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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付成励:成长是一种痛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3日12:10  三联生活周刊

  “大四”是象牙塔与真实社会之间最后那层窗户纸,22岁的付成励本来正在经历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更多还是未经污染的真诚和单纯,“热情、直率、一根筋”,好友李乐(化名)感慨,“看着他,就像看中学时候的自己”。凶案悲剧因此更令人震撼,进入201教室前,这个内心世界黑白分明的年轻人,究竟经受了怎样的隐痛与挣扎。

  记者◎王鸿谅

  惊变:张扬行凶者

  付成励的两刀,都砍在程春明的颈部右侧大动脉上。他没有给老师留任何生机,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他在端升楼201教室的19名同学眼前完成了这起张扬的凶案,然后拿出手机报警自首。此后,再也没能返回9号楼他的宿舍。

  9号楼是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唯一一栋在校外的宿舍楼,以前是老师宿舍,后来因为学生太多,改做了男生宿舍,4人一间,楼下还有独立的餐厅食堂,条件比校区里其他宿舍楼都要好。2005年付成励考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时候,正好被分到了这里。昌平校区并不算大,9号楼虽然在校外,但距离学校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10月28日凶案前的下午,付成励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度过。他睡了一个很漫长的午觉,从午饭后一直到15点多,事后朋友们相互回忆求证,这似乎是当天付成励唯一的异常。他向来精力旺盛,很少午睡,就算睡,时间也很短。其实,在凶案之后想接近付成励的朋友们并不容易。这些在校大学生们的情感天平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生与朋友的双重身份,让他们陷入双倍的悲伤和困惑。他们会忍不住上网,看到各种版本的传言和猜测,如果与他们了解的事实不符,又忍不住义愤不已。双刃剑般的传播效应,让他们在缄口沉默和接受采访之间更加犹豫不定,他们不希望再伤害到悲剧中的任何一方,不管是已故的程老师,还是命运未卜的付成励。

  “请允许我自私地认为,可能舆论的淡忘是对当事者家属最大的安慰,也允许我自私地淡忘这件事。”在拒绝采访的短信中,小武(化名)再三向我表示道歉。可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的情绪至今难以平复。小武和付成励同一个宿舍,两人床对床,关系一直非常好。他在凶案后深深自责,觉得是自己最近忙于考研,对好朋友过于疏忽,没能发现一点端倪。李乐心中同样百味杂陈,她和付成励在不同学院,两人在学校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公关部共事时结识,这个有男孩子般活泼率真性情的女生,和付成励因为脾性相投,很快成了密友。辗转找到李乐的时候,她同样也在忙着准备“大四”后的出路。犹豫后,李乐最终同意接受我的采访,理由很简单,只是希望付成励也能得到媒体公允的描述。

  李乐在10月28日的中午曾经给付成励打过电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觉得想他了,想跟他说说话,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经常如此。而且因为忙着准备考试,李乐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跟付成励通过电话。可打过去没人接,快16点了,付成励才给她回复电话过来,解释说自己中午在睡觉。李乐说,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种刚睡醒的低沉。付成励还在电话里约李乐当天“一起在学校吃晚饭”,说好久没见了。可李乐在市区上考试辅导班,最快也要周五才会回昌平。于是付成励一如既往的热心,在电话里耐心解答李乐的提问,告诉她怎样换乘公交车才是从辅导学校回昌平的最佳路线。

  此后大约1小时,李乐又跟付成励通过一次电话,也是付成励打过来的,说自己刚刚洗澡回来,看到手机上又有她的未接来电。李乐则解释说自己没再打电话,可能是误拨。这次的通话比较短,闲聊几句就挂断了。凶案之后,李乐认真查过通话记录,最后这通电话是当天的16点53分。后来朋友之间相互询问,确认这是目前所知付成励在朋友圈子里最后的通话记录。朋友们当然会追问电话内容,李乐想了又想,还是不能从这两通电话中找出任何异常。从最后通话的16点53分到18点40分的凶案之间,只有不到两小时,李乐也因此更加困惑,“他明明还约我一起吃晚饭的……”

