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小伙子瑞祥，当上了一名的士司机。

　　那个年代，听诊器、方向盘、劳资科长、采购员是最实惠的职业，是待嫁姑娘的理想对象。1990年代中期，瑞祥每个月净赚七八千，去友谊商店购物，用进口的英国香皂。

　　在后来者看来，瑞祥这拨前辈无疑是幸运的，那时候是这个行业的黄金期，不用交过高的“份子钱”，也没有泛滥的“黑车”，而现在，在全球经济大衰退时，他们不得不为经济焦虑而抗争。2008年11月，从重庆开始，出租车司机罢运潮迅速蔓延到海南、甘肃、湖北、广东等地。

　　从风光无限到困顿委屈，在这个冬天，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广州两地，记录下一南一北风格迥异的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态，尝试回望出租车司机30年背影和其中的社会流变。

　　开了13年的士的广州的哥黎笑伟在司机群中有个花名叫“飞甩鸡毛”。

　　南都周刊记者 | 许十文 实习生 | 麦桂森 李君 广州报道

　　11月26日4点45分，49岁的卢永强床头的闹钟响了。

　　就像昨天、前天，乃至30年来的几乎每一天，他洗漱、穿衣、出门去上班。他是一个计程出租小轿车司机，绰号“孱仔”——在这个城市，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的士佬”。

　　临近黎明,在广州的大马路上，小个子的他骑着禁止上路的电动自行车,悠闲地前进。这一路上，没有交警、没有劫匪、没有打车的人，也无须担心电子眼、白粉仔(吸毒者)或者刻薄的乘客投诉。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就在几公里外的商业区，那里30年前只是广州的郊外而已。弹指一挥间，广州城扩大了很多倍，像卢永强这样连续开的士纵横街头30年的人，却是绝无仅有。

　　很多老司机还记得，30年前的广州的士司机要学英文，因为那年头他们载的都是华侨外宾。30年后，广州的士司机再次被要求学英文，因为这个城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是一个轮回，同样需要工作服、领带与彬彬有礼，但的士司机的收入已完全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这条广州人曾经的“发达”之路，已经变成了为谋生而打拼的一个辛苦工种。

　　从1979年广州正式出现“Taxi”(指装有自动测量车辆实际行进距离的计程器的出租车)以来，广州出租车从几百辆增加到现在的1.6万辆,而的士司机从数百人增加到约4万人，从纯粹以广州人为主变成了来自五湖四海。师傅们来来去去，幸运者淘到了第一桶金，不幸者在混乱的街头死去。这是个近乎没有休息日的职业，几乎没有人能把它作为终生职业——的士司机的收入比一般的工薪阶层要高，同时，他们在入行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要比一般打工者面对更多工作时间，更多风险，更多压力。

　　在30年前，一部的士犹如马路上独自行驶的宝马，惹眼瞩目，连交警都会在十字路口特意为它按一下绿灯。30年后的情形？“以前是宝，现在是草。”卢永强说，现在的的士司机就像黄包车夫，是马路上最草根的阶层，谁都可以欺负一下。在《南都周刊》的访问里，的士司机们常说，开车在街头，马路就是江湖，的士司机的江湖事经常只能用江湖手法解决，因为你无法指望，谁能真的为你谋利益。

　　万水千山总是钱

　　在卢永强所在的公司，与他一样从1970年代就开始开出租车的人并不少，但绝大部分都已经在办公室里做文职或管理工作。譬如，崔腾英50多岁了，到去年终于没有再开出租车，公司安排他做安全营运方面的管理工作，于是把了几十年方向盘的他又认认真真地学起了电脑，一点都不马虎。

　　崔腾英是个谨慎踏实的人，他在1973年就开始在广州开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并非国际标准意义上的Taxi，没有计程表，也不在街上游走搭客，小轿车都停在固定的地方，按照不同地理位置的站点来算价钱(4角半一公里)。在1980年代以前，有资格开出租车的都是共产党员、优秀社会青年，没有海外关系，而且形象没有问题。崔腾英还记得自己开的第一辆出租车是皇冠车，经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出车前要定线，回程时要空车返回，不能搭客，否则一律视为贪污。”

　　1979年的夏天，广州原有的几个公共交通单位成立了几家出租车公司，按照香港的模式，为原有与进口的数百部本田车装上顶灯，安装上机械计程表。这种计程表与现在的完全不同，车在马路上停下来，司机便要赶紧上发条，否则它不运转，算不出候时费。除了本田车，在1980年代初，广州的士的种类还逐渐增加了大白鲨、富豪、波罗乃茨乃至旧奔驰等车种，一律挂上了白底红字的车牌，而这车牌的款式，30年来变化了十几次之多。

