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微妙的改变

　　但这些美好的数字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产业大多是香港的加工制造业转移，深圳不过是对方“前店后厂”的理想工地罢了。随着扩大发展，生产资料的匮乏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按照前任市委书记李鸿忠的总结，深圳正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中国全方位开放形成的挑战也悄然袭来。1993年4月1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深圳还能再领全国风骚吗》。其中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深圳人：以后介绍情况，不要再拿年产值300亿元引以为傲了，苏州市当年已经完成产值1200亿元；也不要拿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报道的渔民村的小康生活引以为傲了，苏州一家并不拔尖的农户，盖起了5层洋楼，并且安装了美国进口电梯。大连拿出300亿美元打造“北国的深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深圳特区10年，基本建设投入还不足300亿元人民币。

　　于是深圳开始改变。20世纪的最后10年,深圳在产业转型中度过：从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

　　1987年，43岁的正团级退役军人任正非，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用凑来的2万元创立了华为公司。2000年，这家民营企业销售额已达到152亿美元，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的首位。今年，这一数字增长到880亿元，其主要增长来自海外市场。目前在全世界有68000多名员工的华为声称自己在100多个国家有销售业务，并为全球50家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的35家供应设备。

　　华为对深圳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所代表的中兴和康佳等一系列高科技创业力量，已经成为深圳产业结构的主流。难怪一位市领导评价说：假如失去一个华为，深圳至少5年中在全国黯淡无光；失去两个华为，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放缓8年；失去三个华为，深圳将会沦为一个死气沉沉的三流城市。

　　另一种改变似乎更为微妙——在“玩命干”之余，深圳人学会了享受生活。在深圳打拼多年，胡洁发现深圳人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多么忙，每年都会回趟老家。

　　“虽然说看望家人是一方面，”她皱了下眉头，“但更重要的是一回老家，那股干劲儿会逐渐消失，然后慢悠悠的，非常惬意和舒服。”

　　这也是他们打出“慢城”这个名称的主要原因。“我们更是在提倡一种生活方式。”她拿出一本《慢格调》杂志，里面充满了小朋友在沙滩上玩耍，或者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之类的温馨场面。

　　“我们也早不是拼命三郎了！”胡洁笑着说。她表示自己周末也会去爬山，有时间也会外出度假等等，“尤其是那种悠闲的欧洲小镇，去了就不想回来。”

　　“速度”不再是单一评判标准

　　难怪那个年轻人丝毫没有注意“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牌。

　　两年前，这个名叫李涛的高中毕业生从河南来到深圳打工。对他而言，这座城市并没有想象中的节奏飞快。这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他刚刚结束了保安工作的夜班，准备到附近的“海上世界”溜达一圈儿。

　　“工作不忙啊，也没太大压力！”他似乎很奇怪记者提出的问题。

　　和他同一时间来到深圳的李维容也有同样的感受。站在高达68层的地王大厦上，这位观光解说员指着附近一栋并不起眼的高楼介绍说，那就是曾经象征“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

　　这座大厦建于1984年，并以160米的高度成为国内当时最高的摩天大楼。工程师罗军东回忆，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从第30层开始，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当时香港的纪录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在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上，专门有关于“深圳速度”的词条，其中解释说：这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这个词出自 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

　　国贸也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地标。当时有言：“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还有分析人士说，这座高楼的政治意义在于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当时，舆论普遍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甚至有人把特区比作“租界”，国外则把这种大规模的建设称作“假大空”。

　　显然，国贸大厦打破了这些说法，尤其是它53层楼上那个遐迩闻名的旋转餐厅。对于深圳人来说，这里曾是招待外地客人最为风光的地方；但对国人而言，旋转餐厅意味着一段特殊记忆：1992年1月20日，这里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场所之一。

　　然而一个月前，当记者去采访国贸大厦时，遇到的情况却是，整个大厦冷冷清清，一部分处于关闭装修状态，而顶楼那个接待过数百名国家政要的旋转餐厅，开始打出了“亲民”的广告。一个在深圳生活了20年的东北人说：“现在谁还去国贸啊？”另一名导游更加直白：“没有人去国贸，那里太矮了，啥也看不到。”