  反差:校园热心人

  李乐过来的时候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绕成的手链,这是付成励旅游拜佛时给朋友们带回来的礼物。这饰物并不贵重,一串只有几块钱,难得的是心意。李乐说,付成励是那种“特别热心而又懂得分享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每次回学校,不管是从天津的家里回来,还是从外地旅游归来,总会带上各种小纪念品,分赠给朋友们。这佛珠也是这样,见者有份。李乐一直戴着,在付成励出事后也不愿取下。

  “真诚、热情、直率、简单、一根筋。”这是朋友们在描述付成励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他总是能从生活里找到简单而美好的东西,昌平校区与十三陵水库相邻,阳光灿烂的日子,付成励就会突发奇想,邀李乐骑单车同游十三陵,享受阳光。李乐有时候故意以不会骑车为由拒绝,付成励并不在乎,一口承诺自己骑车带她,还张罗着再邀上其他朋友。这些都与凶案后政法大学校方的评语“性格内向,成绩和表现一般”大相径庭。事实上,校方的评价对于付成励的朋友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他们尊重逝去的程老师,但同样珍视昔日好友,希望犯了罪的付成励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付成励关系并不算亲近的萧寒(化名)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只比付成励高一届,但她喜欢用“这孩子”来称呼这个学弟。这种身份上的距离感,除了年龄或许也源于两人在社团中的不同职位。2006年4月和付成励在社联公关部共事的时候,她是部长。以前的大学校园里只有分散的各种社团,后来才出现了社联这样的组织,由校团委直接领导,专门负责管理社团,和学生会一样,有着官方性质,可以在未来各种选拔和求职中“加分”。在各社团中活跃的一般是“大一”新生,而社联看重的则是“大二”、“大三”的学生。社联公关部有两种职能,外联和礼仪。礼仪是负责各种大型活动的礼仪接待,而外联则是整个社联最核心的部分,负责拉赞助。萧寒觉得,其实公关部是一个“很费力不讨好的地方”,“整个社联钱的压力都集中在公关部,能拉来赞助,是应该做的分内事,而拉不来,就是没能力”。

  拉赞助并不容易。学校附近任何一家新店开张,小餐馆也好,饰品店也好,都得在第一时间过去磨嘴皮子,以在社联刊物上发布广告作为赞助款的交换。公关部因此成为公认最能锻炼人,也最能和社会接轨的地方。虽然很能凸显个人能力,但能持续留下的人并不多。付成励“大一”就加入社联公关部,李乐去的稍晚一些。到了萧寒接手的时候,最初的10多个人已经减少到只剩3个,付成励和李乐都留了下来。萧寒当然明白拉赞助的难处,“每次能拉来一两百元就很高兴了,500元就顶了天了”。付成励一直显示出他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能力,他以自己的热情和幽默,总是能和周围的店主搞好关系,而且拉来过几笔大的赞助,算是名声在外。萧寒对付成励的第一印象也很深刻,“刚好赶上社团文化节的前期招标,这工作跟公关部无关,他是公关部唯一义务过去帮忙的,感觉很有能力很能张罗”。

  在萧寒成为社联副主席之后,付成励也被任命为公关部部长,可任职没多久,就在2006年换届选举的时候被撤了下来。萧寒告诉我,这是因为领导层都感觉付成励“后来心思就不在公关部了”。可李乐一直替自己的好朋友觉得委屈,在她看来,付成励之所以被撤,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新任主席并不喜欢他”。李乐说,付成励是那种“不喜欢做表面功夫的人”,他不喜欢写那些格式严谨页码颇多的计划书,但并不等于心思不在工作上,可这种随意在领导眼中更像是破坏规则。而且付成励很多时候也有些太随便,“社联开会的时候,还会穿拖鞋过去”。种种细节叠加,让李乐和公关部的其他人都清晰感觉到,“主席不喜欢付成励”,可让李乐惊讶的是,“只有付成励自己傻乎乎的一点都不知道”。有一次付成励还拿着手机跟李乐说,自己在跟主席发短信开玩笑,李乐“当时心里就很崩溃”,可又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提醒他。

