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村民自治》

　　编导：田川 李冰

　　主持人：西皇城根九号院，这里曾经是清代的礼亲王府，在中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的年代，

　　也是这个九号院的黄金年代，当时这里挂了一个牌子，"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1982年到1986年，从这里连续酝酿诞生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让一个词成为了历史，这个词是"人民公社"。此后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改革，令人眼花缭乱、充满激情，极赋想象力，而许多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都发生在普通的村庄，并且是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引发。

　　解说：1981年，山东省莱西县民政局干部叶喜祥在下乡调研过程中，遇到了大麻烦，很多农民对中央新的经济政策很不理解，有情绪，这个弯子怎么转？老叶费尽了脑筋。

　　叶喜祥：说你们怎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很好，怎么又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提发展是硬道理。毛主席和咱们这些人感情很深，毛主席说的话，特别是战争年代说的话一点不错，都对，就是时代不同了，不能用了。邓小平说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是经济建设时期，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能是战争年代。

　　解说：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们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包干。大包干将恢复“家庭”这个中国农村最小的经济细胞，并向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提出了挑战，它由中国底层的农民所创造，并得到了中央上层的认可。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极的松动，并没有使农村的体制坚冰立刻融化。

　　叶喜祥：我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公报一点一点地讲，就讲这件事为什么，咱现在应该怎么做，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对。

　　解说：“大包干”被后人称为是“饥饿逼出来的改革”。

　　但1979年，安徽省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后，却遭到了某些省份的非议。

　　有人说，包产到户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也有人说，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中央对各地区的不同态度，没有像过去一样采取强制措施，而是等待，等待用实践去说服。

　　从1982年到1987年，从北京西皇城根九号院里诞生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彻底解放。到1987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人民公社的体制坚冰融化了。

　　同一个时期，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写了一篇博士论文，他提出，应该调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结构来适应新的形势；他名叫王振耀，很快被调入北京西皇城根九号院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王振耀：我们那个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院，那里的人的工作方式也非常特殊。我们都是直接到村里去，不跟省里打招呼，很多人就蹲在市场上，早晨二三点就起来看集贸市场它怎么批发，它怎么零售，然后到农民家里去问，所以那时候定的文件是建立在大量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

　　解说：此时，王振耀和他的同事们明显感到，农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后，旧的管理体制急需调整。

　　王振耀：当时的六七亿农民吧，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这农民每个人离开自己的村是要请假的，这人民公社对人身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这样干部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行了全方位的，对于农民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严格管理，但包产到户以后不行了，包产到户以后首先经济自由了，我愿不愿意种地，我愿不愿意上工由我自己来定。

　　解说：山东省莱西牛溪埠村原生产队队长唐成功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刚刚包产到户时村里的情况。

　　唐成功：这个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村民得交提留，那么干部你就得去催，之间也发生很多矛盾，干群关系也仍然不断地出现一些纠纷或矛盾

　　解说：山东省莱西县的县委书记张成堂在那段时间也感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张成堂：当时好多的老百姓说，包产到了户，不用党支部，他不需要党支部来为他服务了，他自己可以干了。

　　王振耀：原来是建立在经济控制下的基础上的社会控制，马上就很不适应，通知农民上工吧，过去是每天早晨都得叫着“上工啦，上工啦”，现在不用了，不用了那干部干什么呢，干部自己也有地，也有田，不适应了，那不适应之后当时这社会秩序就显得比较乱了。

　　叶喜祥：当时这个经济上已经自由了，自由种植，自由买卖，自由帮工，一切都自由，但是农民要不要在政治上也自由一点。

　　张成堂：在经济上都自主了，他政治上也要求民主。

　　解说：在莱西县民政局的会议上，局长叶喜祥做了一个关于村民自治的发言，这个发言即使在我们今天听来，都显得大胆而充满激情。

　　叶喜祥：马列主义的老祖宗都讲要自由要自由，国际歌都讲要自由要自由，自由这是咱们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到共产主义也都实行高标准，自由就行了，在党的领导下，在法律许可情况下自由选举干部，自由决定村中事，自由决策，自由监督。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经济上自由了，咱再搞村民自治，你们在政治上也自由了。

　　解说：在北京，中央高层间，关于要不要搞村民自治，搞了会不会乱？争论也很激烈。矛盾最后都集中在了1982年修订《宪法》111条的讨论中。

　　王振耀：这个时候正好，特别是彭真同志，他是过去在延安时期，他就主持过农村的这些选举，所以他很有经验，那么当时定82年宪法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农村要实行，当时实行叫村民自治。

