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平反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王光美真正感觉到风暴逼近中南海福禄居，是在1966年11月初。

　　那时，她设想过一种最古老的躲避方式。她对丈夫说，“你辞掉国家主席，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但刘少奇的回 答是，他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在回忆录里，这是王光美和丈夫最后的温馨对话。此后，不间断的审查、揪斗持续了近8个多月。

　　1967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27日转押秦城监狱。

　　再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已是13年后。

　　发黄的气象资料显示，1980年5月13日，周二，晴转多云、傍晚中雨。

　　是日下午刚过3点，王光美从河南省省长刘杰手中接过覆盖着党旗的刘少奇骨灰盒，不能自已，她把脸长时间地贴在 骨灰盒上，像在聆听历史的心跳。

　　王光美获释是一个信号

　　1979年春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联欢晚会上，有人惊奇地发现了王光美和她的孩子们。

　　这是王光美12年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此前，她以67130的监号一直被囚禁在秦城监狱一个6平米的单人囚室 里。

　　1978年12月22日，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周旋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王光美获释出狱。

　　刘源后来回忆道，即使母亲从监狱里出来，他们一家当时也没有想到父亲案子的平反问题。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 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

　　让刘源他们觉得政治环境不大可能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有关负责人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当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 线是正确的”。

　　“组织路线正确”作为政治语言意思是说，此前被批判被打倒的干部，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问题。十一大政治报告认定 “组织路线正确”，实际针对的就是邓小平、陈云等人已经着手推动的为刘少奇等平反的努力。

　　出狱不久，王光美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刚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立即接待了他 们。

　　“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就中央纪委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向他表示感谢，但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刘少奇的 平反问题。”刘源回忆说。

　　陈云说，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他案子和 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平反舆论和组织障碍被扫清

　　刘少奇一案牵连人数众多，影响极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是 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能不能为刘少奇一案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 问题，也牵涉到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

　　在后来的一些党史研究学者看来，当时力主改革的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面临着两个桎梏：“两个凡是”的思 想桎梏和积沉入山的冤假错案的组织桎梏。更为困难的是两个桎梏当时还纠缠在一起。

　　给刘少奇平反首先撞见的，就是当时中央有关负责人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为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汪 东兴、纪登奎等一直坚持刘少奇一案是毛泽东亲自定大案，对平反问题持消极和反对态度。

　　思想界和“两个凡是”的斗争，无疑为刘少奇平反做了舆论准备。早在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京西那个幽静的 党校里，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句句当真。半年后的5月11日，《光明 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讨论彻底清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

　　它对于刘少奇平反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开始从组织上为冤假错案平反做准备。他们选择的战术突破口是在“文革”中已经臭 名昭著的“专案组”。

　　针对“文革”中专案组罗织罪名、断章取义、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陈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 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考察，作出实事求 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在陈云等人的倡议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郑重申明：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不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撤销，相关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组织部。

　　此后的人事调整变得水到渠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刚成立的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平反冤假错案，成为陈云领导下的中央纪委的一项主要职责。

　　此前的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而胡耀邦上任之初，就收到了刘源等人寄来的关于刘 少奇案的申诉信。

　　至此，冤假错案平反所面临的组织和舆论障碍基本清除。

　　刘少奇“三顶帽子”被摘

　　1979年1月起，中央纪委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陈云领导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 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这些思想，对克服刘少奇一案平反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保证平反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是年4月18日，成立 “刘少奇案件复查组”。

　　杨筱箴，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1979年4月担任“刘少奇案件复查组”负责人。据他回忆，复查组仔 细核实了刘少奇案的全部400多卷卷宗，发现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完全是莫须有，假证据。

　　在中共中央启动给刘少奇平反的工作同时，1979年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对王光美的所谓问题作出结论： “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1979年6月，王光美和贺子珍一起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王光美被组织安排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 局局长。

　　出狱后的王光美，暂居于翠明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这里是1946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王光美正是在这里 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1980年2月29日晚，王光美全家屏息围坐政府新为他们配备的电视机前，急切等待着一项重要消息的发布。当 “刘少奇同志”这个熟悉的称呼十几年后第一次从播音员嘴里说出来的时候，王光美百感交集。

　　8年之前，身陷秦城监狱里面的她，是以“恩准”的方式得知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已经去世3年的消息。

　　而此刻，电视机里播出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宣告：“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 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

　　据秦城监狱一位工作人员回忆，江青从广播里得知刘少奇被平反的事情。在中共中央下令全国下半旗、停止一切文艺 活动，悼念刘少奇的那天，江青在监狱中大唱京剧，并一边比划着表演。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王光美说，“这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少奇常说的一句话。”

　　四年间47万多人恢复党籍

　　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偕子女，乘专机飞抵河南开封，迎接刘少奇骨灰。

　　当时登记为“刘卫黄”的刘少奇，死后骨灰存放在三合板制成的123号骨灰盒中。王光美握着骨灰盒许久。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后，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 ，是胜利！不要哭！”