  被撤掉部长职务后,离开了社联的付成励义务做了许多事情,帮助李乐适应公关部的工作,甚至还会主动跑出去联系好赞助,然后通知李乐去接手。昌平校区的商家赞助到后来越来越难获得了,付成励后来需要坐车到市区才能发现新目标,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这功劳不能记在自己名下。这也让李乐始终觉得,付成励是那种最没有心机,也绝对不会算计别人的人。相反,他特别仗义,“能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去做”。还有同学见证了他的好人缘,“夸张到一次跟他一起横穿学校,他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手就没放下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小敬(化名)眼里,同班同学付成励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独生子女群体里,能像他这样总是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并不多。虽然在班级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大学三年下来,他不仅包揽了宿舍里所有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的活,而且“班上只要有同学生病,陪床的就一定是他”。

  这种对于感情的真诚,单纯得未经污染,还有很多事例为证。比如“大一”第一学期,班里有同学夜里突然患病,被送到区医院,晚上他回来比较晚,听说之后执意要赶去医院,可宿舍楼下的大门也已经锁了,结果他从三楼跳窗出去赶到医院。早上5点同学醒来看见他趴在床边很惊讶,知道详情后感动得哭成泪人,这也是这个个头1.80米的男同学在大学里唯一一次流泪。李乐生病时也被付成励这样细致地照顾过,在电话里跟母亲说,母亲都很惊讶,“怎么还会有这么热心的人?”

  端倪:少年心事

  大学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迅速从指缝中溜走,今年9月份暑假过完,李乐和付成励都成了“大四”毕业生。这种标签般的身份,也意味着他们需要认真思考人生的下一步,在众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李乐和小武一样,都选择读研,但付成励打算就业,考公务员。

  从初中到高中,付成励的成绩在班级中一直都很拔尖,天津东丽区他就读的两中学,老师们能回忆起来的印象,符合所有好学生的标准,聪明好学,成绩好,爱运动,乐于助人。尤其在天津市第一百中学,高中的几次分班考试,付成励一直在实验班,成绩保持在年级前15名。不过进入大学之后,他自我评价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更看重社会实践,而不是功课。虽然成绩如今在大学里也成了个人隐私,不过因为关系好,李乐还是知道付成励的成绩很一般,“他不在乎分数,觉得只要能过就行”。

  按照学校规定,“大三”暑假,学生们都要完成实习。他们有各种选择,律师事务所或其他机构。付成励和小敬都选择了报社,今年7月到9月,他们一起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版暑期实习生有四五十人,统一由记者部主任管理,每周几次选题会后,就分成不同的合作团队完成采访。主任记得这两个学生,付成励“很积极,也很努力,奥运会期间领衔做过好几条大稿子,还发过海外版头条”,不过他对小敬印象更深刻,“更有悟性,表现更突出”。主任现在能回忆起付成励的,还有“这孩子不太懂事”,连带也就想起“他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很愣很愣”。

  这种眼神可能在陌生人看来是冒犯,可在朋友眼里,付成励就是这样,“看人直勾勾的”,“做人也不加掩饰”。李乐说,付成励并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人,不能敏锐察觉朋友们的心事,就像他不能察觉自己不受社联领导喜欢一样。不过,假如直接挑明了告诉他自己遇到麻烦或者情绪不好,那他就会实心实意地送上关心。可当他决意要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太过排山倒海,有时候“真会让人觉得很有压力”。虽然会用夸张的语气抱怨一下付成励关心人时的用力过猛,但回忆起这些,李乐都会不自觉地笑,传递出她所感受到的温暖。

  可李乐也觉得,热心的付成励并不是一个喜欢倾诉的人。也许是他总挂着招牌式的笑容,所以朋友们很多时候也会忘记,这个简单通透的人也会有心事。李乐意外发现过付成励的一次异常。某天上午,她也是突发奇想给付成励打电话,结果付成励说自己正在14楼。那是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最高的一栋主楼,14层已是顶层。李乐很讶异,赶紧追问,而付成励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奇怪,说自己在这里想些事情。李乐觉得不对劲,让他下来,不然自己就马上过去找他。结果付成励说不用了,约她在食堂见面,一起吃饭。李乐在10分钟内赶到约定的食堂,没多久,付成励也来了,看到她,依旧是招牌式的笑容,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今天你算是救了我一命”。李乐大惊,斥责他没事胡思乱想,付成励也没有过多的解释。再后来,两人的话题就在用餐中扯到了其他地方。

