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考录

　　1994年8月19日，很多媒体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发了我国首次进行公务员考试的消息，30余中央国家机关参与，拟录用490人，在招考报名的3天里，14000人前去咨询，4400人报名。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杨木乡农民王力民，也在无意间听说了县里准备进行公务员考试的消息。199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永吉县首次公开招考公务员。

　　一直想成为国家干部的王力民报了名，并以笔试、面试全县第一的成绩，被录用为县检察院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也是我国第一批考取国家公务员的农民。

　　统计数字显示，截至1997年8月，国务院各部门，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级政府机关基本完成了职位分类和人员过渡，县乡机关也已普遍展开，体现“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原则的考试录用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

　　2005年4月，在10余年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修改了20余稿的公务员法终于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中国自此有了第一部规范公务人员行为的总法规。

　　“这部法律，吸收了中国近30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只有和法律接轨，才能彻底消灭人治。”中央党校教授李民说。

　　探索晋升之路

　　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同样推动了党政领导干部选用制度的改革。

　　根据党的十三大对公务员制度的设计和我国“党管干部”的原则，凡科级以上的“高级公务员”，需与一般公务员实行不同的任用、选拔和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由党的规章进行规范。对于一个进入了公务员门槛的人来说，这套制度决定了他能否有一条公开、平等的晋升之路。

　　“以往我们提拔干部，都是很神秘的，缺乏公平的程序和公开的监督，缺乏制度化的管理。”徐颂陶说，这种干部选拔机制，有利于政府行使集中的权力，保证政令畅通，但无法克服选人者主观偏见、素质不高带来的偏听偏信。因此，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就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实施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也在1995年2月颁布，这个7000余字的暂行条例，对领导干部选拔的条件、程序和监督进行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

　　虽然只是一份以中组部名义颁布的暂行规章，李民教授却认为它意义非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有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系统性、法规性文件，领导干部的选拔从此有法可依，自此，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成为整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力点。”

　　在条例的带动下，以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为主要形式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探索，在各地展开。

　　王力民所在的永吉县，也在2000年进行了第一次竞争上岗的改革。此时，他已由检察院调到县政府办公室，是秘书科负责给领导写材料的一名科员。

　　至今，王力民都清晰地记得这次竞争上岗的细节：

　　人事部门定职位，办公室9个科长的任用条件都公开在黑板上，20多个人报了名。然后竞选演讲，县里人事部门、组织部门和几个大局的一把手当的评委，很庄严，当场打分。然后是群众测评，办公室50多个工作人员，全员参加，每人发了一张表，报名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分几方面给打分。最后所有成绩都张榜公布。

　　凭着出色的演讲、较高的群众评价和几年来得到肯定的工作业绩，王力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榜上，如愿得到了综合科科长的职位，完成了从政以来第一次职务晋升。

　　除了内部的竞争上岗，打破身份、地域界限，面向全社会的公开选拔，也被称为拓宽干部选拔视野的另一种尝试。

　　统计数字显示，自1995年到2004年，全国已公开选拔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1000多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0000多名，科级干部数万名。

　　“这些改革，对提拔年轻优秀干部很有好处，很多年轻人都觉得不错，但一些能力差的干部就比较苦恼，我们一个处长，干了13年，考了5次，都是第一轮就刷下来了。”徐颂陶说，“只有给优秀人才公平的机会，这些优秀人才才能托起一个高效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