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一个叫作下山溪的闽东小山村，穷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位普通干部冒着风险，写出一篇有悖于当时“山乡巨变”舆论主题的稿件，直言下山溪真相；《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中央领导批示，全国扶贫运动的号角由此吹响

　　本报记者张伟王浩志通讯员林斌雷顺号文/图

　　24年前，当37岁的王绍琚走了3个小时的羊肠小道，满脚泥泞地走进那个叫作下山溪的闽东小山村时，村里人不会料到，这个看上去没一点干部模样的新闻科长，最后将他们从住了数百年的穷山村“救”了出来。

　　新闻科长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次采访，不经意间成为全国扶贫攻坚计划的前奏。从宁德开始，扶贫、整村迁移、造福工程等名词适用全省，成就了福建扶贫工作今日的辉煌。

　　前几日，本报记者穿过已经抽穗的稻田，来到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全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就立在村口，石碑后是一条名叫“长安新街”的水泥路，路两侧都是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

　　1995年，下山溪村88个村民整村迁移下山后，就住在这里。

　　“犯忌讳”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

　　王绍琚的下山溪之行，坎坷得无法想象。

　　1984年，他是福鼎县委新闻科长，听说位于太姥山麓的磻溪镇有个畲族自然村，“挂”在一千多米海拔的山上，“种粮没田，买盐没钱”。王绍琚决定去村里看看。

　　到村里的路，如今早已荒废，只能隐约见到藏在茅草中的羊肠小道，在山腰绕了几个圈后，就消失在弥漫着水汽的峡谷中。当年，王绍琚就是沿着这条路，步行三个多小时到达下山溪。

　　“全村没有一丘水田，除了红薯，什么都不长。五口人的家庭，只有一条棉裤，补了又补，谁出门谁穿。地瓜饭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自家吃野菜。”当年的情景，王绍琚至今历历在目。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村里居然没有一盏灯，买了也没用，根本没电。李先如当时是下山溪村民小组组长，他还记得儿子结婚时，两条长凳上面摆上木板，就是婚床。为了招呼亲朋吃顿饭，他喊上两三个叔伯兄弟，挑担下山，到30公里外的秦屿镇买肉。当晚是回不去的，他们就露宿在镇上。天热，怕肉坏了，还得用盐腌起来。回到村里，已是3天之后。采访结束，王绍琚连夜赶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文中提到下山溪“至今生活仍很艰苦”。这样的提法在当时是有风险的。改革开放刚见成效，当时的舆论主题是“山乡巨变”，王绍琚赶到省城投稿时，一位编辑就曾劝道：“你不怕有人说你给大好形势抹黑吗?”编辑最后没收了稿子。

　　王绍琚又把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他没想到的是，省委省政府很快来人了，让他带队，步行到下山溪调查。“听说人民日报发了内参，中央领导专门做了批示。”6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王绍琚的文章，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关怀贫困地区》，评论中承认“过去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毛病，至今没有很好克服”。

　　之后不久，党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扶贫工作的通知》，后来又制订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全国规模的扶贫工作拉开大幕。

　　王绍琚说，当时，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扶贫的急迫性，他的那篇读者来信，正好赶上了好时候，“如果说我有什么贡献，就是那篇文章写得比其他人早了一点。”

　　几百年了，他们是搬下山来的第一代

　　扶贫之初，形势还是不错的。王绍琚说，《人民日报》登了下山溪的情况后，全国有22个省市自治区的读者，纷纷写信到福鼎宣传部，还有青年自愿者到山乡落户建设村庄。

　　各级政府的扶贫力度也很大。现年62岁的李先如回忆，当时政府无偿提供杉树苗和羊崽，希望能给村民找到致富路，“我们一开始也很有信心，觉得两三年内，大家就有钱了。”谁都低估了下山溪恶劣的自然环境。杉树苗栽下去，一株成材的也没有；山上茅草太硬，山羊的嘴都啃烂了，最后都死光了……村民刚被鼓起来的激情，很快就消退了。10年过去了，一直到1994年底，下山溪人均收入仍不足200元。

　　1995年，福鼎县政府在山下的赤溪村开了现场会，时任闽东日报总编的王绍琚也参加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这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在会上被提出来。既然修路的成本更高，那么只有换条路：举村迁移。

　　会上决定，在赤溪村建“长安新街”，作为下山溪村民的迁入地。水泥、钢筋、青砖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村民只需出木料和小工。当时，下山溪人住的还是茅草房，山上山下，天壤之别。可谁都没想到，村民们不愿意搬。

　　“畲乡百姓在山上久了，跟外界接触得太少。”李先如回忆，有些老人说什么也不肯走，他们觉得在山上好歹可以种红薯，虽说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下了山，没了地，口粮都没着落。

　　李先如没少做工作，大伙最终还是想通了。当年5月，下山溪人乔迁“长安新街”。“那天晚上，我们几个男人都没睡，在街边聊天聊到了天亮。”李先如说，几百年了，他们是搬下山来的第一代。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那就给百姓找块好水土，这就是“整村迁移”的基本理念

　　迁村第二年，长安新街通了电。李先如当年就买了彩电，后来又有了电话和手机。

　　“花的都是儿子和儿媳的钱，他们俩在温州打工。”李先如说，搬下来的下山溪村民，几乎每家都有出外打工的，这也是目前村里的主要收入。

　　在老李眼中，目前的日子虽谈不上富裕，但至少衣食无忧，比当年在深山里强多了。“还是搬下来好，不然连打工都不知道去哪!”李先如告诉记者，当年，下山溪村连邮路都不通，全靠他每周下山一趟，到赤溪村拿信，然后再给村民捎回去。

　　搬下来后，好歹路是通了，村里有人出外做买卖，也赚了不少钱。李先如和乡亲们没想到的是，他们“一不小心”又走在全省前列。1994年，我省启动“造福工程”，下山溪是“整村迁移”的第一批试点。下山溪模式的成功，使“整村迁移”开始推广，很快遍及全省。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那就给老百姓找一块好的水土，这就是“整村迁移”的基本理念。以赤溪村为例，在下山溪之后，又相继迁入13个生产小组，“长安新街”也随之不断延伸，从最初的22户到如今的100多户，新迁入的大都是跟下山溪一样，在深山老林里住了数百年的畲族村庄。但是，王绍琚还有块心病：下山溪人发展得慢了。走在长安新街，记者注意到，22户下山溪人的房子，除了两三栋换了门板和窗户，其他的还都是十多年前的旧模样。王绍琚这几年一直在筹措，希望给下山溪的村民建个公厕，至今还没能如愿。

　　“如厕难”的尴尬，其实是深化“造福工程”的课题：老百姓搬出来了，如何让他们“稳得住，能致富”。在省政府的有关文件中，已经出现“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字样，并具体到水、电、路、通信、广播电视“五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有新房没新村’的尴尬。”全省都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