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2期 【198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河南农村出现股份制合作模式”】

　　一日三十年——3月11日

　　●1978年国务院决定兴建上海宝山钢铁厂

　　●1985年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农村出现股份制合作模式

　　●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朴方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和执 行理事会理事长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5年中美正式签署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

　　●1998年国务院计划将医院和药房收入分开

　　●2000年江西萍乡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

　　●2003年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

　　24年来，牛红梅经常想起那个炎热的下午，她把蜜蜂牌缝纫机搬出家，拉到了一个临街的仓库内。

　　仓库里，挤满了大姑娘小媳妇。她们把一台台缝纫机拉来、摆放整齐。

　　1984年，临汝县尚庄乡针织厂就这样成立———所有的缝纫机都是农妇们从自己家里搬来的。

　　也因为此，她们既是员工，也是股东，一个月能发三四张“大团结”，名曰“分红”。

　　24年后的今天，牛红梅已是县城最繁华的街区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当年的农家媳妇，靠一台缝纫机成为股东后，见 识和资金日长，最后远离了那片贫瘠的土地。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河南临汝县(现称汝州市)，如尚庄乡针织厂一样，数千家利用人工、生产资料入股的经济联 合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

　　1985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临汝的众多股份 合作企业，获得了政策上的支持。

　　当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临汝农村兴办股份合作企业》，见证了临汝当年股份合作企业的兴盛 。文章称，这种股份式合作经济开始于1984年上半年，当时，一些地方的农民或因资金不足，或因无技术、或因缺劳力， 想办企业却力不从心，便自动联合起来，办起了股份式合作企业。

　　这种股份式合作经济，迅速成长并成为临汝农村经济的支柱。1984年当年，临汝县各类股份式合作企业所创产值 ，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61.9%。

　　在中国很多地方在为“姓社还是姓资”争讼不已时，这里的人躲在群山的臂弯里，利用原始的股份制模式，聚集更多 的钞票和劳力，开矿建厂，去博取更多的钞票，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好。

　　乡政府买不起缝纫机

　　尚庄乡针织厂，属于乡企。让员工们搬着缝纫机去上班，这在当时，其实是一种无奈。

　　“穷”，是牛红梅记忆中，关于当年的最深印象。她身上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自己扯来白布，在做饭用的锅里下几块 颜料，自己染好了做成的。

　　乡政府跟牛红梅一样穷。当时，政策鼓励农村搞多种经营，一名郑州有亲戚的乡干部打听到，郑州一家服装厂接到一 批大订单，正找代工的地方，就带人过去谈妥了。

　　尚庄乡政府把大集体时候留下的一个仓库整了整，好不容易凑了3万多元，买来了大机器，但女工用的缝纫机却买不 起了。

　　当时，缝纫机是临汝农村结婚的“三大件”之一。就有领导提议让农妇们带着自己的缝纫机过来。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执行。在大集体时代，带着农具上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牛红梅记得，当时全针织厂100多员工，除了厂领导拿政府工资外，其余的100多号人基本上都和她一样，每月 根据工厂盈利情况，可拿到30元至40元不等的工资。

　　事实上，当时即使去工商局注册，也没有“股份制”这一条选项。牛红梅所在的针织厂，就是以“集体企业”的名目 注册。法律上，尚庄乡政府是厂子惟一合法的所有人。

　　“直到90年代，这里才有法律承认的股份制企业。”在临汝县政府任宣传干事20多年的刘智斌说。

　　县长为致富先进牵马

　　“当年有没有担心，怕人说‘资本主义尾巴’？没有，有领导顶着呀！”2008年春，孙春元再次回忆当年的情形 ，话语轻松。他当时的职务是临汝县乡镇企业局企业科科长。

　　开业那天，孙春元和几位县领导一起，赶到现场祝贺。作为临汝县最早的多种经营企业之一，领导们对它看得很重。

　　和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样，孙春元亲眼见证了许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实：穿工商制服的人踢倒路边卖烧 饼人的火炉；两个贩猪的外地人，因被指“投机倒把”而拦下，猪被没收款被罚，蹲地上抱头痛哭。

