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4期【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

　　五次座谈会讨论出“只生一个好”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提起计划生育，这是上世纪70年代，人们常挂在口头的一句顺口溜。

　　到了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已响彻大街小巷。

　　计划生育口号就像晴雨表，反映着人口政策的变化。当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时，前面也 走过了一段曲折起伏的路。

　　而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就是见证人之一。

　　毛泽东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田雪原的一篇文章———《为马寅 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

　　这，还得从马寅初的那篇《新人口论》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提高，我国迎来了第一波人口过快增长时期。19 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提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 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但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遭到围攻和批判。《新人口论》被批为“仇视劳动人民”、“利用人口 问题向党、向人民进攻”。

　　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 ，计划生育被搁置。

　　这样的结果是，1962到1973年，中国经历了又一轮生育高峰，总出生人口达3.2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

　　虽然如此，人口研究仍是长期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必须首先面对这一桩公案，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为新人口论平反”，3月10日，田雪原说， 在这种情形下，1979年8月5日，他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以此为契机，田雪原接连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批驳了人口越多越好的“人手论”，“人口不断迅速 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的禁锢和教条，对当时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推动作用。

　　计划生几个最合适？

　　控制人口要实行计划生育，而如何计划，这是个问题。

　　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而其中，计划生 几个最合适，才是政策的核心。

　　两年后的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写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 、少”。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后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 。

　　不过，“中国的人口增长像一辆已经开起来的汽车，有很大惯性，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 ”，田雪原说。

　　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受到“人多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在1978年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表明要 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的态度。

　　同年3月，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其中的措辞是“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一年后的12月中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会议上提出：“一对夫妇 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 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当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也在那一时期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 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最终，他们计算出，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 不变。

　　随后，宋健与田雪原等人合作，进行人口预测。

　　这一预测结果被国务院主管领导送到了中央政治局，立即引起了中央重视。

　　开会研究“只生一个”行不行

　　1980年3月，北京依然春寒料峭。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关乎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会议正在召开。

　　在中央看到田雪原等人的人口预测后，中央书记处就委托中办，于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 会。

　　“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前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田雪原记得，那天参加中南海 的第一次会议的人员，有计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领导，以及十几位专家学者。

　　中央领导要求，计划生育要快一点见成效。所以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只生一个孩子，到底可行不可行。

　　会上，与会人员发言热烈，很多人用了“失控”一词来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上街、逛商场、坐公交，大家都感 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一个，又嫌太少，这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田雪原回忆，前后5次会议，具体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人口素质，会不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智能水 平下降？因为当时有普遍看法认为，第一个生的孩子比较憨厚，后头的会更聪明。

　　第二个问题是生育率城市低、农村高的特点，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继而影响城市化进 程。第三个问题则是对“四二一”结构(是指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的论证。

　　随后的讨论过程和结论，带着浓重的改革开放后的色彩。

　　首先，经济学界高度统一的看法认为，纯粹的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 化，那么，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并不一定是头一个怀的孩子。

　　对于城市化的进程，大家也非常乐观，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将不主要依靠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的此消彼长 ，而是靠流动、迁徙。

　　至于“四二一”结构，当时大家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对于家庭来说是有可能存在的，对于整个社会却不会形成。

　　会议从中南海转到人民大会堂，专家从十几位减少到两个，最终，讨论渐渐转为决策过程，“只生一个”就这样定下 来了。

　　这个过程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文件就是，田雪原接受领导委托向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报告，定下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针。

　　“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田雪原说，那时决策层形成的共识是，“只生一个”既非三五年间的权宜之计 ，又非永久之计。而是在一定期间，为了达到使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目的，围绕“控制一代人”所制定的政策。

　　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国策

　　如今83岁的翟玉洁仍记得，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深入人心。

　　那年，是她到北京西城区大院居委会的第一年，此后二十年，她都在做计生这个“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1981年3月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随后，全国计生工作体系一直建立到社区、 村寨，无数被冠以“小脚侦缉队”之称的翟玉洁们，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方式，开展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在这个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上世纪70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 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 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还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 开展”。

　　翟玉洁记得，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只能挣十几块，而独生子女补贴额度，一个家庭一个月总共能领到5块钱。