　　解说：1982年，重新修订的新《宪法》颁布了，第一百一十一条有这样的表述：“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治组织”这四个字第一次被国家根本大法确认。

　　王振耀：定这个的时候大家说这怎么行呢，觉得你要他自治干什么，他得听我的，当然了理念上大家不会说听他的，他会说听党的，其实到基层不就是听基层政府的吗，他就是这样，说了很多意识形态的话，但实际上就是，原来我想怎么着，想让农民怎么着就怎么着，现在突然发现不行了，经济他不听我的了，现在再如果干部他也不听我的，那我的政策怎么贯彻落实呢，这个争论就很大了。极个别干部说的话是非常粗鲁的，说的话是农民没有条件自治，我也不让他自治。

　　解说：82宪法虽然明确说出了“自治”这两个字，但如何让农民“自治”，在当时谁也说不清楚。在北京，专家和官员们开始酝酿制订《村委会组织法》，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这时，吉林省梨树县一个叫北老壕的村庄却出了一件事：村民拒绝上面指派的村长，要求自己选村官。这一年是1986年，饱学多识、被当地人称为梨树县第一笔杆子的徐谦，当时在县政府综合处辅助县长研究村民自治工作。他闻讯后，赶往北老壕村。

　　徐谦：群众就是一致要求，说村干部都是乡政府任命的，上级任命的，他们有错误，我们不可心，也没办法动他们。我们都不拥护他呀，他怎么领导我们，能不能让我们自己来选一下？

　　解说：孙国清当时是北老壕村的会计。

　　孙国清：对个别村干部不认可，能不能放手再选一选，让老百姓说了算。你别派了，别点名了，老百姓提出什么标准呢？说你们能不能不定调子，不划框子。

　　解说：徐谦和常务副县长费允城商量怎么办？费允城的意见是，群众不拥护任命的干部，不如让群众自己选选试试。

　　徐谦：当时这么决定了，说这次选举，既然群众有这种要求，我们决定，这个不划框，不定调子，不提名选候选人。

　　孙国清：用人标准就是选正人，选能人。但不是完人。

　　徐谦：所以群众说这还挺好，这真让我们自己当家了，我们选出的干部我们能听，他也有能力领导我们。

　　解说：北老壕村的选举开始了，在中国农村的很多村庄，同样的尝试悄悄地进行着。1986年，在北京纪念“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上，一个叫崔健的陌生歌手唱起了一首歌，它激荡着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心灵

　　北老壕村很快选出了自己的村长，孙国清因为当会计时清廉勤恳，深受大家信任，当选为村长。但是，非议随之而来。

　　徐谦：因为啥？村委会干部都是上级党委政府任命的，你这样的话，怎样去体现党委和政府的意图？要这样的话，长了，老百姓能不听管啊？

　　解说：在山东莱西县，民政局局长叶喜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叶喜祥：阻力很大，就从现在机关干部当中也有说，你说你从哪个地方出糊涂人，农村要搞村民自治，虽然人人当家作主从共产党领导，从解放以后就提这个事，但是真正落实当家作主在农村这是第一次尝试。

　　解说：在福建，村民自治工作的阻力不仅来自舆论，也来自基层的乡镇干部。

　　张孝敢：特别是乡镇阶级，因为乡镇阶级过去历史上搞惯了，对生产大队，本来就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它本身就对它一种领导管理嘛，现在变成从领导变成指导，本身就是很大变化。所以乡镇领导对这个看法我感觉当时很多的矛盾。搞基层建设，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如果到乡镇里面不受欢迎，有的甚至饭都吃不上。

　　王振耀：他觉得你们是怎么，你还想让农民搞选举，真是有意思，觉得你这个人连常识都不懂了，所以说这个障碍应该让村民自治之时，确实是非常艰难，如果说没有彭真，他有长期从事民主选举的经验，他当时就给大家解释，说这就是培训班嘛，说民主选举就是培训班，我们民主，中国民主发展应该从基层开始，那么当然小平同志非常支持这个战略的，他当时会见香港代表团的时候，他就说五十年中国可以实行直选，但要一步一步来，先从基层做起，所以你看就这样领导人很有决心，又有宪法，大家障碍还这么大呢，惯性，这个社会惯性很强。

　　解说：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

　　王振耀：还加了个括号，试行，试行什么时候开始，到88年6月1号正式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