　　但他更多的庆幸是———“临汝县的领导比较开明。”孙春元回忆说，时任县委书记吉长荣每次开经济工作会，都要 求护老百姓致富的热情和努力。

　　两件事让孙春元记忆深刻。

　　1983年，临汝县小屯乡宋庄村村民冯清立开了家翻砂厂，为煤矿做工具。因为收废铁，他被警方数次传唤，翻砂 厂也被工商部门关闭。无奈之下，冯清立托人将上访材料递给了县委副书记胡立。

　　胡立赶到冯家，问清楚了情况后，在乡里和村里的会议上，以一个县委常委的身份，为冯清立“恢复名誉”，并让冯 清立在全县巡回做致富经验的报告。胡立还找到处罚冯清立的各单位领导谈话，与他们理论“冯清立究竟违法不违法”。

　　寄料镇寄料村村民郭明与人凑钱，买了两辆汽车拉煤，1984年一年就赚了4万元，成为全县典型。县里特意开会 对其表彰，会后，郭披红戴绿，骑在一匹枣红马上，县长马庆立为他牵着缰绳，在县城几条大街游行。

　　“领导的重视是最重要的。”孙春元所在的单位，被要求利用一切便利，为乡村工业，搞多种经营服务。“一开始， 多种经营还局限于农民搞个养殖什么的，到后来，我们发现发展乡村工业，也不能只靠政府。”

　　按当时的企业法规规定，个体户的雇工数量不能超过8人，要不就是资本主义。

　　但在杨楼乡杨楼村，农民李景源雇了十几个人做瓶盖，生意好了之后，还在上海设办事处，雇四个上海人做业务员。 “县领导都以此为荣呢。”孙春元说，“你要是下面的干部，你敢去说人家是资本主义，让人家关门？”

　　“中央在摸索，地方也应该跟着摸索。无论咋说，让百姓合法致富总没错。”吉长荣的话，让孙春元记忆犹新。

　　5村民一人一千齐开厂

　　在有着“百里煤海”之称的采煤大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更为红火的是分布在各处乡村的煤矿。

　　开个最简陋的小煤矿，在当时需要3万元左右。临汝当时有(公)社(生产)队煤矿26个，集体资金投入已经力竭 。

　　那时，中央对矿山业的指导思想是:“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为了鼓励群众开矿，临汝县当时的政策很 宽松：经过村委会和乡镇政府批准后，再到县煤炭局申请，在省里备案，就可以开挖了。

　　但是有一点，个人凑钱开办的煤矿，必须冠以村或者村民小组的名义。“煤炭矿产属于国家和集体，个人是不能挖的 。”当时在寄料镇政府工作的陈保松说。

　　除了煤矿业，更多的股份合作，也在各个能赚钱的行当展开。在寄料镇马长庄，5个村民一人凑一千，开了一家耐火 材料厂。四个人在家做，一个人跑业务，每到月底，5人按经营成本和劳动力的入股量分配利润。此厂因工作效率高而远近闻 名。

　　私人资本如此，集体企业也跃跃欲试。汝州镇阀门厂原是个镇办企业，固定资产有130多万元，为了扩大生产规模 ，就将厂子做股发行，镇里占了80股，职工以货币入股后，还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

　　数据显示，1984年，临汝县各类股份式合作企业所创产值，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61.9％，达到1300 0多万元；利润占70％，达到2800多万元。

