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解说：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政府征地上，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要征地的。但只有用来建医院、学校，这种公共利益建筑的時候才能征。中国早在1954年第一部《宪法》当中就做了这个规定。可是，有人大概统计过，在这些年所征的土地当中，80%都是商业用途，而且都是合法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历史是在哪里拐弯的。

　　解说：就在《宪法》颁布之后，紧接着就是1958年人民公社开始，土地全部上交国家，不存在征地问题。一直到三十年前一个初冬的晚上，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冒着他们自认为会有的杀头的风险，开始承包土地。

　　陈：那么到了年底的时候，万里同志去了，小岗农民还拿出花生，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花生，你敢不敢吃，开玩笑，万里说我不仅敢吃，我还要带回去给省委同志吃，他穿了个棉军大衣，就往兜里揣。

　　解说：之后十年中国农村的喜悦，几乎可以从那个年代，这首红遍全国的歌里面，满满地溢出来。1978到1988是历史学家公认的中国农村的黄金十年，也是全社会普遍受益的十年

　　我们熟悉的大寨村、华西村的富裕村，那个时候有7000多个。但是，1988年重大的转变开始发生，《土地管理法》颁布，规定农民的土地要变成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征用变成国家土地，却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补偿，对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周全的安排，大量的失地农民处于就业无门、社保无份的境地。

　　串场：土地既然已经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为什么一旦要在上面搞建设，就非得征成国家土地呢？我们在档案馆查到，土地管理法的立法依据是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这里宣布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我们查了75年的宪法，54年宪法，都没有看到这一条，那么这句话从什么地方来？难道城市土地收归国有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政府的任何作为，就由82年宪法直接宣布而成？

　　陈锡文：城里头有私有土地，我买了的房子我有地契，城里没搞国土改，所以地契是有效的。但是到了1974年百废待兴，开始搞建设了，发现是个问题，很多地是私有的，你说怎么弄法，在当时的情况下，主要通过法制解决问题。 1982年《宪法》把所有的城市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全部收给国有，所以私人的地契作废了，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土改，城市的土改，

　　解说：这么大的城市土改，居然没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是因为80年代初，还没有买卖房屋的概念，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地住下去了。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句为了解决城市住房的话，误打误撞，埋下了日后中国农村征地制度的一个巨大矛盾。

　　采访

　　陈锡文：城市难道都是公共利益吗？有没有经营性的利益在里头，肯定是有的，那些地怎么变成城市土地的，《宪法》没有讲。

　　记者：讲不清楚变成什么结果？

　　陈锡文：讲不清楚就变成多征。

　　解说：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规律，叫“巴泽尔困境”，说的是，如果没有清楚界定的产权，人们必将争着攫取稀缺的资源。用大白话说，就是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要占便宜。这个困境与道德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经济行为，中国的征地制度从此偏离了真正的价格和市场。

　　采访

　　记者：也有人说，中国城市化，通过剥夺一部分农民的权益积累而成的。

　　陈锡文：当然， 剪刀差，一个交换产品，还有土地的近乎无偿。

　　解说：也许你会有些意外，当时的农民甚至巴不得政府征地，因为80年代，国家把地征走了，要负责安排农民工作，住房也有了，劳保也有，就成了城里人了。而很快，时代就变化了，并且加速，越来越快。

　　同期：政府管不起农民的就业了，但过去计划经济这种手段仍然在，土地一定要，这个没有改变。不谈价格，这也没有改变，但是人不安置了。于是巨大的矛盾立刻出现。

　　解说：但是，情况在1998年10月30日以前还没有恶化，因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实施的是“协议征地”，也就是说，用地的人与农民直接见面，双方协商土地价格，政府在其中只起一个中介作用，农民得到的补偿还多一些。但是98年“公告征地”实行，我们都知道公告是什么意思，贴出一张纸，通知你，你的地我收了，收多少？多少钱？不用商量，因为纸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甚至经常连这张纸也被省略了。

