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曲折

　　“于书”中提到，华在1977年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提法比以前有所变化，肯定了绝大多数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未能改变事件的定性。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叶几次向华、汪提出“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但未说通。他们坚持这是主席定的性，不能改。后来，华提出“解放大多数”。对“天安门事件”虽未平反，但定调已有所松动。这就是“于书”所提情况的由来。

　　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尤其关注，得悉外间传闻反对平反最坚决的是吴德后，他专门把我和叶帅的小女儿叶文珊召到西山二十五号楼。在卫生间里，邓指示我们下山去串连这批老同志，发言点吴德的名。我们遵此照办了。

　　巧的是，第二天上午，叶文珊和我陪叶散步。叶文珊问叶帅：“爸爸，‘天安门事件’问题能解决吗？”

　　叶答道：“谈了几次未谈通，最后同意解放大多数，说性质不能改，是主席定的。”

　　听到这个情况，我觉得“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不能解决，不宜鼓动老同志点吴德的名了。为此，我又立即向他们通报了消息，他们得悉后都很气馁，有的干脆不发言了。

　　但是，王震同志却仍坚持要点吴德的名。他的向秘书无法说服他，很着急，连夜把我召到王震同志在皇城根大院的住所。经我斗胆坚持，王震同志发言提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未点吴德。

　　陈云同志也是如此。陈的发言中还提到中央有同志提出邓出来的问题，所谓的“中央有同志”指的就是叶，因为他已知内情。

　　这就是这次会议中的插曲。

　　邓虽未出来，但实际上已关注和间接参与政事了。

　　至于1978年11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于书”作了很多考证，其中有些内容值得研究。所谓经政治局开会报常委之说是子虚乌有的，有的文献单位的注解太不负责任了。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当天中午，我向叶说，《北京日报》登载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他笑着跟我说：我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后来得知，这是华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

　　“批邓”与“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继续“批邓”，国务院大会上有人甚至宣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这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和反对。停止“批邓”已是强大的政治呼声，“批邓”实际上是停止了。

　　对于“批邓”，毛主席在世时，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老同志均被迫要人人表态，违心“拥护”。个别的老同志本可表面应付了之，但批起来却调门不低(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有的甚至上书毛主席揭发邓，外交部那位领导表现就更恶劣了，没经住考验。

　　胡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吕正操担心他顶不住，专门派女儿去传话，支持他坚决不做检查。胡(即胡耀邦同志，下同)最终顶到底。

　　王震同志坚决抵制“批邓”。他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等一段评价邓小平的话，要求上报中央。吴庆彤主任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同志。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向秘书出于好心把该内容擦掉了。如能留下来，那该有多好啊！

　　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党内围绕着冲破“两个凡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其中又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社论出台后，王震和姚依林就找耿飚予以谴责，耿飚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凡是”的观点。

　　“两个凡是”最直接打击的是“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因此，一出台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没有市场。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这里要提一下叶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方面做的工作。

　　人民日报社搞了个内参叫《情况汇编》，1977年11月底，《情况汇编》把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写的大字报汇集起来，编成名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材料，以人民日报社党委的名义，报送叶剑英和耿飚。

　　之后，叶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到中组部老干部对部长郭玉峰的强烈批评意见，并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

　　这就是在常委会上，叶、邓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由来。

　　胡大刀阔斧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功不可没！

　　“于书”指出，当时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两个凡是”令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我认为此言并不完全合乎当时的情况。

　　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上领导岗位，特别是又改组了中组部领导班子，本身就给“于书”所指出的“反对‘两个凡是’主要针对的是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历史冤案两大问题”的解决打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就部署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怀案、陶铸案等重大案件，着手复查审理。

　　对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复查工作，中组部在1978年11月份也着手准备进行。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组部开始处理历史上“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牵涉到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

　　历史上那个“反右”也是一场大劫难，绝不仅是扩大化而已。平反右派功德无量，人民不会忘记。

　　至于平反历史冤案和解放干部的问题，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后，第二天胡耀邦就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全面介绍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甚至明确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组织部长的发言应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党史文献和党史研究部门似有意忽略了。

　　其实，包括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那几个冤假错案，胡都已做了相应的平反准备工作，在陈云同志提出来不久就宣布平反了。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

　　关于“真理标准”一文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就离不开胡耀邦的作用和贡献了。

　　叶是一直反对“两个凡是”的，也是中央常委中率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于书”中也多次提到了。

　　那时，胡耀邦是通过冯文彬同志直接与叶联系的。冯文彬早年在中央苏区时，与叶帅就熟悉，此时他与胡耀邦在一起工作。

　　冯文彬同志经常来叶驻地向叶汇报，叶对胡耀邦的工作均予以有力的支持。对“真理标准”文章，叶是最早看到并明确予以支持的，他还让我们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吴冷西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指责以及汪东兴所持的立场，我们都及时向叶汇报了。

　　关于《红旗》杂志组织写的《重温〈实践论〉》(编者注：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篇文章)一文，“于书”提到，是叶特地在常委会上提出来并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公开摆出来谈谈。

　　在这里补正一点，关于《红旗》的文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提出了六条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维护“两个凡是”观点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

　　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同志把哲学所的意见交给我，让我转“叶、邓”审阅。我即送邓办王瑞林秘书，留交王秘书处理。

　　随后，我又将之送交叶办王文理秘书，王秘书说，太好了，正好首长交待我们对《重温〈实践论〉》都要看一看，提出看法和意见。

　　我请王文理将该文立即送叶审阅。

　　这就是叶就《重温〈实践论〉》在常委会提出开理论务虚会的由来。

　　《重温〈实践论〉》最后未能发表，也是因叶提出不同意见，汪表态不予发表了之。这应是叶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证明。

　　反对“凡是”及组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除了胡耀邦等外，应着重提及的还有耿飚同志和王震同志。

　　作为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同志，在《人民日报》要发表“两个凡是”社论时就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立场鲜明，态度明确。这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成为反对“两个凡是”、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坚强阵地的原因之一。

　　王震同志几乎是走街串巷地找老同志交换意见，他多次找叶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其激动的神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像个“角斗士”。

　　因此说，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是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