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刘 静

　　连续保持了5年两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列车，终于放缓了前进的速度，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失守10%。

　　外贸、消费、投资，被誉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三驾马车的速度并不那么一致，面对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市场大变，投资和进出口的拉动力度，正在减缓，而消费的拉动力，多年来就有积弱之弊。大洋彼岸的金融风暴远远甩过来的浪潮，正在拍打着中国的实体经济。

　　短期与长期的“抉择”

　　对于中国，这次危机的意义真正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远远超过预料，依靠作为公共产品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搭便车发展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与1980年代后日本面临的局面相似，中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这一体制的部分成本，外部环境变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非常巨大；中国的金融改革难以通过对美国市场的模仿复制达到，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必须与改变国际金融环境紧密结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表示，面对大变局我们有两种选择：或是全面考虑未来发展，结合国际金融体制的变化，制定我国的国际金融战略，从当前开始布局，逐步建立和扩展与我国经济边界相适应的金融边界，为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对美欧关于当前危机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提议简单应对或零敲碎打地提出一些战术措施。

　　显然后者是无助于我们逐步确立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从国家长远利益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从推动建立内外平衡的经济结构的高度，谋划我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空间与格局，提出一系列的综合策略安排，即总体战略构想。只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找准方位，形成连贯的而不是矛盾的、整体的而不是零碎的政策思路，为即将展开的多边与双边会谈提出符合总体目标的具体建议与技术提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也持同样观点，他说：“我们在过去发展的一个主要成绩是出口增长很快，所以我们积累了很多贸易顺差，而我们的出口之所以增长很快，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很勤劳，全世界的人民都是工作为了生活，只有中国人的生活是为了工作，我们星期六、星期天都工作，生产裤头出口到美国去，这是由于我们自己比较勤劳的原因。”

　　同时，何帆对这种方式也表示了担忧，我国的很多要素价格是扭曲的，中国的电价是很便宜的，中国的水价是便宜的，中国土地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中国资本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中国劳动力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中国的汇率也是被低估的。当我国补贴出口企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的消费者。

　　因此最终换来了资源的消耗，国家的资源给外国用，所以出口越多，我们受到的损失越多。“如果真的要救中国的经济，就应该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改变中国的发展战略，但这是一条通向平衡经济的道路，也是一条非常艰难而长期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何帆指出。

　　体制改革居前

　　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刹车不用，如果车太快就跑到路上挖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这就是体制性的政策。用刹车本可以更加收放自如的，比如汇率、利率等等，调上调下比较灵便。可是体制性政策就不同了，看到车速太快，用投资项目审批、土地供应、产业准入政策、环保、安全、劳动标准等等来减速，就比较麻烦。因为体制性政策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关系，这几年虽然一边在改原来行政控制过多、过乱的问题，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寻租机会。

　　对目前经济下行的复合性困难，并不是仅靠松货币就能够解决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可能的通缩方面有灵敏的作用，该出手就出手。但要真正启动经济，还要把路修好、修平，至少把大沟填一填。否则，松货币冲出来的车子，上路也一定磕磕碰碰、颠簸不已。

　　针对目前的局面，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主动转变经济流程，从过度依赖外向，转到“外向、向内并举”。对于应对办法，专家们普遍认为有三条：

　　首先要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继续推进价格改革，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验说明，治理高通胀不能靠价格管制，那会一错再错的，因为人们总会对价格控制做出反应。比如政府不让兰州拉面涨价，但店主会把面条做细，这只是数量型的反应。要是以降低质量来对物价管制作出反应，后果将更严重。

　　第二是扩大市场准入、增加竞争，继续推进对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改革。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为什么转为对外放债？与国内某些高回报投资领域的开放度不够有关系。这次次贷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形势紧缩，也影响中国，中国更需要推进实质性的改革，把前几年中断的一些文章重新做起来。这个领域释放经济的潜力巨大。