  这异常李乐也仅发现过一次。后来的付成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古道热肠。“大四”开学之后大家各自为前途忙碌,只有他依旧那么公益,把自己搜集到的各种就业信息,比如公务员招考之类及时发邮件或短信告诉朋友,怕他们错过了。朋友们不会写求职履历,他甚至还会帮着做一个模板,给别人参考。李乐很努力想回忆起这个时间,但记忆还是像碎片一样很难缀联起来,更何况这一天前后都那么普通。仔细想了又想,她只记得是在今年夏天,“5月份他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到7月份去实习之前的某一天”。

  成长:初恋的忧伤

  爱情就和专业课一样,差不多也成了大学里的必修课。这是个甜蜜而又让人困扰的话题。从女生的角度,李乐抱怨昌平校区里男女比例过于失调,以至于“姐弟恋”在政法校园里成了传统。同样从女生的角度,她注意到热情的付成励其实是一个感情上很羞涩的人。“他可以主动交很多朋友,但如果让他去追一个女生,他绝对不会主动。”她也疑惑地问过付成励,得到的解释很青涩,似乎是付成励以前有心仪的女生,主动试探时候遭到拒绝,此后就很退缩,害怕再被拒绝。

  羞涩的付成励还是恋爱了,初恋,时间是2007年。女孩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保送研究生,比他大了近3岁,成绩非常好。恋爱后付成励和李乐的联系一度变得少了,她因此也取笑过他,“甜蜜起来就忘记了朋友”。据李乐所知,付成励和女孩是经朋友介绍的,“认识的时候对方已经是研究生了”。李乐强调这段感情“是女孩主动的”,女孩喜欢叫付成励“弟弟”,也会发来短信说“想弟弟了”。付成励会拿给李乐看,证明女孩已经喜欢上他。可李乐会泼冷水,提醒他“对方也许只是把你当弟弟”。付成励不这么觉得,他举出更亲密的例子,某天女孩送他乘公共汽车回昌平,在车站的时候“亲了他的脸一下”,李乐也就不再打击他。中国政法大学分成蓟门桥和昌平两个校区,研究生在蓟门桥,这段恋爱谈得有些辛苦,李乐说付成励“经常要跑到市区去,路上要花近1小时,很多时候一个星期也见不到女朋友一次”。或许也因为如此,朋友中见过这女孩的并不多,女孩有时候也会过来昌平校区,和付成励的室友们吃过饭;而付成励去蓟门桥校区的时候,也见过女孩的一些朋友。

  作为好朋友的李乐并没能见过这个女孩。有一次,付成励特意带她去跟女孩吃饭,两人坐车从昌平赶到蓟门桥,原本已经说好了,可等他们到了,女孩怎么也不肯下楼,“就说自己累了,不想下来了,也不让付成励把带给她的东西送到宿舍,说放在楼下传达室就可以了”。李乐因此觉得这个女孩性格有些奇怪。面对这种冷遇,付成励却不介意,李乐只好自己分析,“也许他已经习惯了”。李乐还见过晚上付成励在网上和女朋友聊天,经常是“他在不停地说,可他女朋友偶尔才回应两句,等付成励不说话了,就说早点休息吧,还发来一个笑脸,让人很崩溃”。这段感情,至少在李乐看来,和自己理解的恋爱太不一样。

  而更多隐情,她也是在今年初两个人闹分手的时候,才有更深的了解。不善于倾诉的付成励还是选择了向李乐诉说部分心事,这心事过于隐秘,以至于李乐也觉得,付成励之所以会说,实在是因为内心太过困惑,“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女朋友,对方才肯接受”。李乐听来的故事,带着伤痛。女孩是法学院的,初入大学不久,还没有经历过恋爱的她被程春明老师所吸引,“和程老师发生过关系”。从时间上推算,那是2003年左右,那时候的程春明还在第一段婚姻里,或者说第一段婚姻的尾声。这段师生纠葛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两人后来也分开了,但这段经历让女孩陷入了某种心理上的困境。虽然她并未因此恨程春明,但此后也没有交过男朋友,付成励是她第一个正式交往的男朋友。李乐无法确认这故事的真实性,她只是听到付成励的转述。但她从女性的角度,觉得不可能是编出来的,“没有女生愿意这样抹黑自己”。

