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国锋同志

　　关于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可见胡德平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胡德平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一个月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胡看了五遍，华看了两遍。

　　胡德平的文章还提到，王任重问华，关于“真理标准”一文是怎么一回事，华回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可见，华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态度与汪是不一致的。

　　胡绩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说过，当汪严词批评他们时，华在场，但没有表态赞同，他因此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见《胡绩伟自述》)。

　　实事求是而论，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在开展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等方面，华的认识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逐步有所改变和进步。他是很谨慎的，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不合时宜的表态。他能意识到大势所趋，面对现实。如对已成“不争之议”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初，他就布置北京市予以平反。

　　华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如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恐怕更有教益。“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柯庆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谓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革”期间，“凡是”达到顶峰。即使是像邓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凡是”去抗衡“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凡是”，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智慧了。反对“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纠正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只不过那时都还不敢揭开这层面纱。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至于华的所谓“洋跃进”错误，也要实事求是。

　　最近看到陈锦华同志谈“洋跃进”问题的谈话，他指出，正因为这种指责，造成原来准备上马的22个大型项目大部分下马，宝钢成为“靶子”，被迫下马后，又不得不来个分期建设。

　　邓小平后来也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

　　“于书”中考证了“三中全会”的来龙去脉。其实，会议的主题和成果，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共识。如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这当然是邓、叶，也包括华在内的中央常委集体的共识。

　　邓小平是1978年11月14日晚上从新加坡出访回京的。回国后，他到军科二号楼与叶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邓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

　　随后，邓在常委会上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华及各中央常委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就有了华在闭幕式讲话中的这段话：“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再写华主席、党中央了，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多宣传老同志。”

　　后来，中央还专门发了不要突出宣传个人的文件。反对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思想，应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对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央工作会议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党内已是不争之议，不必等邓回来了，因为大家都清楚邓的立场。但是，有些人却非要把此事归功到个别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这似乎太牵强了。

　　就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言，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等同志就在发言中提出来了；第二天，即11月12日，吕正操、陈国栋、金如柏、姚依林等同志也提了同样的问题(据《会议简报》)。

　　陈云同志在11月12日的小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包括“天安门事件”问题。按陈云同志的说法，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他就“密见”了叶帅，两人充分交换了意见；并说叶还跟他谈到了人事问题。可以说，陈云同志在小组会上讲的内容，叶是了解的。正如“于书”中所指出的，以陈云在党内的资深地位，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在与会者中激起了重大反响。

　　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陈云一直在杭州休养(住柳浪闻莺，原“谢家花园”)，我拉着刘诗昆的亲属们去杭州，恰好也住该处。张秀夫同志(时任浙江省委警卫、接待处处长)告诉陈云我来了，他老人家就约我谈话。

　　我将北京发生的事情较详细地报告给他，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问题，差点没赶上七点半返回上海的火车。尽管陈云同志因在杭州对北京发生的新情况还是比较闭塞，但是他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立场是旗帜鲜明的。对于“于书”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关于陈云的发言冲破了中央常委集体领导对会议设定的框框，起到了扭转议题的重大作用问题，本人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就有首先拿出3天时间来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讨论中当然会涉及到重点转移会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题。陈云等老同志就是按此议题发言的，因此，说会议设定了框框似与事实不符。

　　导致会议议题扭转的原因，恰恰应是中央常委通过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一重大决定。此举令与会者及全党、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和振奋，激起与会者放下了包袱，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与会者既直言批评“两个凡是”及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犯错误的同志，又对在“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犯错误同志提出了批评，从而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解决了思想认识及政治路线的争议，又促进了平反“文革”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冤案；同时还在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实现了党中央领导的人事变动，确立了邓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应是三中全会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来往联络于各常委之间，华、叶、邓三位常委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他都参与了，实际上扮演了秘书长的角色，似还兼顾了会务工作，应该说胡耀邦对三中全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许多老同志在这段历史时期所做的工作和贡献，特别应提到的是王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初，王震出访英国。回国后，他对会议的进展感到十分振奋，前往军科二号楼拜会叶。他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政治局，叶回答道：“你们在台下讲，我在台上呼应。”

　　王震是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发言者。

　　他是“串联专家”，经常来往于叶、邓、陈等老同志之中。

　　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三中全会在中央常委领导集体(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以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为代表的中央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应该肯定，华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德平的回忆中提到，胡耀邦说是华下决心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用胡耀邦的话说，是华“锄开了缺口”。