　　采访：

　　记者：有没有张贴出来拆迁的文告？林筑华：没。

　　记者：有没有向你们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 　　林筑华：没。

　　记者：有没有跟你们签补偿的协议？ 林筑华：没。

　　记者：有没有跟你们协商过怎么补偿？ 林筑华：没。

　　记者串场：那么补偿的标准是怎么定的呢？既然你原来是种地，就按农地给你补偿吧，这个标准尽管一再上调，但到现在为止安置补偿的最高标准也不能超过土地近三年原产值的30倍，乍一听好象不算低，但问题是农民失去的不光是一块地，还有他原来种菜吃粮养鸡生蛋很少花钱的生活方式。

　　陈。如果这块地没有了，我一下变成城里人了，说句坦率的话，喝口水都要付钱，一瓶矿泉水就是两斤稻谷啊，那你补他这点钱，没法过这个日子，对农民的补偿问题，我至今觉得并不太合理

　　解说：但是法律却允许政府低价获得土地之后，可以以市场价高价批出。应该看到，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引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从在一个城市化严重不足、正在急速发展的经济里，一块土地市值的增加何止十倍、数十倍？由于“拿地”的代价越低，胃口越大。于是在1998年之后，几乎是咔嗒一声，征地制度的局最关键的眼咬合了。从此以后，它将自行运转。

　　采访

　　陈锡文：一个是处在现在这个阶段，占用或者扩大建设用地的饥渴症非常强烈。

　　记者：你把它叫饥渴症？

　　陈锡文：永远喂不饱它。

　　解说：喂不饱的用地饥渴症，就象是一个得了贪食症的人，明知道吃的东西是没有营养，身体消化不良，吸收不了，但是就是停不下来，变成了虚胖的经济模式，尽管中央政府一再调整行政审批权来进行约束，但已经很难控制这种病态的饥渴。

　　解说：在福建涂岭，据我们了解，发生在2003年的这场拆迁根本没有审批。

　　记者：有批准文件吗？ 何伟：既然是确定下来的事情了，这个已经报批了

　　记者：镇长，报批跟批准是不是两个概念？ 何伟：是一个概念。

　　记者：报批跟批准是一个概念吗？

　　何伟：啊，是两个概念。

　　解说：在广东开平，甚至连报批文件的程序都不用，连国土部门都不必出面，在市委书记以“三大战役”的要求下，土地以打仗的方式，10天一万亩的速度走了。

　　采访：

　　记者：这些土地在征地的时候是由国土部门去征吗？

　　邓建洪(广东省开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都是镇下面自己去征地。 记者：征地补偿标准是你们定吗？　邓建洪：也没有，没定过。

　　记者：那么安置补偿方案会有吗？

　　邓建洪：都没有。

　　记者串场：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用严格的司法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事实是1998年的时候违法批地，已经被列入刑事犯罪，这在世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让陈锡文感叹的是，这么严格的法律制定了十年，无数的违法批地案，却没有一个官员因此而入狱。问题出在哪儿呢？违法批地的罪名之前多了四个字，叫徇私舞弊，也就是说如果你抓到一个官员违法批地，但是他没有徇私舞弊，你就拿他无可奈何，而你抓到他徇私舞弊了，判的时候又不能以违法批地判，只能以受贿罪判。到最后，这个罪名变得失去了真正的牙齿。

　　同期：所以虽然这个违法批地罪，尽管法律上有，但是它形同虚设，没有用过，于是很多人都不怕。

　　解说：不怕的原因还有一个，地方要发展，就要有税收，税收从哪儿来？最大的一块增值税就得靠招商引资，违法批地的人甚至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功臣得到舆论支持，但低成本征地，进入的门槛低，企业的科技含量不会高，也用不着高，于是政府从中得到的增值，也不会太理想，而对农民的补偿的钱，又补不上，矛盾越积越深。