　　临汝县的财政收入因此在河南省位居前列，两年后，甚至跃为全省第一，是该县史上惟一一次。

　　全县清查干部入股

　　尚庄乡针织厂仅仅存在了两三年的时间。和这个匆匆一现的针织厂一样，当年临汝遍地的“股份制”企业，几乎都没 能延续至今。

　　“这些企业留到现在的几乎没有。”孙春元说，其中一大部分在数年内倒闭了，少数县级企业撑到上世纪末，也因为 资不抵债，全部改制。

　　早期的“股份合作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显现其存在的问题。

　　首先就是产权不明晰，权责混乱。

　　当时，临汝县各乡镇都建立了经济联合社，政府、集体和私人一起入股倒卖物资做生意。据陈保松介绍，经联社班子 的任命，往往就是党委一把手的一句话。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乡领导罢免了一个不喜欢的经联社经理后，继任者是一个连账都不会做的教师，结果经联社很 快倒闭，留给股东的，是几万元的欠款。

　　牛红梅的针织厂也是如此。她虽然号称是股东，却对企业的经营方针没有什么发言权，而被政府任命的厂长，自主权 也少得可怜。

　　缺乏竞争力，是当年的“股份合作企业”显现的另一弊端，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包括尚庄乡针织厂在内的诸多企业最 终倒闭。

　　“干部们还是喜欢把企业看成是下属的一个单位。”孙春元说，“就像老国企一样，效率肯定比不上私人企业。”

　　当先富起来的农民脱离集体经济的幌子，出来单干以后，就是这些企业的末日。

　　“经济越来越发展，什么生意都有竞争，这些政府牵头的企业成本降不下来，创新又不如那些私企，只能等死了。” 孙春元说。

　　此外，在当年，“乡镇领导”的“股份制企业”，甚至成了一部分腐败的滋生地。

　　孙春元说，当时有部分领导利用职权，向农民办的企业入“空股”，当名誉股东领取报酬。

　　1984年，寄料镇党委副书记李丰年，从梨园煤矿划拨给高庙村的搬迁费中索要1000元，到牛沟煤矿入股，结 果被逮捕法办。该年，临汝县纠正的不正之风案件，公开的就有43起。

　　为此，临汝县派出5个工作组，赴全县清查，禁止干部们在股份合作企业入股。

　　创业传奇始自股份制

　　大浪淘沙之后，弄潮儿却变得更加从容。

　　牛红梅从针织厂搬出缝纫机后，用在厂里学来的手艺，先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给人做时兴的衣服。不到一年，她又 在县城开了一家店，托厂子以前的业务员联系郑州的衣服货源，成了一个生意人。

　　在现在的汝州，全国人大代表李留法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据称身家数十亿的天瑞集团董事长，旗下企业涵盖铸 造、水泥、铝业、煤电等。

　　李留法的创业传奇，便是从股份制合作企业开始。30年前，李留法还是一家工厂的卫生员。上世纪80年代初，李 留法与十六七个人合股，开了一家小铸造厂，专门做城市的污水盖，并于1983年注册成立了公司。后来的20多年里，他 东收购，西拓展，成为当地巨富。“天瑞”水泥也名闻全国。李留法曾多次表示，没有创业初期的积累和历练，就没有他的今 天。

　　但并不是每个参加合股的人，都成为了大老板，更多的人，还像牛红梅一样，留在汝州这个经济总量位居全省前列的 土地上生息。

　　“我常念起那台缝纫机。”2008年春的一个午后，穿着真皮毛领大衣的牛红梅，磕着瓜子喃喃自语。

　　本报记者孙旭阳河南汝州报道

　　-新观察

　　股份合作：破解三农问题良药

　　人们都知道农村的“土地承包”开创了中国经济的新纪元，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已经视为平常的股份制，也是从 农村发端的。

　　24年前，在中原河南，饱受计划体制禁锢、吃了数十载大锅饭的农民，分田到户开始激情创业时，他们发现或资金 不足、或无技术、或缺劳力，欲规模生产和办企业均力不从心，便自动联合起来，以资金、土地、厂房、牲畜、车辆入股合作 经营，这样，“股份”合作模式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这种新型的经济合作模式，一出现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群众手中的零散资金开始聚集，人财物土地等生产要素重 新组合，农村各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向广度和纵深发展。

　　作为中国股份制经济的自发试验，此合作模式在乡村萌芽后，开始向城镇集体企业扩展，经过在国有小型企业的试点 改革后，逐步扩大到大中型国有企业，并直接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末股票柜台交易和90年代初沪深股票交易所的出现。