  付成励是一个在感情上很传统的人,他当然被这隐秘的往事所震撼。可他的回应并不是放弃,而是“一定要娶这个女孩”。李乐后来才知道,付成励听过女朋友的倾诉后,2007年的国庆长假,迅速把女孩带回了天津的家,告知父母,这就是自己未来要娶的人。李乐也疑惑于付成励的举动。可付成励执著地认为,既然女朋友连这么隐秘的往事都告诉了他,证明了对他的信任,自己因此“必须肩负起责任,一定要娶她”。这逻辑也让李乐“很崩溃”,她劝过付成励,也许对方未见得需要他承担这个责任,可付成励执拗地认为,“不承担责任就不算个男人”。

  可在付成励的描述中,女孩的反应更让李乐疑惑。女孩那一方的情感在直线降温,“说出往事以后,付成励对她越来越好,可她反而越来越冷淡,到后来基本上就不搭理付成励了”。

  伤痛:撕裂的青春

  付成励的家在天津东丽区的一个小村庄。东丽是天津外环线外的郊区,从天津到塘沽的津塘公路和轻轨并行,从村里穿过,把村庄分隔成南北两半。便利的交通条件,也让这里成为东丽经济开发区所在,土地已经被大规模征用,林立的厂房也吸引来许多外地打工者,村里人不再靠土地谋生,而是寻找与开发区相关的副业。

  付成励的父亲十几年前就从黑龙江来了东丽,他有一门修车的手艺活,也靠这个在天津扎下根来。付成励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跟随母亲从黑龙江逊克农场一起来了天津。网名叫“东京冬天”的小学同学还记得,付家刚来时候,家庭条件很不好,“一开始我家里人还不叫我和他玩”。可后来,付成励的爱学习和乖巧迅速赢得了邻居们的喜欢,家长言语间就变成“你学学人家孩子”。付家陆续搬过几次,大约在2000年付成励读初二的时候,搬到了现在的村子。这对夫妻留给村里人的印象是“朴实、本分”,夫妻俩凭借自己的勤劳2000年前后也在村里买下了一处平房。早年村里的平房可以买卖,房子不大,花了大约5万多元。村里常见的四合院式建筑,院墙围起来,进院门正对着的是一个“福”字照壁,绕过照壁就是主屋,三间房子,全部加起来不过30平方米。进门是客厅,左右两侧分别是付成励和父母的房间。像老北京的四合院一样,房子里没有单独的浴室和卫生间,公厕在离他家不远的村口,风过,异味刺鼻。

  买房置业后,付家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紧张。父亲依旧在厂里修车,而母亲换过很多工作,“最多的时候一个人打过三份工”。至于付成励,转到村里初中之后,成绩依旧很好,他爱踢足球,也迅速融入了新环境。2003年中考时候,考上了东丽区第一百中学,这也是东丽区最好的一所中学,面向全市招生,能从村初中考过来的,每年不超过10个。2006年之前,第一百中学可以招收外地生源,叫做借读生,但学费高昂,每年要1.5万元。付成励虽然跟随父母到了天津,但他的户口还在逊克。他的求学,和许多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一样,有各种门槛。但付成励很争气,几乎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从3000元到5000元不等,这也是校方为优秀借读生缓解学费压力的一种举措。

  高中时期的付成励人缘一如既往地好,他也符合了家长们所有的期待,“孝顺、懂事,听话,学习好”。当付成励2005年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邻居们都不觉得意外。大学的学费比高中时的借读费少多了,付家的家境也开始逐渐有了起色。大约在付成励上大学之后,付家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挨着院墙,在院子里修起了4间豆腐块般的平房。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外来打工者越来越多,这些简陋的房间可以按每月100元的价格租出去。只是依旧没有独立的浴室和厕所。他的母亲也不必那么辛劳了,现在固定在一个肉类加工厂里打工,帮工人们做饭。村里人原本也觉着,还有一年付成励就毕业了,辛劳的父母看起来可以享享儿子的福了。