　　崔腾英和卢永强在1979年成为了广州的士司机，他们的同事当中还有很多高干子弟，包括兵团司令、处级干部的亲属等等。当时他们的工作可以用“非常体面”来形容，他们有接待服，还领皮鞋费，因为需要“打的”的全是港澳同胞。在1980年代初期，广州人在街上能“扬手即停”的只有“三脚鸡”(三轮摩托车)，一是的士很少，二是市民也消费不起，的士司机们通常跑的都是长途，接载海外归来或者要回各地乡下的港澳人。

　　30年前的卢永强才19岁。他经历了8个月的培训才成为的士司机，而很多人托尽关系都想进车队。卢要学机械课，学英语，学文化，学操作。成为的士司机后，他发现自己能赚到两三百元的月收入，而当年一般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月工资才40多元。“我是开早班的，从早上6点开到下午两三点。那时回到车队就检查一下车辆，然后开去爱群大厦(广州一个历史悠久的涉外宾馆)等客人，跟同事聊天，有客就出车，夜晚要做的话，一般做到10点就收工去消夜了。 ”

　　搭载港澳乘客跑长途的日子轻松如意。外汇兑换券在当时的广州很吃香的，车队要求司机们每个月交定额外汇券，很多师傅宁愿交港币也不交外汇兑换券，甚至在搭客时也只挑能支付外汇兑换券的乘客。跑长途既有钱又风光，顾客去一趟邻省要收上四五千元(在当时是天价)，出了广州，很多地方都没见过进口的小轿车，有的警察甚至会在路口为的士特意开绿灯(当时的红绿灯由交通警人手操控)，而到了目的地停下，通常会迎来一大堆群众围观。

　　很多老广州的士司机都回忆，“当年广东三件宝，司机、医生、猪肉佬，很多人都想嫁给我们。”一些的士司机，因为收入高，抽的是555、骆驼等进口烟，天天都到广州的大茶楼喝茶吃饭，吃饭不是娃娃鱼就是水鱼，夜晚下班就开车到棉织厂门口泡妞。在1980年代初还不向一般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的士司机们还可以接触漂亮的女咨客、女服务员，很多女孩也由此成为了的士司机的太太。

　　外省司机来了

　　卢永强的老友，陈永培，是在1984年入行的。到1988年，这个广州人中的高个子，就已经每月给老婆500块钱的家用钱。“当时她回到单位就像个富婆一样。”陈回忆说，“在那个年代，这么多钱怎么花？商品又不是很多，真不知道怎么花。”卢永强和陈永培一样，把定量的钱交给老婆，剩下的就自己花，多的时候就吃好些，少的时候就吃差些，玩玩吃吃，这样一转眼，1990年代就到了。

　　陈永培还记得，到了1988年，的士乘客已经不单单是港澳侨胞，有很多广州市民都开始打车了。“那个时候经济势头很好，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他说，当时自己做的士司机，一个月的净收入有四五千元，自己又买卖车辆，收入颇丰。不过，那年的“价格闯关”震动了整个广州，再加上一系列的经济调整，到1990年代初，的士司机们的生意明显减少，很多老司机赚到了钱都不做的士了，出国的出国，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下子这个行业似乎冷淡了下来。

　　不过相对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过去。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地普遍放松了对出租汽车行业的进入限制，又按特许经营方式进行管理，私人资本蜂拥而入，使出租汽车行业进入了一个“井喷”状态。广州的的士大量增加，出租车已不再是街头的“飞甩鸡毛(粤语中对名牌、稀罕物的昵称)”，开着刀仔(广州人对男装铃木125摩托车的昵称)的年轻人成为女孩们更青睐的对象，而很多的士司机则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周末拉到广州城外吃喝嫖赌，玩个通宵。

　　绰号“快马”的李志雄在1986年与1992年两度入行，曾开过“热得像桑拿房”的波罗乃茨。“其实到1988年之后，的士司机还是很好生意的，我经常可以看到马路对面有个人在打车，绕一圈回来以后，还看到他在打车。”从1990年代初开始，广州的城市规模随着商业的发展飞速地膨胀，的士行业的膨胀速度也是如此。想开的士的师傅已经不需要培训8个月，“那时候考(的士营运)资格证，基本上一考就过，考官在考场里基本上是闭着眼睛。”

　　不单如此，李志雄还发现，包车往返珠三角的已不仅仅是港澳华侨，还有很多到广州淘金的各地老板。“发财到广东”蔓延中国，的士行业也不例外，广州的出租车行业终于出现了新的面孔：非广州本地户口的外地师傅。“广州人做的士司机，通常是想长期打工，做多少用多少，来得快去得也快。外地人来广州做的士，没人没亲戚的，一个月拼个四五千块收入，拿着饭盒照样载客，拼命赚钱几年，然后回老家。”李志雄感慨地说。

