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欣宇

　　8名《武威报》记者兵分四路，手持地委介绍信，敲锣打鼓，沿东西南北4条大街，挨门挨户收缴前一天的《武威报》。这是1988年3月17日，发生在甘肃武威的一幕。

　　“这是一起罕见的压制民主、蔑视舆论监督的事件，其新闻价值完全用不着去判断。”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的郭家宽接到线索，立即派记者赶赴武威。

　　事情的起因是：1988年3月7日，武威市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武威地区行署专员魏万进和副专员刘生荣邀请部分基层人民代表座谈。两位专员再三鼓励代表要“讲实话、心里话”。于是，代表们就农业生产、水利设施等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武威报》记者整理出一篇座谈纪要，以《人民代表的心里话》为题，登在3月16日的报纸上。

　　这篇原本“正常”的报道，并未引起很多读者的注意，却惹怒了武威的地方官。武威市长柳宏克认为报道是冲着他来的，大为恼火。他当即给地委书记杨作林打电话：“我是省上、地委派来的，不是自己要来的，如果不行我可以走嘛！”地委几位书记随即下令，扣发所有未发出的报纸，已发出的全部收回，宣布当天报纸作废。

　　当事者没有料到，这个在他们看来很“平常”的决定，却成为中国新闻史上“载入史册”的事件。

　　“在新中国成立近40年、改革开放10年后，居然发生这样的事，令人不可思议。”时任《中国青年报》青海记者站站长的马应珊事后说。接到任务当晚，他便驱车从西宁赶往武威。

　　郭家宽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改革开放风云激荡的年代。人们呼唤民主，呼唤当家做主的声音日高，人民代表大会也逐渐改变着“橡皮图章”的形象。十三大报告明确要求，“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当时，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代表们正在庄严地讨论着民主和舆论监督，而武威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事人有什么认识，群众有什么反映，上级领导是什么看法，事情将如何处理？这是一个极好的进行客观连续报道的材料。”郭家宽把自己的看法在编前会上一说，所有的编辑都很兴奋。

　　“一定要不遗余力推出来！”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樊永生当即拍板。

　　4月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独家刊登《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编辑部还不惜版面，把《武威报》刊登的近4000字的《人民代表的心里话》全文转发。

　　这一天，正是西方的愚人节。一位外国专家一边看报一边和同事嘀咕：“今天是愚人节，《中国青年报》可别是和我们开玩笑吧？”

　　同一天的《中国青年报》头版，还刊登着“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四次全会”的消息。“两会期间，用如此大的篇幅在报纸头版刊登这样的舆论监督报道，还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郭家宽说。

　　两天后，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李子奇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把杨作林叫到兰州，在省委书记办公会上，对他“作了严肃的批评”。马应珊等立即赶往兰州，要求采访李子奇。

　　“当时，他正在开会，接到秘书转达的中青报记者的采访要求，立即中断会议接受采访。”马应珊回忆说。

　　李子奇当即表示，支持和鼓励新闻批评，让新闻批评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正常的事情。他说：“发生在武威的收报事件，社会影响很不好，我们欢迎新闻界的批评，感谢《中国青年报》的努力。”这篇报道发表在4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省委书记站出来表示接受批评，支持报道，相当难能可贵。”郭家宽说。

　　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播发、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美联社、德新社也作了跟进报道，收报事件在社会上及新闻界产生了重大反响。一时间，《中国青年报》在甘肃洛阳纸贵。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杨作林“心悦诚服”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感谢媒体的批评，他将在《武威报》上公开发表检讨，请省委将他的检讨转发全省，以使更多的干部接受教训，增强民主意识。4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武威地委书记感谢本报批评》，圆满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连续报道。

　　“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报纸批评，当事者是不会这么快认识错误的，问题也不会这么快得到解决的。所谓‘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郭家宽说。

　　在他看来，“武威收报事件”的整个过程，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力量。《中国青年报》抓住了保护民主还是践踏民主这一重大主题，连续发表了五组报道，对正在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倡导的民主精神做了一次有力的宣传和配合。

　　这组报道被评为1988年新闻界十件大事之一，并获得1988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