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可以做服务商，但不做生产商

　　“深圳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市场经济得到了健康的发展。”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如是说。

　　在他看来，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国人视野早已打开，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直接和国际接轨，“通过深圳当‘二传手’的阶段逐渐过去了”。那么深圳的优势何在？乐正一言以蔽之：“说到底，还是在市场！”

　　2004年深圳发生了一场“刷卡手续费风波”，代表46家零售商家的深圳市零售业协会和代表17家银行的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相持不下，历经多次谈判而未果。此次银商之争过程中，深圳市政府持“非介入”态度，保持了中立和协调员的身份。

　　当时，市政府一位官员曾表示：“希望两个行业协会能通过理性的博弈和妥协，来化解这一矛盾。如果政府介入，就会打破这种尝试，回到政府什么都管的老路。市场是有一种内部平衡机制的，我们相信，随着行业协会的成长，他们会自动调节这种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如果政府介入，这种内在平衡就会被打破。”

　　“政府此次所保持的中立态度，是我们的谈判得以实现和不断继续下去的基础。”深圳零售业协会秘书长对媒体说。据他介绍，市政府自始至终保持着不干预的态度，在双方谈判出现僵局的时候，也只是不断协调双方继续谈下去，并没有下行政指令，“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一道行政命令，就什么都给压下去了。”

　　深圳知名人士老亨评论道，政府介入商业谈判，效果可能立竿见影，但是由于利益折中不透明，会留下隐患。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权非常有限，“小政府”服务“大经济”，所以必须鼓励各种各样的企业组织独立地解决各自所属企业面临的问题。这样政府就能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干预在成千上万的辖区企业中保持经常有效的联系和秩序。

　　许多观察深圳的人都意识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和活力来自市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市场意识，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氛围，政府不要太积极作为，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政府参与，由政府牵头来做。政府也逐渐形成一种执政理念，更尊重市场选择，总是在后面观察市场。

　　“深圳政府不强势，算是中等偏弱吧，比香港要强势，比新加坡那样保姆式的要弱一些。”乐正比较道。

　　在内地很多地方，做一件事，政府的思维就是自己出面调配资源，强势推进。而在深圳，政府已经习惯先问自己：这件事难道需要政府来做吗？

　　政府首先会考虑，这件事市场能不能做，能做，那当然交给市场。做不了，那社会能不能做，包括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等等。只有社会也做不了，而又必须做的，才由政府来做。比如公共品提供，主体完全可以是多元化的，企业也可以，社会组织也可以，而且它们会做得比政府更到位。

　　有观察人士把这样的理念追溯到始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市发改局的一位官员说得更直白：“政府可以做服务商，但不做生产商。”

　　深圳的一位老同志，2004年受邀参加市里第三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后写成一篇亲历记，题为《行行重行行》。文中记述了他在审改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阻力，相关单位可谓软硬兼施。

　　然而改革的步伐终究还是迈出去了。文末他写道：在这个改革创新的城市，2006年又启动了第四次审批制度改革，以实现行政审批彻底、完整地规范化和法定化。“从第一次审批制度改革以来，深圳市政府一直在弱化自身权力、规范权力运行上奋然前行，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才真正知道其中改革之艰难与复杂。但毕竟在一步一步前进，朝着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的目标努力。”

　　正是一轮轮或主动或被动由市场经济所孕育的工商文明的熏陶，使这座城市日益获得一种有别于传统观念中中国城市的气质。

　　坐上的士，报出市民中心，司机轻车熟路。可要是说市政府，有的司机会疑惑片刻，然后反应过来，市政府不就在市民中心吗？到眼前一看，这竟然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市政府。楼前广场上，傍晚时分，来了不少休闲的市民，孩子们滑着轮滑呼啸而过，扔下串串笑声。

　　据市政府一位官员说，大楼最初的设计理念是可以让市民自由出入，参观办公、开会。“当然这还是不太现实，要考虑管理问题。”记者出示身份证登记后进入大楼，他一边迎上来握手，一边笑盈盈地介绍道。

　　经济繁荣时政府离企业越远越好

　　“人家企业发展得好好的，平时哪里需要你去‘疼’它？又是开会，又是评先进，又是硬带着人家去开拓市场，动不动教企业该做什么——根本用不着嘛，它自己不知道吗？”说起政府该如何履行管理职能，深圳一位局级官员快人快语道。

　　他有过这样的经历：政府有关部门经常组织召开所谓的“龙头企业”“优质企业”等等会议，第一次人家来董事长，第二次就是总经理，第三次成了副总，到后来干脆只派个部门经理。

　　所以他分管零售业时，3年基本不开会，同时着力厘清工商、税务、城管、质检、卫生……这一大堆复杂的网络，规定抽查只能由政府埋单，不准收费。他想做到，让相关部门的利益冲动越来越少，责任问题越来越多。

　　当政府做出种种此类自我约束的行为时，企业当然是能够感受到的。深圳商界有个说法：内地很多地方，一个企业家身边有10个官员；而在深圳，一个官员旁边有10个商人。

　　一个湖南商人在深圳办了一家体育用品厂，后来迁往家乡，结果一年后被迫又迁回了深圳。“老家那地方，人人觉得你欠我的人情，给你批地了，你欠我，给你什么了，你欠我。城管、消防、环保这些部门，不骚扰你企业是不可能的。别说这些，好意的骚扰你都受不了。政府里一圈人没事干，拐个弯就来你这儿了，喝个茶什么的。这样交际成本远远超过你搬回内地所能省下的钱。”

　　从民间的角度，企业家和文化人在深圳看到了财富伦理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尽管或许还处在萌芽阶段。多年来，这座城市的氛围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里，如果不是某个官员本人“有趣”，那他就很难进入商人的圈子，商人也并不太在意请官员吃饭这类事情，不会去刻意迎合官场的游戏规则，“报出你的行政身份马上获得某种待遇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深圳某商会一位秘书长说。

　　而从政府的角度，市领导曾在大会上明确表示：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应该看不到政府，政府躲得越远越好；经济困难的时候，政府应该就在企业身边，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深圳市政府信奉的这一原则，在今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得到了体现。当加工订单大量减少，深圳市工业贸易经济面临严峻形势的时候，市政府成立了“百人服务小组”，由市长许宗衡亲自带队，对重点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6月以来，通过调研形成的解决措施已陆续开始实施。那位局级官员递过来一份文件，说道：“包括这些最细节的问题，别看事情小，但企业是有感觉的。平时你不去折腾它，这个时候像这么去体贴它，人家会说，深圳是个好地方，别的地方哪怕条件比这里优惠，我也不会搬去。”

　　文件里是百人服务小组交通综合改善措施的任务分解表，针对13家企业反映的问题，一一提出改善措施，落实责任单位和协办单位，并规定了完成时限。问题五花八门，包括打通断头路、道路改造、完善路网解决拥堵、公交线路调整、新建停靠站、完善交叉路口信号灯和交通标志线、新建过街天桥等等。限定的解决时间，多数在今年年底以前，最晚的也只到明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