　　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竣工，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和世界第四高楼。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把国贸大厦当年三天一层的建筑速度，提升到了两天半一层。

　　下一个地标在哪里？每个深圳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一名市政府官员认为市民中心当之无愧，毕竟全国很少有这样的广场提供给市民读书听音乐。深圳知名网络评论员老亨认为深港之间的一片荒地才是新地标，因为那意味着深圳未来的发展方向。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速度”已经不再是单一评判标准。2004年，深圳市提出了“四个下降、三个提高”的指标体系：即单位产出占用土地显著下降，资源消耗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显著下降，初级劳务工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下降，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显著下降。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绿色GDP和循环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

　　“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要舍得时间，舍得投入，舍得声誉。”深圳市领导层如是表态。

　　旧标语牌的新注释

　　作为与国贸大厦相生相伴的深圳旧标识，“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牌如今已经换到第五块了。早在第一块标牌被取下后半年，袁庚又让人做了个木板，并用红漆涂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的字样，放在微波山下。

　　1982年11月22日，《蛇口特区报》头版发表文章《从南山到大鹏湾——各省市外贸代表团参观深圳纪行》的新闻，其中写道：代表们为一幅巨型标语所吸引，不由得停下脚步。北京市一位代表大声念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有人赶忙掏出笔来把这几句话记在本子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就是蛇口精神，也是特区建设的写照，令人耳目一新。但愿这种精神遍地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这是这句口号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从此广为人知。可惜，这块木板被一个不识字的民工当成柴火给拆走了。不得已，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制作了一块新标牌，并最终确定为两句话。

　　1984年，袁庚得知邓小平将来深圳视察的消息，立即下令工程公司连夜加班，用五六米长的铁皮和三脚架重做了一块牌子，并指定放在从深圳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当周围人奉劝他慎重些时，袁庚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万一，有万一也要干！”

　　这一年的1月26日，邓小平来到蛇口工业区大厦的会议室。袁庚右手轻轻地按了下他的手臂，抛出问题：“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种提法对不对？”

　　“哦，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是块标语牌上写的。”邓小平的小女儿提醒说。

　　“对！”邓小平点了点头。

　　袁庚终于松了口气，这个颇有争议的口号，最终得到了肯定。

　　如今，这句话所代表的精神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位于深圳布吉一个毫不起眼的大芬村就是个例子。

　　一个周末的早晨，26岁的张利兵在自家三楼的画室里临摹凡·高的作品，不远处的阳台上晾晒着不少未干的画布。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自己已经临摹了2万多幅凡·高的油画，这个数字比凡·高当年亲手创作的要多得多。这些仿制品中的70%出口国外，从家庭明信片到餐馆装饰品，几乎无处不在。

　　在这座占地只有0.4平方公里的小村里，随处可见张利兵这样的人。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2000多名画家和工匠。和创作画作不同，大芬村采用的是流水线作业的方式临摹原创作品，然后低价销售，像是一个大型的油画复制加工厂。临摹画师们分工细致，有人专门负责轮廓，有人负责画树，还有人负责画天空。

　　在这里，《蒙娜丽莎》起码卖出过20万张，虽然一张只要200元人民币，但整体交易数额依然令人震惊。大芬村管理办公室主任在200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全村画作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左右，2005年估计可以突破1200万美元。

　　这种批发式流水线生产震惊了全世界。《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从罗马到加州，每个西方的艺术家都对这些东方人开始注目起来。

　　这仅仅是深圳市文化产业的一个缩影罢了。从2005年开始，文化产业开始成为深圳市继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和物流业之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据市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郭永航介绍，目前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88%以上，创造产值达465.5亿元。

　　如果想要把这个产业的物质外壳形象化，你一定要使自己能承受相当多数字的冲击。在中国众多的世界名牌中，有30%由深圳创造，居中国内地城市第一位。仅2007年,深圳就申请专利35808项，其中发明专利19198项，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同一年，深圳市被确定为综合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