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故意杀人犯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内，法官用庄严的声音宣判。

　　崔英杰本是一个卖烤肠的普通小贩，因城管查抄街边摊位，他拿出切烤肠的小刀，捅死城管李志强。

　　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说，如果此事发生在严打时期，崔英杰就是有九条命，也早被判死刑了。

　　严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共有3次，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脚步从未停止过，死刑复核权最终还是走上回归之路。

　　严打拉开帷幕

　　时隔多年，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员刘仁文仍然记得，老家湖南隆回县治安混乱，当时在邻村工厂上班的姐姐每天下班后，都由家人打着手电筒、骑着自行车去接回来。

　　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治安混乱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法律界人士认为，“文革”引发的暴力倾向，在改革开放初期，转化到了刑事领域。曾任司法部部长的刘复之撰文指出，“文革”十年留下的后遗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虽然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已经出台，然而在巨大的社会问题面前，司法显得微弱无力。

　　此时，一场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严打开始了。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在1983年带领学生到河北法院实习，正巧赶上了严打。学生们从各个地方回馈的信息触目惊心，包括唐山的菜刀帮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邯郸的某个矿区到了下午就门户紧闭……

　　社会治安的混乱引起官方的重视。1983年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严打正式拉开了帷幕。

　　公检法系统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樊崇义就经常被叫起来去参加严打，他始终记得，大半夜去破案，经常是公检法系统一起出动，数十上百名警察穿着制服走在大街小巷，气势非常宏大。

　　同时，留在人们集体记忆中的，还有公判大会。刘仁文说，当时被押到现场的犯罪分子，戴着画了大红叉的木牌，垂头丧气，听候着声势浩大的审判。台下，上万名群众都在围观，人们窃窃私语，“这不是谁谁家的儿子吗？听说抢了几千块钱，被判死刑了。”

　　根据官方通报，严打取得成效，1984年1月至8月，全国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犯罪率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数。

　　沉重代价

　　这样低的犯罪率，在一大批法律界人士看来，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不计其数的人轻易被判重刑，司法的进步摇摇晃晃。

　　1984 年，一个农民拉着一大车西瓜进京来卖。在北京火车站，等待他的是十多名小贩。小贩们等在火车站，纷纷计算着自己该进多少货，大致几天能卖完。西瓜车来了，小贩们一拥而上，围住农民开始询问价格。憨厚的农民被团团围住，不知道该先回答谁。慢慢地，这些只是为了争得西瓜货源的小贩，开始自行拿西瓜。随后，更多的小贩也加入拿西瓜的行列。农民看着自己辛苦种的西瓜，就这样被人抢了，于是四处阻拦。此时小贩们不再听农民的话，他们装着西瓜就走了。有个小贩，只抢到了一个西瓜。

　　这些哄抢西瓜的小贩，如果提前预知自己被判刑，那么即使无瓜源做不成生意，也不会脑子一热去冒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罪名都是抢劫罪，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甚至只抢了一个西瓜的小贩，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一个西瓜，竟然换来这样15年的牢狱之灾，太不堪回首了。”研究刑事诉讼法的陈光中说，这是适用了严打中的“从重从快”原则，也叫做“依法顶格判刑”，比如盗窃罪，顶格是死刑，平时大多是有期徒刑10年以下。严打时候，基本都是顶格判处死刑。

　　被从重从快判刑的人，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现年80岁高龄的法学家陈光中举了一个发生在河南的例子：一对青年男女恋爱，遭到女方家长反对。两人没有退却，反而离家同居。女方家长在找到他们后，将女青年领回家，并报案说男青年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处了死刑”。

　　流氓罪，在当时属于“口袋罪”。陈光中解释说，严打中被逮捕的人，很多行为并不符合刑法中规定的罪名，于是就往最接近的罪名靠。如此一来，众多“口袋罪”便“脱颖而出”。

　　在街上撒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的朋友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被逮住也叫流氓罪……

　　“法治精神实质是公平和正义，严厉的刑罚并不一定收到预想效果。”陈光中认为，严打其实有杀一儆百的意思，然而实际上，是否能儆百不得而知。即使能够儆百，那么杀的这个“一”是否真正该杀？他是否罪大恶极到生命权就该得到剥夺？