  村里也有人去年国庆节见过付成励带了一个女孩回家,付成励个头1.75米,白净瘦弱,女孩比他矮,看起来很斯文。女孩在付家待了一两天,后来邻居还在和付成励母亲闲聊的时候问到过这事。付家只有这一个孩子,他的母亲一直以他为荣,也会和邻居们分享他的成长点滴,比如去报社实习,比如打算考公务员,交女朋友的事当然也不例外。根据邻居的说法,母亲对付成励的恋爱态度比较犹豫,听说是女孩家境很好,父母在司法系统,她因此担心因为家境过于悬殊,付成励很可能被对方的家庭所嫌弃。只是父母也知道这是儿子的初恋,他们因此并不是过于担心,年轻也意味着充满变数。

  可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儿子的感情其实很不顺利。李乐说,按照付成励的说法,他对那女孩越好,女孩越觉得有压力,屡次提出分手,说自己配不上付成励。3月份时候两人就闹过分手,李乐劝他试试把感情降温,不要对那女孩太好,也许对方就不会太有压力,或者干脆分手。李乐也知道付成励的关心常常用力过猛,在朋友的角度都会觉得受不了。可付成励不这么想,他觉得“她已经受过那么大的伤害,假如我要是对她不好,就会让她觉得我嫌弃她”,更谈不上主动和女孩分手。

  可今年5月的某个晚上,李乐接到付成励的电话,说他和女朋友终于还是分手了。电话里,付成励很郁闷,说女孩求他放过自己,他只能放手了。虽然在李乐看来,这分手更像是必然,但她还是耐心地劝慰付成励。说出这段隐秘的故事对李乐来说并不容易,她在描述时尽量保持中立和克制,只转述自己听到的,并不妄加猜测,也不做过分的评论。她甚至还会看着我的眼睛,很真诚地要求我,“可不可以不要说那个女孩不好的话?”她说,付成励很在乎这个女孩,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她。

  虽然李乐与付成励有过如此密切的交谈,但她还是无法梳理出那天晚上付成励行凶的动因。毕竟对程春明的厌恶,付成励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有了。付成励并不认识程春明,也没有选过他的课,可在听过女孩的故事后,就对这个名字生出了本能的厌恶,李乐也受了一些影响。付成励觉得,虽然是多年前的往事,可这事情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女朋友,而程春明作为成年人,作为老师,行为上有不道德的地方。李乐劝过他不要过于在意,毕竟是以前的事,何况女孩自己都不恨程春明了,可付成励坚持认为程春明“做了不好事情,就是坏人”。

  凶案发生的时候,李乐在市区上辅导课,晚上才从朋友的短信中获知,听到遇难老师是程春明,“心里当时就愣了一下”,她马上给付成励打手机,关机。发短信,没有回复。到了深夜23点,最终确认了行凶者就是付成励,当晚一夜不眠。第二天下午男朋友陪她回了昌平校区,校园的拓荒牛塑像前摆满了祭奠的鲜花和卡片,只有一张是给付成励的,让他“坚强地活下去”。李乐说,她想了好几天,觉得付成励太傻了。这场剧变也让她明白,“这世界并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还有很多是灰色的”。成年人世界里的普世原则,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却是在撕裂般的疼痛中才领悟。

  李乐和付成励的其他朋友一样,陷入了双重的悲伤和困惑。逝去的程老师,就算曾经有过错,也错不致罪,而付成励,面对未来司法审判,也许要面临漫长的牢狱之灾,他的青春已经戛然而止。还有程春明的妻子,李乐说起来的时候,会陷入沉默,“我们后来才知道程老师又再婚了,妻子正怀着5个月的身孕,怎么可以宝宝一出生就没了爸爸?”付成励的父母在出事以后连夜赶往北京,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宾馆,后来去宿舍收拾付成励的行李时,有同学见到过,那场面让他们至今心酸:“他妈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脸上一直保持着笑容,没有当着同学们掉一滴泪,还安慰来送行的同学说,你们都要好好的,好好学习。”-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涉及的大部分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也隐去了部分地名。实习记者徐菁菁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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