　　在广州，外地人开的士遇到的第一问题是语言，第二是不熟悉路况。“听错了地点，或者无意中绕了路，有时要招人误会。这还不算什么。”湖南人宋文力说，在10年以前，他感觉外地司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特别多，因为很多刚到广州的外地人，对当地交通法规不是太懂，又不熟悉小车的操作，很多更熬更抵夜地干活，无形中酝酿了安全的危机。

　　宋文力是湖南攸县人，1996年开始到广州开的士，属于广州第一批正式的省外的士司机。“我刚到广州的时候，跟二三十个老乡一起来。我们开标致505，公家的，路上赚多少钱就要交多少钱。”当时的宋，是个无牵无挂的年轻人，每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老板包吃包住，还帮洗衣服。不过宋很快就发现：开的士其实还可以赚到更多，在帮人打工一年以后，他就开始凑钱买车，买来两台10万元左右的的士，请老乡来开，后来又转手出去赚钱。

　　在1980年代，广州的士司机基本以工资加计提奖金为收入，以至于一些司机用磁铁吸计程表，或者议价等方法去多赚私活钱。到了1980年代后期，广州的一些出租车公司开始实行供车等经营模式。为了争取更多收入，本地与外地的司机都纷纷尝试自己做起了小老板：把的士所有权买下来，一边供车一边雇人开车，一般都是同乡之间合作，乡情加上信任，无形中便成为了一个个圈子。

　　马路风云

　　有数据称，深圳的士市场的80%曾由来自湖南的司机掌握。在1999年，深圳的的士公司曾因“难以管理”的理由集体解雇湖南攸县司机，于是很多攸县司机四散到东莞、佛山、广州等地供车就业，以至于广州的士的供车价格一度飞涨。“谋生都不容易。你是选择多开两小时赚钱，还是要想些其它办法，那真是每个人一念之差的事情。”宋文力回忆说。

　　宋文力13年来跑遍了珠三角。他知道广州的外地司机群体以湖南、四川、河南等为主，集中在广州城四面的棠下等地，到了东莞、深圳关外等地，很多地方更有出租车的势力圈，尤其在夜晚客源比较多的娱乐场所附近。“你在那里下客，可以，但如果你在那里等客，你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的司机)等客的集中地，必须要小心一点。有时不同地方的司机出现纠纷，找老乡是最快捷的办法，警察解决不了江湖事的，你必须要以江湖办法解决。”

　　不过，无论什么地方来的的士司机，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头几年，他们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劫匪。在记者采访的30多名司机中，只要开的士车龄超过3年，都有过至少一次被盗窃、诈骗或打劫的经历。“打劫的高峰应该是1996年，”李志雄说。“过去广州司机都很风光，几乎所有贼都认为我们会带很多钱，而且我们夜晚在马路上走，被下手的机会也比一般人多得多。”李曾经在惠州被三个“乘客”打劫，在苦苦奔逃好一段时间后，最终在水田里向对方举手投降。

　　用宋文力的形容来说，做的士司机久了，可以见识世界上所有的骗术、盗术。他曾被“乘客”以看地图为名摸走手机，也收过逼真完美的假钞，甚至几乎陷入色情陷阱。夜更司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女子因付不起车资而提出性交易，老司机们通常都对这类要求处理得慎之又慎：“你不知道她最终要做什么。很多司机就是这样被抓‘黄脚鸡(粤语隐喻捉奸在床)’的。”陈永培说。

　　用老司机的话来说，没自制力的的士司机就不应该上夜班，因为夜色下的诱惑很多，食色皆有，一不小心就会劳财伤人。“在1990年代，妓女们往往在夜晚见到空车就上，跟司机做个交易就睡上一觉。”老司机说，很多师傅消夜时间还要远到市郊的色情场所，休闲过后，在回程的路上更得格外小心，因为当年马路上各种车牌都有，龙蛇混杂，一旦与其他车辆有什么摩擦，的士司机往往是最被欺负的那个。

　　从1990年代初开始，广州的士的司机座位统一装上了铁栏窗，还作出规定，男性乘客不能在夜间坐在前排。由于每年都发生多起出租车司机被劫杀事件，很多司机的座位里都准备了自卫武器，包括斧头、刀具、金属管、辣椒喷雾，以及最常用的防盗锁，但说起砖头砸、手枪指、直接刀捅等暴力劫杀传闻，至今很多老师傅仍心有余悸，尽管近年广州及周边地区的治安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除了对贼，来自不同省份的司机在广州也有过其它合力一致的时候。在1990年代，广州的士司机曾展开过数次慢驶或其他形式的活动，就特殊身份人员欺压的士司机，以及收费无故增加等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多司机自发开车到广州之外的各处名胜古迹游玩，广州一度出现了打的难的问题。“广州的的士司机并不容易形成很团结的圈子，但一旦他们都在行动的时候，就证明某些问题，是真的触及到大部分师傅的底线了。”一个老司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