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怨的年月

　　1997年，广州的士司机们发现，香港客普遍都不再给小费了——哪怕是一元也好。金融风暴过后，那些使第一批的士司机发家致富的主顾，开始捂紧了钱包，市面上打车的乘客也明显减少。用老师傅们的话来说，1997年是广州的士司机收入水平真正从有钱人向工薪族下滑的转折点，很多的士司机就像1980年代末一样，离开了这个行当。

　　从1990年代开始，广州的士司机的各种负担开始逐步增加。“有时说要交地铁筹建费，有时说要山区扶贫，有时说要建条高速公路，甚至建一个交通电台的钱都在我们的交费上分担，”43岁的老司机梁额灯说。“在1993年的时候，一部的士的承包费才两千多，现在就是靠着各种名义，慢慢地加加加，加到万元了。”梁额灯忿忿地对记者说，他在去年刚结束了自己的的士司机生涯，因为实在做不下去了。

　　2003年是广州的士司机们刻骨铭心的一年。该年的非典疫情，使出租车行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开了20多年车的卢永强，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惨淡的市道。“一天下来，竟然100块钱的营业额都没有。”公司后来想办法，让司机每天把车拉到公司消毒，什么光触媒都用上了，但在疫病的恐慌下，乘客依然寥寥。一向对的士生意持无所谓态度的骨灰级老师傅卢永强也感到了一丝恐慌,“当时我想，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我是不是该退休了？”

　　在1997年以前，广州的士是五颜六色的，市政府要求向香港学习，于是,这一年,全广州的的士实行了“四统一”——统一车身、座椅、着装颜色，统一语音表声音，所有广州的士都变成了银色顶红色车身的一个模样。到了2003年8月，广州市政府又建议参考上海的做法，把广州的的士回复五颜六色，于是广州的的士，又变成了红黄蓝绿的样子。

　　现在的卢永强，开的士时仍然穿着“四统一”时发下的蓝衬衣。近几年，广州一直在推动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与全国文明城市，的士司机作为“城市的风景线”，开始要把自己的的士向规范的样子上走。政府下达文件到各出租车公司，把指示的规范细化到计程表上的礼貌用语应该贴在什么位置，而那些对的士司机的考试与培训，与1990年代相比又严格了起来。

　　李志雄自认是开过的士的广州通，但当他2002年重新考取的士司机资格证时，他一看题目，就开始怀念起1993年的考试来。“那时我闭着眼睛都能过，我不能过，监考的闭着眼睛也让我过。但现在的题目，竟然考了我很多不认识的路，把我弄懵了。”为了重新开出租车，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资格证考上，怎知一开车便遇上个非典，而整个行业的市道也已经不能跟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同日而语了。

　　利润空间的收窄，以及监管的越发严厉，使的士司机们在马路上变得战战兢兢。“以前怕贼，现在还要防备警察和顾客。”一张罚单的代价，从几十元升到了近千元，一个顾客的投诉，可能招来客管处和公司的双重处罚。“以前一个月能赚三千多元，现在一个月也能赚三千多，但比以前辛苦多了。”从1990年代开始开的士的何宝明说：“现在的士司机的特征可用几个词概括：铁脚，马眼，神仙肚。死都要顶。”

　　“齐齐顶硬上”

　　2008年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年份。在去年6月，广州几十万部摩托车被禁止上路，的士司机们的生意好了不少，在股市上节节得利的乘客们花钱也大方了起来。不过好景不长，股市瞬间崩盘，湖南人宋文力十几年来辛苦赚来的30多万辛苦钱，全部都压在了股票上。他现在从两部的士的车主变成半部的士的车主了。“你说我的钱到哪里去了呢？”他对记者说。

　　开车走在广州的马路上,这一年，全广州的的士司机都在讨论新投入的1100部新的士。河南司机李新宇发现交易会的生意比去年难做多了。周日这天，他被堵在广州与佛山之间的边界公路，那里有各种没有营运执照的车辆，横七竖八地塞在十字路口拉客。李说自己并不反感这个城市创卫、创文。“你知道吗？虽然对的士司机要求多多，但每有创建运动来，街上的黑车、野鸡车、套牌车、面的、残疾车、人力车都会少很多。”

　　油价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何宝明的车换了LPG燃料发动，但LPG新建的加气站排着长长的队，司机们聚集在一起，抱怨加气点实在太少。“以前做的士，经常赌上两把，现在是什么牌都不打了，赚钱辛苦啊。”何宝明对记者说。

　　1973年就开始在广州开皇冠车的崔腾英，终于不再出现在马路上了。他今年被公司安排做营运安全方面的管理工作，见到记者时，拿出一大堆顾客投诉司机的资料。“现在的人挑剔了，大事小事都投诉，司机都不收他钱了，他还要投诉。”这个戴着金丝眼镜，曾有过众多拾金不昧与见义勇为事迹的老师傅，一边读着很多他认为“无厘头”的诉状，一边向记者叹气。

　　卢永强与他的老友陈永培，周六中午一起吃饭。他们还抽着555牌香烟，喝着泰山特曲。他们在广州的马路上已经行走二三十年了。有些司机在11月初动员集体维权，但卢则不以为然。“我们的士司机，四十多岁了，又没技能，年纪又大，到社会还有能力赚到两三千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