　　相较于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层面的推动，股份合作模式在其孕育地的发展却极其缓慢和脆弱。由于受政策的影响，农 村股份合作模式全部带上集体的“红帽子”，再加上农民的知识陈旧，这些合作企业多产权不明、权责混乱。

　　所以，像临汝县出现政府、集体和私人一起入股倒卖物资做生意；而同时，经联体高层管理者的产生，也并未按照公 司章程，往往是“一把手的一句话”。如此，在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中，现代企业制度难以建立。

　　1989年后，温州等地开始规范此类企业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领导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两年后，农业部农村 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也赴温州，就“农村股份合作”进行专题调研。

　　但这些，并未阻止中国农村合作企业的转型和倒闭。当然，个体的没落并不意味着该模式的失败，事实上，这几年发 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组织、农会，已经成为新农村新股份合作模式的象征。

　　同时，时隔20多年后，以小生产为特征的一家一户、小而全的生产模式也期待更多样的经营合作。因为家家户户都 齐备的生产资料严重闲置和浪费，无法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法形成农业的产业化。

　　温家宝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08年要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 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此积极信号无疑会为农村股份制改革指明发展方向。而如果将20多年前出现的以土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再次运用到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上来，推进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合作，或许是再推农村股份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代表着农民根本利益的生产资料，进行土地股份制改革，就是将土地资源转化为 土地资本，而农民可以获得多种收入：地租、分红、腾出更多的劳力变现，以及依托宅基地改造后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收入。

　　这样，因为农民将由“失地农民”变成真正的“股东”，在征迁过程中出现的补偿低等矛盾都可缓解。与此同时，借 助外力将已成型的现代企业制度移植到农村，将比20年前光明许多；如此，发端于2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农村股份合作模式 ，也终将绽放出新的光彩。

　　□刘炳路

　　温故知新

　　12岁儿童耳朵能认字

　　四川省大足县小学五年级学生唐雨，现年12岁，耳朵能认字。

　　1978年的一天，唐雨和小朋友陈小明一起走在路上，他的耳朵无意中触到陈的上衣口袋，大脑便呈现出一包香烟 的品牌名“飞雁”二字……唐雨对他们说：“我们来猜字。随便你在什么地方写，写好裹起来我来猜。”

　　同学写的字都被唐雨很快辨认出来了。

　　消息传开后，公社干部、县科委、文教局等先后对其核实，唐雨均能辨认出来。他把揉成一团的纸条贴在耳边，静听 一会儿，就能把字念出来，还能鉴别字的颜色、用什么笔写的……

　　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79年3月11日报道《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字的儿童》

　　[新闻延伸]当时的国人刚刚从严重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混乱，这篇有悖科学常识的报道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全国。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安徽科技报》、《北京科技报》、《河北科技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了 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事情。由此引发了全国的第一轮特异功能热潮，并引发了科学界有关其真假的争论，并最终予以否定。1 979年4月24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也在批示中予以严历驳斥。

　　那时流行

　　健力宝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流行指数：★★★★☆

　　1983年8月，广东三水县酒厂以广东体育医学院欧阳孝教授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研制成功含碱性电解质运动饮料 ，并取名为“健力宝”。

　　第二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在全国市场尚难以找到健力宝的情形下，健力宝公司总经理李经纬将健力宝运至美 国，让中国运动员先行饮用。

　　伴随着中国运动员在此次奥运会上的出色发挥，健力宝也成了各国新闻记者的宣传对象。日本《东京新闻》报道说： “……在中国队加快出击的背后，有一种‘魔水’在起作用，运动员饮后，精力马上充沛了，这是一种新型饮料。”

　　从此，“中国魔水”这一带有浓厚民族情结的称呼，成了健力宝的美称，并迅速风靡全国。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统计资料表明，健力宝几乎囊括了1991年至1996年全国软饮料行业从产量、销量、利税到 利润的所有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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