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王力民

　　-身份：永吉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我1969年生人，家在永吉县杨木乡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离吉林市区70多里吧。

　　我上高中是断断续续念完的，经常出去打工。高中毕业后，我就回家务农去了，20岁。当时在学校学习也不错，我们老师说，你要是考不上，咱们学校就考光秃了。结果那年考得不好。我家比较困难，母亲身体又不好。我家四个孩子，我是老大，所以就不念了。回去以后干过很多工作，首先是种地，这没啥说的了。还做过力工，搬砖扛瓦，到山上种过树，伐木，还烧过白酒，活儿都挺累的。

　　1990年，经初中语文老师推荐，我到学校当了代课老师，带初三的语文，陆续干了6年左右。当时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就是熬个六七年，能有一个转正的机会，成为有正式工作的国家干部。原来有个政策，民办教师干个七八年，就可以直接转成正式教师。

　　到了1995年，干了快六年了，眼看这个目标快接近的时候，突然国家调整了政策，转正的机会没了，心里很难受。

　　当时正好放暑假，我刚刚知道不能转正的消息，在家看书，怎么也看不进去，就出去转转。当我来到乡政府的那条街上时，正好有几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在那里议论，说要招公务员了。当时大家对公务员的概念很模糊，都不知道什么是公务员。以前每年都招干，当时乡里的干部以为这次和平常一样，又是一次招干。

　　我就上去问，我能考吗？他们说我不能考，因为有两条不符合，好像得需要干部身份。我说我虽然是民办教师，但也算是招聘的干部呗。他们说那还得需要大专以上的文凭，我说正好念了个大专的函授，刚毕业。

　　我说那我去县城打听打听吧。后来，我到了县城，到了人事局。我把情况一说，他们说我可以报名，因为这次考试是打破身份，打破地域。但是不同的岗位需要不同的条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我直接就报了名。我报的是永吉县检察院的书记员。因为我觉得人民检察这四个字挺好。至于每个职位怎么样，以后要做什么，怎么考试，我都不知道。

　　当时时间非常紧了，已经是8月份了，考试安排在9月份。而且当时没有书。我打听了一下，有本书叫公共科目，还有一小本的习题集。我托同学找来书后便天天看，晚上看到12点，早上4点钟起来接着看。那时候，我的小孩已经5岁了，我就让媳妇和孩子都回娘家。

　　后来因为我们这边涨水，考试推迟到了10月份，我又获得了一个月的宝贵时间。

　　考试前一天晚上，我住到了县城的旅店里。

　　当时我们是在永吉实验小学考场考的，人挺多的，我们那一年全县得有400多人报考，报同一职位的都在一个教室考试。我报那个职位，120个人就要两个人。

　　一共3张考卷，考了一天就考完了。交了最后一科的卷子后，我心里是如释重负啊，考完就回家了。考试完了之后，有的人消息灵通，都去打听了。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也没有渠道去打听打听。

　　有一天，我从学校下班，发现我们原来的乡长、当时已经调到县里当统计局局长的马德山，正站在大道上和我父亲说话。我过去了，马德山说我咋没去看分儿呢。我说看啥分儿，考得也不好。他说我考上了，考得还不错，第一名。当时谁进入了面试，都张贴了大红榜，在县政府门口贴着，他正好看到了。哎呀！我当时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时候我父亲说，挺好，回家。他高兴啊，晚上特意做了几个菜。

　　后来，我就去参加面试，大概在10月末。面试第一步也是笔试，6个人，我记得给了两道题。然后就是面试，在财政局的会议室。现在想想当时组织得很严密，考生先抽顺序号，然后大家都在候考室等着，有人喊你，把你带到面试的屋，中间给你一个小凳子，10多个考官，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没找谁，也实在不认识谁。然后主考官发问。4道题，答了半个小时，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后来我考完后，就有很多朋友，还有像我一样的农村青年到我这儿打听，你到底找没找人，你给我说实话，我说真没找。有的人还不信。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本报记者 刘薇

　　从干部到公务员的嬗变

　　从人事部副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徐颂陶开始总结自己的一生——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一生。

　　农民出身却没考上大学的王力民，如今已经是永吉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人防办主任，正科级。比起国家干部，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公务员，他觉得这个词“现代，正规”。

　　虽然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他们都是30年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受益者。

　　未规范的干部制度

　　跨过40余年的光阴，徐颂陶看到自己踌躇满志、恍如昨日的青年时代。

　　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徐颂陶，在毕业分配表的身份一栏里，郑重写下“干部”两个字，然后背起行囊，乘火车，从上海来到北京。

　　铁道部人民铁道报社一名普通记者，是徐颂陶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起点。

　　在当时，想要迈进干部队伍的门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顺理成章进入这个队伍的人，大概有这样几类：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的退役军人，或者通过“顶替”、“内招”等形式进入的干部子弟。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外延。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杂技团演员，都被称为干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只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56年底，他们的人数是281.6万人，只占干部总数的三成左右。

　　所有的干部，在同一个规则下，由同一套制度统一管理，无论市长、厂长还是校长。

　　这种形成于战争时期的干部人事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沿用，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新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并没有一套完整而规范的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杨波称，各类干部没有进行分类管理，强调“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选用干部，只有笼统定性的政治考察，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