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明留给导师刘筠谦的印象是“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爱出风头”。在家乡师友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孩子”，甚至他的学习成绩和聪明才智也没有十分出挑和醒目。如果不是因为此次恶性事件，程春明只是从家乡人的生活轨迹中轻轻地划过而已，不留什么痕迹。

　　记者◎杨璐

　　噩耗传来

　　如果没有10月28日晚上的杀戮，程家最近的安排是这样的：农历十月初八，也就是11月5日，程春明的大姐将带上程春明最爱吃的花生，护送77岁的老父亲程保忠去北京。程春明的小妹妹程凤林告诉本刊记者，程春明早就想把父亲接到北京养老。但因在田间生活了一辈子的父亲不习惯都市生活，一直拒绝这个提议。5个月前，程春明的妻子怀孕，期盼多年的程家香火终于有了着落，父亲“很高兴，才答应去北京”，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探望和慰问怀孕的儿媳妇。

　　10月29日，程家的北上计划提前了。程凤林告诉本刊记者，村里说程春明得了急病，要家人都去北京。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程凤林被留在老家，其余亲属都赶到了北京。在首都机场，知道内情的人终于忍不住将真相告诉了程保忠。77岁的程保忠本来身体硬朗，得知噩耗后当场就昏倒。随后赶到北京的村主任刘光益向本刊记者描述了程春明家人的悲痛：大妹妹认尸回来后就神志不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程保忠昏厥了几次。只有程春明的妻子杨寒(化名)相对坚强，她拉着程保忠的手抚着自己的肚子说要跟公公一起把孙子抚养大，她不能太悲伤，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刘光益说，香火传承是农村头等大事，杨寒这番话给了程保忠活下去的希望，刘光益转达程保忠的说法：“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通情达理、深明大义。”

　　刘光益算起来与程家还有亲戚关系，对程家的情况很了解。“那个年代村里都不富裕，程春明家尤其困难。”刘光益告诉本刊记者，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前，劳动力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当时规定每人每年有400斤粮食，按照工分折成现金兑换。劳动力多的人家干的是“进粮活”，不但可以得到相应的粮食还能挣到一些钱，劳动力少的人家则是“缺粮活”，工分不够还要自己出钱买回粮食。程春明的母亲常病，家中只有程保忠一个劳力，每年都要向生产队交钱，生活困难。程凤林则回忆，哥哥小学毕业后，自己要求还要接着读书。程春明的大姐于是从高中辍学回家务农，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妇。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什么好转，两个妹妹也都没有读到高中，早早结束了学习生活。

　　程春明外出读书多年，家里全靠三个姐妹互相依靠扶持过日子。直到2000年他从法国学成归来，才逐渐成为家里的支柱。程凤林告诉本刊记者，哥哥回国不久就开始每两个月寄一次生活费给父亲，一年有万把块钱。本来，程春明还想每月给她一些钱作为这些年代替自己照顾父母的补偿，但程凤林没有收。“哥哥读了这么多年书没有积蓄，刚刚工作，负担还是挺重的。”她说。

　　程春明以另外的方式照顾妹妹。程凤林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和心脏病，因为没钱，最严重的时候也只是在县医院抓点药。去年，程凤林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程春明把她接到北京，“花了几万块钱在大医院治病”。

　　甚至程春明的外甥、外甥女们也感受着舅舅回来后家里的变化。“农村人教育孩子也没什么方法，哥哥每次回来都要问小孩听不听话，他既很严肃，又会用孩子们喜欢的语言教育他们。”程凤林说，外甥、外甥女们都非常怕程春明，他讲话要比父母管用。

　　而在刘光益眼里，程春明虽然只是个“没什么权力的大学教授”，但他的同学是不可多得的人脉资源。程春明出事后，很多他在北京的朋友和学生赶来慰问，刘光益把这些人理解为程春明的“把兄弟”。他说，这些“把兄弟”最少都是“市以上的干部”，如果不出事，“将来能给程家、给村里办多少事呢”。刘光益对程家的遭遇唏嘘不已，他对本刊记者说：“熬了这么多年，眼看着有了盼头，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熟悉又陌生的家人

