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园谁做主？

　　三中全会为中国农村未来改革设计了一条清晰的路径，这个路径的终点，就是用城乡同权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在此次改革设计中，尤以农地制度的改革最为关键：三中全会一是明确了农地承包权自此“长久不变”，二是“把政府强制性的征地权限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但问题也就此浮出了水面：农民能不能在新的精神下确保自己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下乡的各类大资本，或者其他强权，有没有可能对农民的权利继续形成侵害？与此相近的问题则是，尽管物权法已经实施一年，大量城市居民的私有房产权利，仍然屡屡遭遇拆迁者的暴力。

　　也许，比产权确定更重要的，是在各类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流转、转用、拆迁过程中，尊重物权实际拥有者自己的选择。防止土地集中、城市拆迁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目标，让农民和市民成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手段，从而丧失公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选择权利。

　　铜鼓林农利益被谁侵占？

　　“问题明摆着，铜鼓政府是知道何时林改、何时规费减免的，也就知道木材价格何时上涨。结果，政商合谋，就抢在林改之前，把这部分林地给流转了”

　　★ 本刊记者/杨中旭(发自铜鼓)

　　10月24日下午5时左右，时水生不得不停下了摩托车。在他前面，路已经被封住。

　　封路的障碍物，并非交管部门日常所用的工具，而是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的人群。时水生只好回头问要去县城的乘客：怎么办？过不去了。

　　这位在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大镇三岔路口揽活的摩的司机后来回忆，当时在场围观的江西老表，看起来要有上万人，“到处都站着人”。而老表们围困的地方，时水生早在当天上午其实就已经听乘客说起，是在一家叫做绿海木业有限公司的门口。

　　此时的公司内部，只有参与打、砸、抢的老表和负责现场维持秩序的宜春市特警，以及铜鼓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公司员工早在中午之前，就已经撤离。事发半个月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入绿海公司之时，该公司法人代表、副董事长蒋连松还只能在没有玻璃的办公室接受采访。至于公司内部，仍未恢复生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官、民、商三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证实，10月24日下午发生的冲突，是当地数十年来发生的最大的一起群体性事件。参与冲突的老表，起码有一两万人。

　　就在时水生被堵在绿海公司一侧之时，大镇双红村百余名林农则被人群堵在了公司的另一侧，距离绿海公司起码有一公里之遥。双红村老表后来回忆，一直到了下午6点钟左右，人群才渐渐散去。

　　双红村老表以及漩涡中的绿海公司，正是引爆火药桶的两方。他们在头天晚间以及当天上午以“主客场”的方式武力交锋了一个来回。消息迅速传播，同样与绿海公司积怨的老表们从十里八乡赶来，几乎将绿海公司洗劫一空——蒋连松称，当地物价等部门联合的评估结果是，绿海公司直接经济损失已达657万元。

　　招商引资在先

　　矛盾的源头，始于24年之前。

　　在那一年，国乡联营造林在全国遍地开花。所谓国乡联营造林，就是国家出钱，乡镇出地，收益共享的一种模式。

　　距离铜鼓县城38公里之遥的双红村的部分林地，亦在国乡联营的范围之内。按照县林业局下属正兴投资公司与镇、村所签订的协议，在剔除造林、育林等成本之后的收益，林农与县镇三七分成。换言之，在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4项基本权利中，双红村集体通过“出租”的方式获得三成收益，后3项权利则归属正兴公司所有。

　　20年后，当初栽种的人工杉木已然成林。当地人说，杉木头顶如果开花，则杉木即可采伐。按照杉木15〜20年的生长周期，2004年绿海木业有限公司从浙江进驻铜鼓之时，正是杉木开花的时节。

　　据绿海木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蒋连松回忆，铜鼓县政府找到绿海公司前法人代表许伟林(2007年因病去世)的时候，是在2004年4月。许伟林和他的合伙人蒋连松等，在实地考察铜鼓林业资源时发现，扣除一应成本之后，市场价约在每亩70元〜200元左右，有利可图，遂有意将主业从浙江转移西进。一个月后，县政府与许伟林、蒋连松等人签署了招商引资协议。

　　由于在此次群体性事件之后暂时没有找到当初的招商引资协议，蒋连松通过记忆还原了当初的一些关键内容，其中包括：铜鼓县以每亩300元的价格，流转给绿海公司7.8万亩国乡联营山林，使用期限为扣除1984〜2004年之后的剩余30年。为把GDP留在当地并帮助当地部分解决就业问题，绿海公司同意在当地建立木材储运基地和生产基地。

