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营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其来有自。明清时代，市镇、乡村的公共事务多由士大夫与商人公共治理 ，他们通过自治的方式，供应教育、交通、文化等公共品，也维持一方治安。

　　十九世纪末以后，传统的士大夫和商人经过复杂的转换，在现代工商业城镇形成了一个“绅商”群体。他们更是积极 参与全国性政治活动，推动了立宪运动。

　　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国有化，当然也就不存在民营企业家了。即便老工商界人士还在，也无法独 立发挥社会治理作用。整个社会被整合进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

　　八十年代开始，私人企业重新获得发育的空间，民营企业家也从个体工商户、社队企业等新的企业组织方式中逐渐产 生。而开放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协、人大，乃至后来进入执政党党代会，标志着整个政治体系确认了他们的地位。

　　很多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也确实是从政治地位提升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新角色的。毕竟，在法律 依然不够健全的时候，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就是一种有效保障。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只有少数民营企业家能够连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不难理解，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是一回 事，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身份又是另一回事。两者是需要严格区分的，前者所涉及的是私人事务，而后者所涉及的是公共事 务。在本应讨论公共事务的政治论坛上，只知谈论企业经营的私人事务，甚至只是寻找一个政治保护伞，当然会走火入魔。

　　这其实提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不是一件信手拈来的易事，而是需要必要的技艺准备的。

　　人们不妨对“参政议政”作一个广义的理解。在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家都属于精英群体。他们不仅掌握着资源，更重 要的是，他们身上所积累的企业家精神，对于社会治理来说十分重要。他们本来有能力在社会治理的很多领域中发挥作用。比 如，可以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提供某些公共品，可以组织社会慈善公益活动，可以组织社区、行业自治等等。

　　而在这样的自治活动中，企业家可以培养出公共精神，历练出治理技艺。具备了这两者之后，再进入政协、人大等政 治论坛，自然会分清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并且具备讨论公共事务的技巧。

　　所以，对于企业家参政议政，固然要看他们进入政协、人大的人数，同时也应当看他们参与社会各个领域自治的程度 和范围。后者是基础，也是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的第一个层面。没有这个基础，即便企业家进入政协、人大，其作用也难以像 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注定了将停留在社会自治层面上。所以，企业家在这方面参与治理 的意识及相关制度环境，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