　　程春明家所在的上冲村由不同的湾组成，每个湾都是在山上开出一条小路，村民的房子沿着小路排成一行。程家所在的这个湾，只有程春明家和堂弟家两户姓程，其余全部姓李。“我妈妈说我们姓程的在湾里是小姓，你要留下帮着堂哥一家。”因为独子程春明外出求学，父母决定把最小的女儿程凤林留在身边。程凤林23岁时，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在程春明“缺席”的12年里，担起了应由儿子承担的所有责任，给母亲送终，照顾年迈的父亲。现在，程家的祖屋已经被程凤林翻修为二层楼房，程春明每次回老家其实就是住在小妹妹家里。

　　记者到程家的第一个晚上，程凤林半夜起床吃速效救心丸，第二天一早就去村里医疗室打吊针。程春明的离世让她好转的病情再次复发。她说，感情刚刚好起来就出了事，早知道这样，哥哥还不如不回国，她心里也不会这样悲痛。从1982年17岁的程春明离开上冲村去武汉求学开始，随着他越走越远，与家里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

　　程凤林的印象里，哥哥放假回家就去山上放牛，兄妹间很少谈论学校的生活。她不记得哥哥填报大学志愿征求过亲人们的意见，“父母都不识字，农村人也不懂那些”。家里只能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和关爱。“哥哥读大学的时候，实行了承包制，家里条件好了些，父亲每月都要寄给哥哥几十块钱的生活费。”80年代初，在一个农村家庭，这是很大的支出。对于记者“大学本来就发生活补助”的询问，程凤林说：“他除了日常生活，还要买些书吧。”

　　留学法国对程家来说不是一个喜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不同意。她身体不好，希望儿子毕业就找个工作留在身边。”程保忠当生产队长很多年，“比较有见识”，在父亲支持下，程春明的赴法求学之旅才得以成行。

　　1988年程春明出国后，他与家乡的联系就由小妹妹程凤林来维系。“通常都是我来写信，主要都是谈家里情况。”信封由程春明在法国写好寄回来。程凤林说，当时寄一封信要20块钱，很贵，一年只写三封信。程春明的母亲去世前，把程凤林精心保存的信都烧掉了。“这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思念儿子最好的方式。”程凤林解释说。

　　程春明没有回来奔丧。程凤林解释，那时哥哥已经要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正是困难的时候，而且写信去已经来不及了。她不愿告诉记者，是自己没有写信去告知，还是程春明接到信赶不回来，抑或是当时他们兄妹已经失去了联系。但因为这次的缺席，村里人开始怀疑没有音讯的程春明已经死在了国外。

　　2000年程春明回国后，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家人，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程凤林才收到程春明定居北京、执教中国政法大学的来信。这一年也是程春明母亲去世的3周年，祭奠是一直等他回乡省亲才办的。此后，久违的男孩重新回归了家庭，放假和过年的时候都会回老家。“身上穿一套，夹一个包里带一套换洗的就回来，鞋不用带，回家就有换的鞋了。”为了让经常回家的哥哥生活舒适，程凤林甚至在家里装了农村罕见的冲水厕所、热水器和浴霸。“我哥哥不让我装，说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都习惯。”程凤林坚持安装的这个卫生间利用率并不高，平时锁着门，一般只有程保忠和程春明使用。

　　因为哥哥省亲住在自己家，程凤林与程春明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平时也会每隔几天通一次电话。但她从来不询问哥哥在法国的经历。“我和哥哥一起洗漱，看他40多岁满口牙都没了，就什么都不问了。”程凤林猜测，哥哥在法国一定很辛苦，“牙都没了，应该是劳累过度吧”。