　　至于叶的历史作用，可引用陈云12月10日在东北组的发言，他针对汪东兴的错误说道：“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要出事，就怕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见 《陈云传》)这段话是否可理解为邓当时还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叶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呢？没有叶，邓会受孤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应是陈云同志讲话的本意。

　　至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于书”说，因为后来人们认为邓的讲话最全面、最深刻，所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本人认为，华、叶、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正因为中央常委领导集体当时没有点明谁的发言是主题报告，才凸显出“于书”中多次提到的，该会议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体现了党的领袖是党的领导集体，实现了邓在常委会中提出的“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的英明主张，成为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贯彻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原则、体现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所以，叶才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报告中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扭转乾坤的两年

　　我们应该肯定邓作为中央常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所起的十分重大的作用，以及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为代表的中央委员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更应该肯定，中央常委领导集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那段历史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做的拨乱反正、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可以说，没有粉碎“四人帮”及其后两年所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伟大成果，就没有后来的三中全会。

　　在今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不应割裂切掉这段历史篇章，它是在斗争中向前迈进的辉煌历史。

　　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以后，曾多次讲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他建议，“现在就可以开始写粉碎‘四人帮’两年的历史了，先写片断，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历史没有在这里徘徊，更不可能倒退。我们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全面地回顾和反省历史，包括党史。

　　如果承认上述事实的话，那么，三中全会前所做的这些工作，不会与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毫无关系。

　　华犯有“两个凡是”的错误，但是不是除了粉碎“四人帮”外，他就乏善可陈？

　　甚至有人说：“抓‘四人帮’有什么了不起，我带一个排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华国锋不做，别人也会做。”这话妥否？

　　记得在粉碎“四人帮”前夕的1976年10月3日下午，我到陈云家接陈云同志到后海小翔凤叶家谈话。出门前，陈云把保险箱钥匙交给长子陈元。这一细小的举动，表明陈云同志为挽救党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这足以证明，抓“四人帮”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小儿科。我们不能淡化、无视粉碎“四人帮”的惊心动魄和伟大意义，否则就有失党性良知。

　　事实上，从粉碎“四人帮”到拨乱反正、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华都是做了工作的，是有功的。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同志逝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体前往悼念，这是对华国锋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肯定。新华社播发的《华国锋同志生平》说：“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不愧为党和国家的千古功臣!“

　　为国尽忠，领导风范

　　于书”高度评价了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叶确实是以前所未有的激奋之情，严肃认真地起草的。他说：“小平要讲话，我也要讲讲支持他。”

　　叶的讲话，发自内心地欢呼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呼吁这个“典范”要永远坚持下去。他之所以在发言中十分强调要发扬民主、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和实行民主与法制，是因为积其大半生追随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痛感党一旦失去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离开了党的集体领导，不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犯错误。

　　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他直斥“文革”为“封建法西斯”。就他本人而言，年满18岁以上的子女和女婿，都下了“文革”的大狱，无一幸免。这在党内斗争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作为身心受到如此重大打击的在职的中央领导人，人们恐怕难以想象他所处的厄境，也难以想象他老人家是如何度此艰危的！

　　顺带提上一笔，在华国锋问题上，他后来也曾在中央会议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承担了应承担的责任，指出自己存在封建思想残余，表现了领导者应有的风范。

　　1977年2月，胡耀邦曾对他老人家说：“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我认为，这指的不仅是叶帅个人，而且包括了整整一代的幸存的共产党领导人。

　　我们这一代人，曾感受过老一代革命者前半生远去的硝烟，又亲近过他们后半生历经的风云。本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叶帅一生始终以党和国家大局为重，从不擅权自重。如在粉碎“四人帮”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不当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坚持由华国锋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他一生恪守党的组织原则，有意见在党的领导集体内说，不在外面说，从不搞非组织活动。这是否应是党的领导干部应遵守的政治准则？！在他们回顾其毕生的革命生涯时，听到的往往不是他们叙说自己有什么功勋，而是深切地缅怀在对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痛悼在“左”的残酷斗争中无辜丧命的战友。正是这一代幸存的共产党领导人，痛感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导致国家和人民仍处于贫困、落后之中，从而觉醒，从而奋起，终于带领人民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

　　结语

　　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为立国之本。建国以后，我国竟走了一条漫长、曲折之路，几乎费了30年时间，才回到这一正轨。血的代价，不由令人们深思、深省！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就是国家最终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无不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今天，我国又面临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

　　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决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如果闯出来了，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贡献。(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