宁兄与邓的谈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遵父亲指示传话，嘱咐邓养好身体，准备出来工作。邓那时的谦和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知道那是出于对叶的敬意。

　　随后，很多老同志闻讯前去探视。可见邓复出是人心所向，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叶力促邓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点在于稳定全国局势，清理与“四人帮”有关联的帮派分子，重新任命一批老同志到各岗位工作。这时发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以及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抵制。

　　邓小平的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最大的挑战，是对“两个凡是”斗争的决定性的首战胜利。

　　邓还在301疗养之际(此时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召开)，叶就开始为邓的复出做工作。叶在玉泉山九号楼向华、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邓重新工作，华、汪均未反对。当时李鑫也在场。华、汪确也提出过需做“党内的转弯工作，水到渠成”。

　　后来在玉泉山四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叶坚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邓出来工作。

　　为此，中办周启才局长奉命与叶办王守江主任商量如何向邓送文件，以便其了解熟悉情况。鉴于邓尚未复出，只好把送邓的文件写上“王守江收”，由王转邓处。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因而，一致决定邓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据王守江回忆)。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

　　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除了邓复出问题外，叶还向华、汪提出，陈云也应回到中央来。但有人以“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予以反对。因此，陈云的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