　　5月19日，遵刘少奇遗嘱，亲属将其骨灰撒向大海。

　　作为“文革”中最大冤案的刘少奇一案平反，被目前采用的中学政治课本称为，党在后“文革”时代从指导思想上完 成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文革”中，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案件有2 2053件，因此错受刑事处分的有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最后，上述人员全部得到平 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3 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其中包括 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也被证明纯属不实之词。

　　□本报记者杨继斌整理

　　-新观察

　　依宪执政方能终结悲剧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不仅标志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也标志着传统政治悲剧———作为一种悲剧类型的终结。

　　忠而见谤，含冤而逝，这是中国传统悲剧中最常见的类型。或许，纯朴的民间，正是这样解释刘少奇的冤案。但显然 ，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悲剧，甚至不止是“文革”受难者的悲剧，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场历史悲剧。三十多年过去 了，这一段苦涩的记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漠，相反，我们的思考更应深刻。

　　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一幕：1967年8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召开百万人大会“声讨刘邓陶”，批斗会结 束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 这无关紧要。我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刘少奇拿的这部宪法，通过于1954年。颁布之日，“一切爱国的人民对于它的伟大前途，该是怎样欢欣鼓舞！” 可是，被寄予了厚望，甚至可以说寄托了几代中国人宪政梦想的“五四宪法”，实际上从1956年下半年起，随着反右倾斗 争的扩大化，就已经名存实亡。刘少奇的悲剧，或者说整个“文革”悲剧，是宪法的悲剧。因此，要终结这样的政治悲剧，从 根本上说，就是建立现代宪政体制，使权力运转、分配、制衡、传承，完全处于“宪法”的规范之下。

　　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什么是宪政？“五四宪法”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可为什么最终连国家主席的 人身安全也无法保护？宪政的真义，决不在于用文本的形式对权利进行罗列，关键是必须有相应的条件，促使公民在实际生活 中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首先，必须从制度上对公权力进行制约，我们不需要照搬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因为那不过是若干政体 形式中的一类而已，但是我们已经清楚，不受制约的权力，随时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培育真正的公民意 识，让人民关心自己的权利，学会正确地行使权利，通过行使公民权利来参与国家事务。

　　如何跳出传统政治的悲剧?如何防止政治斗争出现周期性轮回?事实上，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已做过深刻的思考。1 980年8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说：“我们过去发生 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 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 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时隔多年，从普通民众到中央高层逐步认识到，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是终结悲剧的手段。2004年，胡锦涛指出，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同年，温家宝总理说：“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深入人心的共识必将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福祉。

　　□任羽中

　　一日三十年--2月29日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结束。

　　●1984年共青团中央在西安召开命名大会，授予华山抢险英雄集体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的称号，授予在抢险救人 中表现突出的11位学生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1988年千余名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叶圣陶。2月16日叶圣陶离开人世。

　　温故知新

　　读者来信疑犯行政拘留改为逮捕

　　广州市公安机关接受群众意见，将原来只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持刀疑犯张志华逮捕。

　　社会青年张志华去年曾因打架、抢劫，两次被行政拘留。1980年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张志华携带自制匕首一把 ，来到广州市效的石溪农贸市场，被民警吴秋生发现。吴当场收缴了他的凶器，并且责令他到石溪市场管理委员会接受教育处 理。张抗拒不去，擅自跑回家。民警吴秋生尾随到他家。张志华取出菜刀向民警砍去，吴秋生躲闪未被砍中。张志华被控制后 ，广州郊区公安分局决定给予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2月28日，《羊城晚报》报道了此事。第二天，《羊城晚报》刊登一封署名劳不平的读者来信，批评公安机关对张 处理太轻。该市公安局获悉后，审阅了张志华的材料，认为读者批评正确。市公安局责成郊区公安分局核实案情材料从严惩处 。郊区公安分局根据市公安局指示，组织力量对张的材料进行复核。认为张志华有犯罪前科，此次又拒不缴交，继续携带凶器 ；在凶器被收缴后，又不接受教育处理，持刀向民警行凶，已经触犯了刑法。据此，决定提请郊区检察院批捕。郊区检察院审 查案情、讯问案犯，并批准逮捕。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80年2月29日报道

　　那时流行

　　邓丽君

　　流行时间：1980年流行指数：★★★★★

　　“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1980年诞生，“歌星”一词替换了“歌唱家”和“唱歌的”，其中邓丽君影响最 大。其翻唱歌曲《何日君再来》进入内地更为曲折。

　　1979年，内地去香港旅游的旅客，带回《邓丽君NHK演唱会》录像带，入境时被审查，并抹掉了其中一首歌曲 ，就是《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出生于1936年，后被李香兰翻唱，很快家喻户晓。转眼到了“文革”期间，当时有人 指责，歌曲作者刘雪庵为汉奸，刘因此被错划为右派。上世纪80年代初，《何日君再来》因邓丽君的翻唱进入大陆而再度走 红，却被错误认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因此被禁。如今刘雪庵被平反，《何日君再来》已解禁。

　　对当时那些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的歌声确实让他们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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