　　谈判历经多轮拉锯，县里希望价格更高些，公司希望更低些，最终在300元的价位上达成一致。

　　“还有一条，协议里说，铜鼓县流转给绿海公司的山林，应无产权纠纷”。蒋连松说。

　　具体的流转协议，则由县林业局下属正兴投资公司与绿海公司签署，内容与招商引资协议大体一致。绿海公司所要购买的，正是正兴公司拥有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3项权利。签约前后，蒋连松听到正兴公司的人说，当初的国乡联营之时，林农与正兴公司之间的分成并非正三七，而是倒三七。蒋连松在2008年11月初写给省委调查组的报告中写到：绿海公司每亩付出300元，林业部门(正兴公司)负责处理与山权单位(即林农)的收益分成，即由林业部门付分成款给林农。林农收益分成的多少，绿海公司皆无权决定。

　　问题是，双红村包括村委会主任孙全民在内的老表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到达老表们手中的补偿，只有每亩区区80元。本刊采访到的大镇林农听到了不少消息：其中的一条是，绿海公司当初的确付给了正兴公司每亩300元。这笔钱，到了镇里变成了180元，到了村里则进一步缩水为80元。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先后来到大镇委、镇政府、县林业局，分别向大镇委书记卢柏意和县林业局局长王诗景求证，均未获回应。而孙全民和蒋连松两方，则拍着胸脯保证说：对自己所言负法律责任。

　　在镇委和林业局主要领导不肯回应之后，《中国新闻周刊》先后向县林业局、县经贸委提出查看国乡联营协议与绿海招商引资协议，亦被婉拒。林业局更是找出多个理由，最后一个是：档案管理员下乡检查去了。

　　4年前的夏秋之交，在双红村老表们得知补偿为80元之时，很快算了一笔账。从当初正三七分成协议出发，300元的三成当为90多元，80元虽然偏低，但也还马马虎虎。孙全民回忆，一小部分老表接受了80元补偿的方案，这部分老表是这个村里最为胆小怕事的一群人，他们的理由是：这一份不拿，可能以后连80元都拿不到。

　　但更多的老表则算了另一笔账：当时一方(即一立方)杉木砍伐之后，运到双红村口的“山脚价”约为120元。按每亩林地生产4〜6方杉木计算，每亩的收益当在480元～720元，林农的收益为三成，应为144〜216元。如果考虑到以后物价的上涨、林木价格还会攀升。哪怕扣除造林和养护成本，每亩80元的价格也令老表难以接受。

　　老表刘荣怀回忆，在自己所在的组，100户出头人家，没有一户签字同意。而这显然不以老表们的意志为转移。孙全民回忆：上面层层压着我们村干部，要我们执行。可我也是林农，我的利益也在受损。

　　在这位村长看来，始于1981年的林业承包不彻底，是2004年林农们无力反抗的根源，“当初林地虽然分到了户，却没有明确相应的权利责任。尤其是，林权还集中在组里，至于流转权，老表们更是说了不算”。

　　林权改革确权在后

　　就在双红村的老表们稀里糊涂地出让了权利之后不过两个月光景，2004年11月，铜鼓县正式启动林权改革，让老表们始料未及。

　　始料未及包含了两个方面。正面是，林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确权到户，家家户户都领到了林权证。林权证上注明，林地使用权为50年(全国范围内上限70年，各地根据情况，年限不一。记者注)。同时，在2005年的年底，林业规费大幅减免，平均每方杉木减免300元左右。除了72元/立方的育林基金和更改基金，林农再无负担。

　　但在硬币的反面，林业规费减免后，却令杉木单价大幅上涨。120—200—360—再到今天的420(420减去300元林业规费正是当初的120元单价)。

　　“当初那80元太便宜了”。2008年的初冬，61岁的丁玉贵谈起往事之时，惟有苦笑。

　　“问题明摆着，政府是知道何时林改、何时规费减免的，也就知道木材价格何时上涨。结果，政商合谋，就抢在林改之前，把这部分林地给流转了。”这位老人说。

　　从这开始，矛盾开始一个一个地浮上水面。

　　老表们提出主张，要求绿海公司追加补偿。蒋连松后来的苦水是：谁听说房地产开发商5000元卖了房子，后来涨到10000元后就和业主说，要业主追加补偿的？合同是订给谁看的？

