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冉继军

　　-身份：北大博士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大街小巷突然之间就飘起了一个甜美的女声，那时我还在四川一个小镇上念小学，只是觉得这些歌的旋律和歌词十分顺耳。

　　那一段无忧无虑的光阴随着长江上小客轮的汽笛声流逝，猛然间我知道了这个歌星的名字叫邓丽君，一个和我在镇上小人书堆里经常碰到的女性孟丽君只差一个字。那就是我对邓丽君的最初印象。

　　那时候的东西流行得快，溜走得也快，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开始希望自己早早成熟，希望自己有男子汉的气概，于是开始听更加深沉的罗大佑，天天哼着池塘边的榕树上穿梭在学校、镇上和家里。邓丽君属于女孩子的，是靡靡之音，我，不需要。

　　那时候，中学没有很正规的音乐课，老师便挑一些很上口的曲子来教给我们唱，这样我才第一次正面遇到《甜蜜蜜》，突然之间就喜欢上了，它有很简单的曲调，可是歌词就是那样抓人，一下子好像跑到心里了一样，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熨帖。我再一次认识了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她的歌很美！

　　但是很快邓丽君又一次地滑出了我的记忆。我开始喜欢更加沧桑的童安格、王杰和姜育恒，每天总是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寻着自己的梦想，离开小镇，到县城去读重点中学，因为那里的女孩子打扮得更加入时。

　　三年县城高中的生活中，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温柔多情的女同学，城乡的差别让我们没有胆量去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对知性温柔的女同桌有贼心没贼胆的暗恋中，我告别了长江边上的那座小城，进入了大学校园。虽然共饮一江水，可是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向她表白过。

　　1995年5月，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信中的消息说邓丽君去世了！不知为什么，一切的记忆开始在脑海中复苏，那悠扬的旋律还在继续，歌者却已离世。于是，铺天盖地的“邓丽君”又开始在人们的耳朵中复活。流行的东西，经过了沉淀变得更加醇美，有了些经典的颜色。我开始很认真地喜欢这个女性的声音，开始体味歌词里蕴含的绵绵的情和意。

　　1996年，电影《甜蜜蜜》上映。从那以后，我开始疯狂地喜欢邓丽君，到处搜集她的磁带和CD。导演陈可辛以他比女性更加细腻的感情，抓住了我们那个年代生人心里淡淡的却是密密的情愫，那种混合了忧伤和甜美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故事讲述了出来。

　　有了陈可辛，邓丽君的魅力至少延长了十年。她伴着我大学毕业，和哥们儿说今宵离别后，相约何日君再来。那时，好像山水远隔也只是近在咫尺，在对未来的憧憬中，想象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工作后的生活却变得繁琐，朝九晚五中，人变得不再年轻，生活也变得沉重，但不变的还是对邓丽君的喜爱。那时候，下了班喜欢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一遍一遍地反复听《船歌》、《采槟榔》、《在水一方》、《梅花》、《何日君再来》、《我一见你就笑》、《小城故事》，慢慢地被她感动，也被自己感动。时光流转，我还能保持着对她的一份痴迷。后来我想明白了，是邓丽君承载了我太多往日的回忆，在平淡的人生中，那些歌曲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悲喜。盘旋在心底某个地方的记忆，在历经风雨后，留下的是淡淡的忧伤和一丝丝酸涩的甜蜜。

　　转眼已经人近中年，脸上留下了许多岁月的痕迹。《一水隔天涯》、《我只在乎你》、《又见炊烟》……邓丽君的这些歌曲，真的就像诗一样，听起来好美，厚重却又感觉单纯，无论怎么听都好像听不厌。她的歌，就像她的人，充满了传奇，故事藏在了简单的歌词背后。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日子，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又会和她那些沧桑的爱情故事重逢。和她，我们相忘于江湖，相逢于心底。

　　后来我也关注过摇滚乐和超级女声，我感觉这些音乐的流行，实际上是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同步的。摇滚乐是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受到冲击，摇滚乐可以很好地释放这种紧张感，也就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超女是在文化产业化开始深入的时候产生的，偶像的出现，尤其是平民偶像的出现，抓住了大众对成名的渴望，因此显得很有号召力。但是很大程度上，过多的幕后小道消息削弱了这种号召力，超女也就开始走向没落。

　　我感觉，这些都是应时代需要产生的文化消费品，它们所代表的音乐理念和邓丽君的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传承性。我倒觉得，它们的前后更替，是一个渐渐脱离音乐本质的过程。

　　音乐本来是用来抒发感情，表达情绪的，超女却解构了音乐的本质，你说超女代表了什么？本来，众人的参与体现了音乐来自大众走向大众的使命，但是市场逻辑的侵蚀让音乐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当市场逻辑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也就是音乐的真正使命开始模糊之时。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本报记者 张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