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 戚永晔

　　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在于把自由裁量权规范于条条框框，而是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事后评估和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日前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表示，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确保公正廉洁司法。王胜俊认为 目前极少数人民法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徇私舞弊、腐化堕落的现象，已经“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和法官在人民群 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损害了法律权威性和司法公信力”。(11月14日《新京报》)

　　自由裁量权是裁判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作出司法裁定的权力。由于法律条文 是机械的，而犯罪等社会现象却是变化不羁的，所以自由裁量权在任何一种司法体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它表明法律也应在某 种范围内，承认法官有具体判断和选择的余地。

　　但这种司法界通行的做法在近年来却一再遭遇挑战：在胡长清案中，胡因为贪污500万元被判死刑，而有的贪污数 额远超此数的贪官却被判死缓；刘涌案中，刘开始被判缓刑的理由是审讯过程中可能使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

　　今年下半年，中国法院系统连发大案，原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与原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先后因涉嫌经济问 题被中纪委“双规”。联系司法系统里种种被暴露的“不光彩”，有人惊呼：“司法独立和自由裁量并不适合现今中国的司法 环境，推而广之只会是一场司法权力恶性膨胀的灾难，必须对自由裁量权加以明文规范。”(语出“律师之友”网站)

　　据报载，1998年以来，某法院刑事审判共审结各类案件1669件，判处各类犯罪分子2265人，其中适用缓 刑521人，缓刑率竟达23％。如此之高的缓刑比例，说明了判决过程中人为因素有多么严重。因此，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进行限制、用更加确定和细致的量刑标准来取代原有的模糊的量刑标准，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不过话说回来，这同时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法官本是社会公正的象征，如果连法官也不信任，那就得敲响警钟。但 这种不信任的产生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缺失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缺陷产生了道德缺陷。

　　但是，如果真的出台类似《量刑指导规则》这样的文件，一再降低审判工作的难度，甚至想把审判工作变成做“算术 题”，以确保答案的统一，那就不是法律了。一点自由裁量权也没有，法官也就不能称之为法官了。这种文件，固然可以防止 个别法官枉法，却给了全体法官偷懒的权利，不仅不利于法官队伍的建设，同时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不利于司法独立的 实现。

　　所以，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在于把自由裁量权规范于条条框框，而是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事后评估和监督，使其成 为“阳光下的裁量”。事实证明，裁量公开、查审分离、重大裁量集体会办、加大违法裁量追究力度等举措，都是使自由裁量 权回归其本来面目的有效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