　　程凤林不爱讲话，情绪好的时候最多笑一下。在她眼里，程春明是截然不同的性格，开朗、随和、没有距离感。程凤林说，哥哥每次回来都是“从这个湾到那个湾，每家都要去恭喜一下”。这个村里过春节时的习俗成了程春明的惯例，只要他从北京回来，就会挨家挨户地拜访。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的“地中海标志性的红色花格裤”截然不同，程春明在村里并不张扬，程凤林见到的哥哥穿的是和乡亲们差不多的旧衣服，很纯朴。程凤林还回忆，有一次村里的老婆婆误会程春明出国是去做木匠了，程春明就顺着承认。“哥哥回来告诉我，他不能否认，然后告诉人家是去读博士，那样会让人觉得你出国回来骄傲了。”

　　平凡的农村高中生

　　程春明的数学老师叶大富告诉本刊记者，程春明就读的五中不算是好学校。“从学苗来说，最先挑学生的是孝感高中，然后县一中又挑，到了五中没有好苗子了。”而程春明肯定不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叶老师说，程春明能够稳定在班级的3名到5名左右，感觉“他学习很认真，但不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学生，也不老实，不是能让人欺负的那种”。叶老师能说出班里其他一些同学的特点，比如某学生听懂老师讲解的表情，某学生怎么教都不会，但他想不起与程春明交往的细节。“他不是一个特别引起老师注意的学生。”他这样总结。

　　之所以还记得这个学生，叶老师说是因为程春明是县里的名人，一有什么动静就会有人谈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程春明回家探亲的时候，曾经专程看望过叶老师。“我记得他当时告诉我，好几个大学都邀请他去工作，他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他说他是个‘自由主义’，中国政法大学除了正常的教学外，有许多自由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程春明送给了叶老师自己的名片，这让叶老师念念不忘：“我教了一辈子书，很少有学生送我名片。”

　　大新中学的校长罗立俊与程春明是同铺而眠两年的同学。罗立俊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已经懂得了读书好穿皮鞋、读书不好穿草鞋的道理，他们读书都很刻苦，每天晚上21点半下了自习之后，还要和程春明一起在教室里多学两个小时。

　　程春明后来用《地中海的红帆》、《我的大学》抒发情感，而在罗立俊的记忆里，高中时代的程春明没有什么文学爱好。他们除了课本，接触不到其他的书，况且还是理科生，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如果非要追溯程春明的浪漫行为，高他一届的师哥万少文回忆，早上看见过程春明吹笛子，是用竹子做成的很便宜的那种。

　　当时的高中毕业生有三种升学出路，最好的是考上大学，其次是念大专，再次是中专。罗立俊说，他们那一届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程春明的成绩刚刚过线。大部分成绩好的同学最后都去了中专，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已经是很好的出路了，毕业就能转户口，分配的工作也不错。

　　这些念中专的同学中出了大悟县的县委书记、财政局长、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罗立俊这样的校长。罗立俊说，大家私下里议论程春明上学上得不划算。与中年发福的同学相比，2000年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程春明“又黑又瘦”，“他穿着皮鞋，还打着赤脚，我就说我们都有袜子穿，你怎么不穿袜子？”虽然程春明告诉好友，法国人都是这样穿的，罗立俊还是不置可否，这成了程春明在法国“混得很惨”的一个例子。

　　更为现实的比较是，当时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同学们家庭和事业都算比较成功了。“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挺大了，他一个都没有。好几个人做了局长，有车有房，还能提携亲戚。”罗立俊说，程春明出国这些年也没见给家里添点什么，都是姐妹们在操持，程家的条件一般。可是在大悟，家里如果能有两个打工的，生活就不错了。

　　罗立俊见过程春明的两任妻子。“韩国妻子不会讲中国话，后来程春明说他跟韩国那个协议离婚了，现在的妻子是杨寒。”罗立俊观察，程春明与杨寒很恩爱，“听说杨寒家里条件好，但是她不嫌弃农村脏、条件差，每次都跟程春明一起回来，两个人形影不离。”

　　程春明每次回乡，当地有些权力的同学都会派车接送，村里老百姓看在眼里觉得程春明“是个人物，跟干部的关系好”。但是记者采访时，这些同学在得知程春明案子真相还未明朗后都表示，程春明离家多年，自己跟程春明不熟。虽然他们一起吃饭，有时还互发短信，但都是程春明主动找他们的。他们出差到北京会去找更亲近的朋友，没有人去过程春明家，也并不真正了解这个儿时的同学。

