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用单一的标准评估其中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显然是无法衡量的。1 994年成立的中国工程院，一方面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界的荣誉性褒奖，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水平的横 向整合。同时，当时的工程院也是科技发展体制与国际接轨的一次尝试。毕竟在当时，主要发达国家已组成了国际工程与技术 科学院联合理事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发展追赶国际潮流，科技发展体制与国际接轨，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支持中 国科技工作者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

　　中国工程院初创之时，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机构，能够在科技领域中产生什么样的示范意义其实并无把握。但是实际上 ，科学家的工作不仅是一种示范，更创造了新的规范。近代世界体系中，教育、科技体制都成为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条件 。因为教育和科技中所产生的知识，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客观公理，这种公理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走向理性的现代化，有着极 为强大的支配作用。

　　同时，改革开放30年，工程院成立14年以来，诸多经验和教训都证明，科技发展一方面是体制性的改革，更重要 的一方面则是创新观念的转变。中国工程院解决了中国工程技术学界荣誉和咨询机构的空白，却不能解决工程界技术创新思维 和大胆突破制度桎梏的理念变革。如果说要以与国际接轨作为判断中国科技现代化的一个指标，那么创新观念的接轨恐怕是更 为重要的。这是14年后我们仍然追求的一个目标。

　　科技不是先验的，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定势。自工业革命开始，科学技术开始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制度变革中对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也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各种桎梏的彻底解放。中国工程院的设立，只是 这种生产力解放的一个范例而已。对我们这样一个数千年来不断追求科学话语的民族来说，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变革，其实都 有非常广阔的社会沃土。甚至今天对于工程院不要成为“高官俱乐部”、取消两院院士等诸多讨论，也正是当下国情的忧患体 现。

　　原中国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中国工程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所谓“特定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寻找现代 化路径，探索科技与生产力直接关系的历史。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个短短的14年或者30年，其实印证 的是一个已经被一再证明的道理。无论当年科学实业救国，还是赛先生对民族性格带来的巨大改变，科学技术不可能单独繁殖 于民族的心灵。只有真正的社会变革精神和融合意识，才能够给科学创造没有政治、商业或者民族主义约束的时间和空间。

　　□周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