　　第三是清理近几年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要做一个系统而清醒的评估，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放松的赶快放松。一个投资项目从发现机会到立项，再到批准，过程还是惊人地长，但为了守规矩，不批不动，等批准下来，市场形势早就明日黄花。

　　从前景看，中国没有悲观的理由。在目前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体制政策要靠前，这也是30年改革开放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经济增长不是靠玩别的花样玩上去的，主要就是靠改变体制约束，改变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创业和工作，过去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希望这一次，中国的老经验对解决新困难也有所帮助。

　　拉动农村消费是个思路

　　近几年，消费需求的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在40%左右，拉动GDP增长4%左右。目前消费统计数据有三块，按属地分别是市、县、县以下，没有直接的农民消费额数据。在县消费中，城镇居民和农民消费都占很大一部分。未来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翻番，意味着每年实际增长率要达到6%。因此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应该大体和2008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相近。农村的消费市场有很大潜力可以释放，完全可以打造成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消费扩张，原来占有率低的消费品，会更为普及，比如电冰箱和计算机；二是消费升级，比如黑白电视机将升级为彩电；三是既消费扩张又消费升级，比如摩托车，很可能既有大幅度增加普及率，同时又出现大量升级到汽车的现象。

　　但拉动农村消费仍然任重而道远。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回答记者有关如何拉动农村消费的问题时说，中国农民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农民进城做工一定要得到政府的帮助，要对他们加大技术职业培训，如果农民无技术将赚不到多少钱；二是单个农民力量弱，而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如何使弱者变强？让农民组成专业合作社就可以使他们变强；三是中国农民虽然多，但农村金融业不发达，所以十七届三中全会花了很大的力气讲要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小型银行，让民间的信贷从地下转移到地上，要加以引导，农村的金融活了，农民增加收入发展生产的目的就可以变为现实。

　　在谈到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时厉以宁表示，中国的物价到了应该改革的时候了，中国的粮价低，而化肥、农药等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就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泰国的大米合4元人民币一斤，越南的大米合3.8元人民币一斤，而中国最好的黑龙江大米却只有1.2元人民币一斤。为什么不提高中国农民生产的粮食的价格呢？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粮食价格提高了，城里的穷人怎么办？我们建议在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同时给城里的职工增加工资，并给城市低收入群体以粮食补贴，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这一建议被政府采纳，那么现在就可以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并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走向合理。

　　中国可能是最大赢家

　　“长远地说，这场危机对中国是个好事。”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表示了乐观的态度。“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做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

　　对此，陈志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中国这个时候可以用外汇储备做很多事，包括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如亚非和拉美，去购置很多战略性资源。特别是对这次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打击比较大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去买资产或者证券，同时，要像巴菲特那样跟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巧妙的谈判，要求它们对中国的商品、对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开放。

　　不应该把外汇储备只做简单意义上的财务投资，而应该同时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资本、资源有更多的让步。今年上半年以及前几年，大家都抓破脑袋担忧—中国以后的能源需求怎么办？进一步发展的资源需求怎么办？这次金融危机把各种大宗商品和资源的价格都往下拉了很多，跌了一多半，这就等于给中国下一波发展送了一份大礼，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话，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怎么会降得这么快、幅度这么大？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王庆也表示，大家应该对收购海外资产抱更宽容的心态，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应该把它看成是战略投资，不是一年两年就要有回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机会。王庆相信过五六年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的地位是在这次危机之后重新确立的，正像当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确立了中国经济在亚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一样。

　　美国、日本经济明年是负增长，欧洲经济没有增长。王庆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将8%的增长保持两年，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逐渐进一步地开放资本账户，让我们的资金流出去，完成人民币可兑换，这样不仅可以确定中国经济在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还可确定中国金融部门的地位。

　　从长远来讲，这种迫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不是坏事，如果没有压力，就可能没有根本的变革。王庆乐观地表示，“如果政府能做出一系列关键性改革，两三年后，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可以得到一些良性调整，实际上每次危机之后，总是全球各国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随之重新界定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