　　当时，办案效率之快令人生疑，代价是不讲诉讼程序，不讲诉讼职能。本来只有中级法院才能判处死刑，但是不少死刑是由基层法院判的。

　　严打的变迁

　　1983年的严打站住了脚步，并持续了3年半。

　　作为一种打击犯罪的行动，严打经历了三次变迁，除了1983年，还有1996年和2000年的严打。

　　1996 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城市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当时的口头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策动叛变罪、反革命破坏罪等犯罪几近绝迹，经济类型犯罪日益增多、黑社会性质犯罪开始抬头。此时的严打重点是打击“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侦破抢劫金融财会部门和洗劫车辆等重大流窜犯罪案件，打击贩毒贩枪、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及数额巨大的多发性盗窃案件”。

　　律师夏霖自重庆来北京从业4年后，明显感觉手头经济类型案件越来越多。他说，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已经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期待律师帮自己寻求公平与正义。

　　2000 年，改革开放如火如荼，黑社会性质犯罪日益猖獗。当年的报道说，中国法院系统审判的黑社会性质案件是1996年的6倍。12月，中央又一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严打运动。此次严打的重点对象是“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

　　当时，“依法治国”已经纳入正轨。陈光中最早带出的博士，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的顶梁柱。他说，很高兴看到诉讼法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期待中国的诉讼程序尽快与国际接轨。

　　“ 虽然都叫严打，可是能明显看出，这三次严打的程度在逐步降低。”刘仁文说，1983年的严打，力度最大，不仅公检法系统参与，公判大会这样的事情，也需要老百姓的参与；1996年的严打，只是由公检法系统参与，不再需要其他部门参与；2000年的严打，力度远远小于前两次。

　　此时，专家们开始审视严打。2005年，刘仁文在论文《近两年的社会治安与“严打”整治》中明确指出，“要妥善处理严打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要正确处理严打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更何况在加入WTO后，中国已经签署了两份联合国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后一个公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刑事诉讼的，对于死刑复核、逮捕、拘禁的原则和内容作了详细规定。

　　死刑复核的尴尬

　　法律界人士认为，严打阻碍了国内司法的本身程序，损害了法治的公正精神。死刑复核权的尴尬地位就是严打时期形成的。

　　1979年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死刑复核权归属于最高院。完整的程序是，中级法院一审死刑，高级法院二审死刑，最高院进行复核。

　　严打开始后，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院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这个权力的下放，意味着死刑的二审法院与复核法院合二为一。判处死刑的是中级法院，二审便是高院，当时，复核也在高院进行。那么同一法院的审委会，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就一个死刑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判决呢？如此一来，死刑复核作为一种监督程序，其意义受到质疑。

　　陈光中说，最高院也还保留一小部分死刑复核权，集中在经济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上。据他估计，当时由地方高院最后核准的死刑占全国死刑总数的80%以上。

　　1993年，对于学者陈光中来说等到了一个机会。他接到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电话，被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专家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

　　当时适用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法治本身的进程。在更多的情况下，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诉讼程序的真正功能得不到施展，法治的公正难以彰显。

　　“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就是死刑复核权必须由最高院行使。”陈光中说，因为死刑复核从程序来讲，体现的是对死刑犯权利的保障，对公权的制约和监督。然而下放以后，这个程序徒有其名，令法律界痛心不已。

　　陈光中带领中国政法大学28名专家学者，历经一年，交上了修改草案。

　　新法最终确定下来，明确规定死刑复核权是归属最高院的。此时，专家学者们认为，无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还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死刑复核权都该收归最高院。

　　但是，1997年9月26日，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前5天，最高院下发通知说，根据目前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死刑复核权仍然授权给各省级高院行使。

　　陈光中说，听到通知后“真像当头一棒”。失望之余，让大家稍感安慰的是，新法中规定，枪决不再是惟一执行死刑的方式。

　　1997年11月4日，在春城昆明，4名死刑犯被注射了麻醉及致死性药物后安静死去，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这至少体现了对死刑犯的人文关怀。”曾亲眼见到枪决现场的刘仁文说，枪决情景至今仍觉凄惨。

　　当时世界上有99个国家保留死刑，普遍采用枪决电击等形式执行。适用注射死亡的，只有中国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