　　说归说，在县委、县政府的协调下，绿海公司同意增加每亩每年6元的租山费。按照国乡联营林地50年使用期计算，在2004年之后剩余的30年间，绿海公司等于每亩(30年)追加了180元，加上最初招商引资协议中的300元，总计为480元。蒋连松后来对本刊承认，最初的招商引资协议当中，亦有日后价格上涨，绿海追加补偿的条款。但在林农们看来，480元/亩的补偿，至多相当于120元/方，己方利益仍然受损。

　　进入2006年初冬，刘荣怀发现，自己位于双红村冷水坑的5亩稻田变得无水可引。此时他再回头望山，冷水坑上游山坡的杉木已被砍伐一空。林木既失，源自林间的小溪几乎断流。如果从山下引水，成本显然是哪位老表都负担不起的。

　　“这样的无水荒废良田，村里有30亩以上。”村长孙全民说。

　　在枯水的头一年，刘荣怀获得绿海公司总计500元的青苗费补助，这与他数千元的损失相比，显然不成比例。对此，绿海公司副董事长蒋连松爽快地承认：对公司砍伐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现象，自己也有触动，同时也在反思绿海的经营模式。但他同时也说，造林上有一个叫郁闭率的专业词汇(绿色遮蔽比率)，效果要在三五年后方能显现。“我们伐了林子，但马上就造了新林，郁闭率的检验显然不能只看这一两年”。

　　在双方矛盾日益累积之际的2006年和2007年两年，林农盗伐杉木的情况开始零星出现。老表们的理由很简单：上告无门，惟有这一途径可以稍为宣泄。

　　进入2008年，每方杉木的“山脚下”价格已经突破420元，盗伐林木的现象开始增多。甚至，绿海公司的护林员们开始监守自盗，他们对林农们说：你何必那么费劲地自己运下去，卖给我，别人收购价420元，我也一样。

　　此时，利益受损方已经不仅仅是林农一方，绿海也被越来越深地拖入了漩涡。护林员与林农之间，在监守自盗之外，更多的还是冲突。绿海公司在提交给省委调查组的报告中称，今年以来，公司护林员经常被少数偷盗分子围困殴打。其中，发生在9月28日的高桥事件，已然有人命案发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林农与绿海公司各执一词，均称对方粗暴无礼，率先动手。

　　进入深秋，矛盾已经累积到质变的边缘，用蒋连松的话说：今天不打，明天也能打起来。

　　偶然因素点燃火药桶

　　到了9月底，蒋连松因故返回浙江3个星期之久。期间，他不断接到公司班子成员的电话，中心议题是，是否可以酝酿改变原有的护林模式，改为每个镇聘用一名护林员，绿海公司负责支付给护林员每亩每年12元护林费的模式，从而令公司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护林事务中脱身，集中精力应对已然来临的经济衰退。

　　蒋连松在浙江发出指令，将原来一举推广到全县的护林改革方案改为先在大镇一镇试点。他后来颇为庆幸：多亏只搞了一个镇的试点！

　　10月4日，大镇26岁居民时历阳与绿海公司签署护林协议，取得该镇1万亩绿海旗下山林的护林权。令蒋连松始料未及的是，时历阳虽然没有黑社会背景，他所雇佣的护林员，却有不少人有犯罪前科。

　　“从10月4日，双方矛盾激化了。”双红村村长孙全民说。

　　所谓矛盾的激化，在于时历阳等人与双红村老表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几乎每次见面都要骂架，隔三岔五就要动手的地步，火药桶之势渐成。

　　10月23日晚10时左右，时历阳等人驾驶一辆面包车离开双红村时，要求村口三防办公室值班员打开拦在山路咽喉处的停车杠(停车杠为收取三防费用、减少盗伐现象而存在)。不巧，71岁的值班员陈恒蛟老人正在卫生间解手，出门回应稍迟，时历阳等人就已经动上了手，停车杠被砸坏。

　　当时在村口乘凉的一些双红村老表看不过眼，奔上来，双方动上了手。时历阳在脱身之后，纠合一伙人乘坐绿海公司大巴再度前来，持刀枪棍棒冲杀进村。致使数十人受伤，其中数人伤势较重。

　　尽管事情惊动了县、镇两级政府。但在要求当天抓人未获满意答复的双红村老表，在次日上午8时50分左右打了一个“客场”。他们包租的5辆公交车，运送了超过150名老表，喊着“冲啊”的口号，闯进了位于铜鼓县三都镇的绿海木业有限公司。

　　双红村老表在中午来临之前撤离后，十里八乡的老表开始向绿海公司聚集，直至酿成铜鼓近年来最大的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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