　　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 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急刹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82年的2.86 ，降到1990年的2.17。

　　回顾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的过程，田雪原说：“计划生育正是借了改革开放之力，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制造舆 论。加上实践上中央的重视，才能以这样的力度推行开来。”

　　□本报记者相丽丽北京报道

　　-新观察

　　人口政策的“多”与“少”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形势和问题，与以往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及其思潮，其实一直处在演变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 ”论占主流。经历1959年-1961年的天灾人祸，中国才开始注意人口控制问题，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还是放 任自流。

　　不过，在50年代，如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 声匿迹。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样，自70年 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 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

　　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 不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第三段大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 力，不再聚集于人口过多，而是担忧因生育失衡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影响。

　　而中央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在最近一些年也在悄悄改变，如2003年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计 划生育委员会，在继续控制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

　　回顾中国人口生产及人口思潮发展的三阶段，可以看出，对中国人口形势及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一直存在着不同的 声音和争论。

　　目前，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及要着手处理的人口问题，已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放任自流时期，也不同于上世 纪80年代的严格控制时期。

　　从生育文化的角度看，突出表现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急剧下降。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人 的生育水平还深受国家人口政策影响而或高或低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则更多是受经济社会发 展因素的影响，政策因素所扮演的作用已相对变小。民众的生育意愿，不因政府鼓励就会出现大幅反弹。

　　这也使因出生率下降而带来的两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将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定有着长期性的影 响。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目前和未来可以预计的中国人口问题，反思以往中国的人口生产状况及其政策选择，并充分讨论 其成败得失，从而为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调整指示方向，已经十分必要。

　　□程亚文

　　温故知新

　　经纪业是诈骗还是信息服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搞活，解放后一度绝迹的经纪活动又复苏起来，而且从业人员迅速增多 ，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是，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以下种种问题：

　　一、名未正言难顺。据湖南省有关经济方面人士估计，全省专门从事经纪业的人员在五万以上。如此庞大的队伍，却 都处于“地下”状态，很耐人寻味。他们所以不敢或不愿公开自己的经营业务，是因为到现在为止，“经纪”仍被一些人视为 是赚取昧心钱，而国家也没有正式颁布有关经纪业和经纪活动的法规，对经纪活动的方式、手段、范围及责任义务等缺乏明确 的法律规定，致使工商税务等部门也感到为难，管也不好管，不管又不行。经纪人自身也得不到正常的法律保护。

　　二、收入差距大。目前从事经纪活动的，少则年收入上万元，多则数十万元，而且往往偷漏税，与其他行业相比，收 入差距大，群众反映强烈。

　　三、对经纪业的性质，人们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它究竟是“皮包公司”、“诈骗业”还是信息服务？抑或是别的什么 ？经纪业与皮包公司、经纪活动与信息服务之间有哪些区别？怎样从理论上科学划分以指导实践？种种问题，看来亟须解决了 。

　　——摘编自湖南日报

　　1989年3月13日报道

　　一日三十年——3月13日

　　●1981年第三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在东京结束，我国选手邵震中、马晓春分获冠亚军

　　●1982年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半年后，中央将计 划生育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1985年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结束

　　●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1990年中国信息协会在京成立

　　●1993年南京汤山古人类头骨被发现

　　●1999年中共中央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

　　那时流行

　　幸子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初 流行指数：★★★★☆

　　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1982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收视热潮。

　　因为看了《血疑》，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白血病这种(当时的)不治之症；因为看了《血疑》，许多人第一次 想知道自己和家人的血型；因为看了《血疑》，神州大地开始流行“幸子衫”和“光夫衫”；因为看了《血疑》，大江南北都 在传唱它的主题歌《谢谢你》，不懂日语，就用汉字注音学唱，“瓦踏西露，这一瓦拿”；因为看了《血疑》，甚至有一位少 女观众因为幸子最终被病魔夺去生命，悲痛过度而自杀。

　　剧中“幸子”的扮演者山口百惠，成为年轻人的超级偶像。她清纯的样子，甜甜的笑和洁白的小虎牙，都被人津津乐 道。

　　更有意思的是，这部电视剧还影响了一些人的择业观，有人因为幸子患上不治之症揪心不已，做出了从医的决定。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