　　采访

　　陈锡文：这个征地制度不改是不行的，国家知道要改，农民知道也要改。

　　记者：为什么不改不行？

　　陈锡文：矛盾太多，解决不好，引起很多冲突。那么结果可能发展机会也丧失了，发展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制度必须改。

　　同期：你只要有一点风险，你就得卖地卖房子，主张这种办法在对待改革上，是极不负责任的一种偷懒的办法。

　　【第三部分】

　　解说：制度必须要改，这已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怎么改呢？有人认为，既然问题出在政府征地权限过大，那么把土地私有，交给农民，让农民跟资本直接谈判，不就行了吗？著名的学者们前所未有地集中在媒体上争吵，甚至都动了火气。自小岗村以后，中国的土地问题还没这么热闹过呢，但是事后证明很多媒体的预测只是对政策的误读，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将保留土地分别由国家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土地不会“私有化”。

　　采访：

　　记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吗？

　　陈锡文：我觉得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很重要的一个是，中国的资源禀赋在全世界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国家。土地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八这个状态，小私有是非常快就会分化的，很小的私有制规模，这点土地只能维护温饱，刚过温饱，所以不能有任何风险，遭遇一点风险就得卖地卖房子。

　　记者：我们看到很多经济学者说农民有判断自己生活，他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让他自己做判断不就行了吗？

　　陈锡文：你判断错误了怎么办呢，最后你无家可归，你流离失所，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政府你必须管，你不管行吗，对吧，第二种选择就是农民把地卖掉了，那就进城了。进城就两种办法，要不政府管起来，要不他自己有就业，有好的机会，否则走第三条这个社会就毁了，就是贫民窟，大城市的贫民窟就一定会造成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解说：既然私有制不会被执政者考虑，还有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声很高，认为征地制度让农民收益很小，那么农民能不能在土地上自己建房子卖呢？在北京、成都、济南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大面积农民连片建设的商品房，比同等位置的商品房要便宜一半左右，因为没有国家房管部门颁发的产权证，被叫做小产权房。

　　记者：也有学者提出来说，现在小产权房可以直接让农民从土地上受益，这也是一个方法，您怎么看？

　　陈锡文：坦率说我一直不同意叫小产权房这个概念，因为它实际没有产权，有什么产权，不合法的。

　　记者：农民可能觉得，既然政府可以把农用地征走，变成商品房，也有很多钱，那我为什么不能在我的土地上赚很多钱。

　　陈锡文：你做这件事情首先他是违背法律规定的。第二，你擅自作主，把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这样有损全民族的利益，都这么做耕地谁保护，怎么弄呢

　　解说：即使在美国，在加拿大，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也是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法律程序的。

　　采访

　　记者：也许农民觉得我们没有博弈的权利，没有那么多话语的权利，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改个房卖出去？

　　陈锡文：卖出去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卖了首先是一条，买房子的人没有产权证，那这个房子首先面临着你没法交易 你不在(城镇)规划区里头,随着社会的发展要规划，你这个地区是要过一条铁路，你说你怎么办。所以这种潜伏着非常大非常大的矛盾和问题。而且我坦率地说一句，为什么房价便宜，他偷了税了，偷了全体人民的财富了这才让它便宜了

　　解说：但是媒体与学界仍有声音，认为当初小岗村改革也是摸索向前，最终得到承认的，这是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一向逻辑，为什么所谓的小产权房不能是另一个开始呢？

　　陈锡文：改革这三十年， 我们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三十年来逐步形成的这个(保护全民利益的)法律体系。那么你说现在有很多土地利用土地管理上不合理的，那什么地方不合理你改什么呀，我觉得现在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我不研究，我完全我自己这一套，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支持小产权房就是改革，那么现成的法律制度，整个土地管理的法律制度将被颠覆，那么我们整个国土资源的利用就完全无章可循，主张这种办法，在对待改革上是极不负责任的一种偷懒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