　　人生的转折

　　程春明的人生轨迹在大学阶段有了一个转折。他考进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小他一届进入学校的李国祥对本刊记者回忆：“这个专业意味着好几辆红旗轿车等在外面接呢。”他解释，当时管理方面的人才很缺乏，他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好多单位都抢着要。

　　当时的华中农业大学地处武汉郊区，周围是大片农田，只有两路公交车通向学校，每天晚上20点之后就不再有车。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学生很少与外界接触，并且农村学生占了绝大多数，校园的风气并没有受到都市的影响，还保持着纯朴的乡土气息。当年的系主任、程春明的导师刘筠谦向本刊记者回忆，程春明即便念到研究生都与刚刚从农村出来时改变不大，“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爱出风头”。

　　但是起码生活朝好的方向发展了。程春明在高中时代每天都用腌制的咸菜下饭，进了大学，不但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19.5元的生活补助。李国祥说，这些钱就是吃排骨都花不完。经济上不再有压力，未来的前途也不用操心。那时候还没有人恋爱，李国祥说，学校有规定，谈恋爱的人一律开除，因此这是学生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务虚”，程春明对农村经济有很浓厚的兴趣，他和李国祥都是学校农经学会的成员，“我们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然后用理论和模型去解释现实中的问题，程春明总有一些新的想法”。

　　如今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的李国祥回头看，程春明在经济学方面是“有天赋的”，“很快就能抓住问题本质，并且有创新的思路”。李国祥一直奇怪国内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里没有程春明的踪影，直到有关程春明的新闻刊登在报纸上，他才知道师哥在法国改学了法律。“他起码也应该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而且绝对会成为这方面的顶级专家。”李国祥说。

　　大学毕业后，程春明被保送本校读研究生。当时华农的毕业生有几种选择，因为一度本科生的就业比硕士好，相当一部分学生很实际地选择了先就业。程春明前后几届的学生都被分配到了农业部或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这样的单位。李国祥说，热衷学术选择读研的人中也有一部分有了改换学校的打算，因为当时农业部所属的学校里，华农只排在三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送本校的研究生并不如外界所想的那样风光和令人羡慕。“不好说程春明是系里学习最好的学生，但是保研也是要看成绩的，不是谁想都能上，何况导师刘筠谦是系主任，报他的人很多。”李国祥说。

　　刘筠谦对弟子的注意开始于“他喜欢写评论性的小文章投给报纸”，但是“这些文章谈不上成材，更没有形成什么气候”。真正能吸引导师的是程春明的爱钻研。刘筠谦说，他当时除了常规的每届3个学生外，还为其他学校代培，一共带了13个在校硕士生。他身为系主任，平时工作繁忙，学生难免照顾不到。程春明的学习很主动，爱问问题，甚至追到老师家里去。朴实的程春明让导师很放心，他刚上研究生就被导师派去带队调研。李国祥也参加了那次的随州调研，他说，程春明负责带队和联络，上下都安排得很好，回来后刘筠谦很满意。

　　“研一”的程春明最终赢得的那个公费留学法国的名额，这也是刘筠谦当了10年系主任批出的第一个公费留学名额。刘筠谦解释说，当时没有现在这么透明和民主，基本就是系主任来决定，对程春明日积月累的观察和接触后，他觉得这个学生爱动脑、学习刻苦，人又很纯朴，有培养的价值。

　　当时刘筠谦一个人的决定并没有引起什么异议。李国祥说，同学们对出国的概念都很懵懂，“就是看见老师回国都会带很多家用电器”。李国祥说，程春明当时告诉他将要赴法留学的消息时，也并没有特别的兴奋和喜悦。

　　程春明刚到法国的时候曾经给刘筠谦写过一封信，说语言沟通很困难，并且气候和生活方式都不适应。刘筠谦说，程春明等于是从中国农村一下子就到了欧洲，不适应很正常，他回信鼓励弟子坚持。此后，由于刘筠谦调往广东又改换了两次工作单位，师生最后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