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回顾三十年走过的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惠及面最广的一次高速经济增长。过去三十年，中国保持了大约9.5%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经济繁荣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社会、文化、卫生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经济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正如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为了对经济增长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并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艰难而持续的求索。在早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通常体现为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物质资本的增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条件，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这一观点的理论概括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一些明显缺陷：首先，我们不清楚是谁在决定资本积累的数量和种类；第二，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受制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为了维持一定水平的增长率， 投资率必须不断上升。这显然无法做到，也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

　　在这个领域，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当属熊彼特(J.A.Schumpeter)，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业家不断通过创新提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此后，库兹涅茨(S.Kuznets)和索洛(R.M.Solow)也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利用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数据进行计算，发现投入的增加只能解释产出变化的12.5%，而其余的部分则归因为技术进步。不过，索洛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给出内生的解释，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外生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罗默(P.M.Romer)等新增长理论的开创者对于技术进步机理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个人和企业有意识地投入时间和金钱的结果，换言之，技术进步本身是内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的。并且，他们的研究也隐含地认为，除非从事技术研究的个人或企业能够获得某种奖励，否则，技术进步很难发生。而要确保这一点，必须建立承担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功能的一系列制度。

　　在研究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增长方面，鲍莫尔(W.Baumol)教授无疑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经济学家。他在许多著作中强调，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面，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面。鲍莫尔特别指出，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取决于一个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即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以及由该规则所决定的报酬结构。

　　鲍莫尔教授在其新书《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里试图解释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最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在书中，“资本主义”一词并没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指生产资料的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里而不是由政府拥有或使用这一事实。即使都是拥有这一共同特征的经济体，其经济的组织方式、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以及各种其他要素方面也可能很不相同。他把“资本主义”分成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哪个经济体属于某一种纯粹形态。在鲍莫尔教授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

　　鲍莫尔教授对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寡头型经济体制，乃至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缺陷都进行了深刻剖析。譬如，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在亚洲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然而，它的缺陷乃至危险在于：认为国家导向将永远管用；过度投资；挑选了错误的发展部门或行业；腐败；难以停止向失败的部门或行业输送资源。寡头型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于：财产权制度偏向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政策设计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是为了促进少数人(执政者及其亲信)的利益。因此，寡头型经济体制往往导致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和缓慢的增长、严重的腐败、持续存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等不良后果。即便大企业型经济体制也有管理僵化、不愿意创新和反对竞争与变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