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一早，北川交通局副局长邝习东也和二炮救援部队一起进山。他的司机背着100个刚买的馒头，要带给山里的官兵，“在一起修路几个月了，大家都有感情”。

　　两支队伍会合后，邝习东大哭，把杨靖宇心里的委屈也勾出来：“我们是来救灾的，怎么自己也受灾了！还有擂禹路，刚修到冒火山，还没来得及通车，又毁了，几个月不都白干了？”

　　几十个大男人在北川峡谷里放声大哭。刘建明和李湘也不例外。李湘事后回忆，自己“起码哭了20分钟”。他想到受命时领导吩咐：带多少人出去，就带多少人回来。现在，这支队伍终于一个不少地回来了。

　　哭罢，刘建明命令战士们脱掉身上的塑料布和尿素袋子，“这哪里像部队，都成灾民了”。换上救援部队带来的干净衣服，排队下山。路过柳林村安置点，迎接他们的是北川百姓的敬礼和掌声。

　　事后统计，苏保有9位居民在这次特大泥石流中丧生，包括不肯随队撤离的那对老夫妇，以及他们年仅2岁的小孙女。

　　气象部门资料显示，9月23~24日这次罕见的强雷暴，16小时内发生20770次雷电闪击。战士们从此管他们修的路叫“雷雨路”。

　　老百姓开始叫当兵的，后来叫解放军，现在叫二炮的

　　在苏保的废墟上，我问刘建明，你知道西西弗斯吗？

　　“不晓得。是哪个？”

　　“一个古希腊神话人物，他每天把石头推上山，晚上石头又会落下，日复一日，推上落下。”

　　“不晓得，可我们这路，很快就会修通的。只要不下雨，最多10天，我肯定让它通车！”

　　10月18日，电视里播了“最后一批解放军撤离四川灾区”的新闻。早上我进山，北川县城方向开来的解放军车队，披红挂彩，正往绵阳去——那是另一支部队在撤离。

　　我们的车到田坝村，被一个男人拦住。他赤膊穿着一件土黄色西装，脸色黝黑，神情看来有点着急。“新闻里说解放军都走了，你们二炮也要走？谁给我们修路？地方修？……那要等到哪年哦！”

　　他叫刘德云，开着一辆货车在擂禹路上讨生活。擂禹路修到哪里，他的车就能开到哪里。眼下他最赚钱的营生是倒木材。洪水和泥石流把大树冲到路边，捡起来装到车上，运到北川去卖，一吨能挣上五六百块钱。

　　同样依赖这条路讨生活的，还有田坝村村民许强。他有一辆价值3万元的五菱之光面包车，震前在擂禹路上跑客运。“以前的路况差，就是一条机耕道。这次路修得宽，有五六米，可以过两辆车，嘿嘿，那可了不得，不成了高速公路了！”

　　我在北川的最后一天，路修到桥楼村。桥楼村海拔1200米，有57户人家。村子并不直接临路，从路上岔过去，还要走半小时。士兵杨帆带路，领我去村子。走在半道，遇到蒋招权老汉。我说，去你家看看。路太难走了，他举起柴刀，砍下两根竹子给我们做拐棍。

　　那是一户普通的山里人家。木板房足有六七十年历史，门前架子上晒着毛豆，房檐下挂着玉米，地上摊着干木耳，树上的柿子黄澄澄，屋后还养着一头过年猪。蒋招权说，地震后他和老伴住在擂鼓镇，可他每隔一天就要上山回家，喂猪。山里人家，一年的腊肉都指望这猪。

　　他还没有领到政府承诺的救灾款、房租补贴，但他没像一些灾民那样着急去闹。“政府的事多着哩，我们这里远，顾不过来，我们就自救。”他指着地里一片旺盛的绿色说：“看那些萝卜，地震以后种的，很快就能吃了。”

　　“我住在山下，吃啥都要花钱。在山上，啥吃的都有，柿子、橘子、梨子、野菜……蜂蜜，都不要钱。我还是喜欢山上。不过现在没得电，看不了电视。”

　　我在他家木板墙上，看到几行歪歪扭扭的黑色字迹，像是用木炭写上去的，“二炮兵是钢铁，抗震救灾修路，四个月救灾民奉爱心，灾民永远记在心”。那是蒋老汉两个月前写的。我赶紧招呼杨帆过来拍照。在一个没有外人来访的小村子里，能有一个老农发自内心写下赞美的字句，在我看来，这是最高的褒奖。

　　下山路上，杨帆说：“谢谢你，要不是你来，我在擂禹路上还没有一张照片。”我觉得鼻子发酸。

　　在擂禹路上，我总能遇到上上下下的灾民。82岁的李义贵、45岁的李桎林是南华村的父子俩。他们正要回山上去喂猪。回家的路是漫长的，要走9个小时，如果通车，只需要三四个小时。10年前，年轻力壮的李桎林在北京打工。他兴奋地问我：“你去过朝阳区没？我在那里盖过房子！我们是农民，最后还是要回家来的。”

　　我们聊天的工夫，从山上下来一个汉子，是李桎林的弟弟李桎顺。他背着背篓，里面有几个鸡蛋大小的土豆、一把干瘪的豆角和一个黄色毛绒兔子——那是他闺女最喜欢的玩具，刚从家里的废墟里扒出来。他说，路不通，建材运不上去，他只能把一些没碎的瓦片先摘下来存好。眼看就要过冬，腊月里山上要下雪，只有等来年修房了。他巴巴地问修路的战士啥时能通车。

　　尚未修通的擂禹路，是几万百姓进出的唯一通道。每天，都有人步行穿梭在老家和安置点之间。有人开着三轮，把山上废墟里刨出来的旧席梦思往下运。席梦思一半都是黑色的霉迹，中间凹陷下去，在我眼里那是该扔的垃圾。“把这些运下去干吗？”我嘀咕。刘建明说，那已经是他在灾区见过最好的了，很多比这还破。“他们每天在这里走几小时山路，就是背几个土豆、几件旧衣服。”

　　他深叹一口气：“灾民苦啊。我来的时候，修路是任务，可修着修着，就只想着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这条路，连着北川关内禹里、白坭、漩坪12个乡镇，6万多老百姓啊。这路不通，我们能撤吗？”

　　我听说一件事：某日，几个地方人士突然造访部队，要求部队在几天内必须通车，召开一个隆重的庆典，然后请记者去报道。刘建明说，那来不及，你们有两个办法，一是对外报道说路通了，然后让老百姓骂你们；要不，组织几百个老百姓来，勉强让人从路上走过去，我们撤退，但老百姓还是会骂你们。

　　让刘建明颇感欣慰的是，老百姓对他们的称呼变了，“开始叫我们当兵的，后来叫解放军，现在叫二炮的”。

　　临走前，我泪眼婆娑地给前指的官兵敬了一杯酒。我对刘建明说，“说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我在苏保河滩上找到一本战士的笔记本，扉页上只有两个字：真累！战士们在擂禹路上干了半年，没照一张照片。你们凯旋的时候，能让他们照张相吗？”

　　他说，记者同志，我希望你文章的结尾写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发稿前，我接到北川来电。一个战士告诉我，撤离前他们获准出去照相。在山里照、在营地照、在擂禹路上照，“照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