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法治之路》

　　编导：郝俊英

　　1980年的冬天，中央电视台向世界进行了一场重要的直播，公开审判林彪 江青案。在屏幕上人们看到了法官 、公诉人 、被告、 辩护人，这样的场面已经多年没有出现了。这次公审实际上是一个宣告：那就是随意抓人 批斗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同时它也宣告：正义必须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实现。

　　这里是北京的正义路1号，当年那场历时77天的审判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说到正义有一句名言：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只会迟到。这场审判通过法律程序伸张了人们渴望已久的正义，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当年正义之所以迟到就是由于十年浩劫当中法律的缺席

　　解说：1978年12月28日，许多人赶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一位刚刚结束入狱9年，流放3年生活的老人原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顾昂然：不是组织去的，但是到机场以后，好多人。原来的老同志都去看望彭真同志

　　解说：这天返京的彭真，曾经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时，他是第一个被揪斗的老干部，并遭受了长达12年的非常待遇

　　原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顾昂然:实际上那时候，中央已经决定让他出来，搞民主法制建设。彭真就跟我讲他被关押这些年，他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解说：就在彭真回京的10天前，扭转中国时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中央决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被中央定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解说：那个年代，人们还很难从电视上看到会议的图像，发表在报纸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就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新闻。其中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一段更是给与经历动荡的人们莫大的鼓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 李步云:所有的我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兴奋的，觉得真的，可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来

　　解说：李步云的兴奋同样与个人际遇有关，因为在十年文革当中，法律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产物。他1966年从北大法律系，分配到社科院法学所之后，就和同事一同到河南改造，直到文革前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法律人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也让全国人民树立了秩序恢复的信心。1979年3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彭真被任命为主任，主持立法工作。三个月时间内，全国人大颁布了7部法律，成为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

　　顾昂然：三个月搞七部法律，那个时候搞什么，小平同志讲，现在法律很少，他说现在首先要制订《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它一些基本的法律

　　解说：七部法律涵盖了保障公民权利、健全人大建设、恢复司法机关建设以及为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保障等领域，与此同时，公安 、法院 、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也相继恢复行使职能，中国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重新回到正途

　　串场：1978年以后，一个个法律制度相继诞生，到现在我国颁布的现行有效的国家法律法规有十万多件加上地方法规，一共是二十四万多件。英国法学家梅特兰说过：正义必须呈现出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梅特兰所说的生动形象的外表，其实指的就是具体成文的法律制度。不过问题是有了完备的法律条文，是否就足以能够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呢?围绕这个问题,在中国有过一场争论,在书架上法律法规逐年增加的同时，这场争论也绵延了整整二十年。

　　解说：1979年的国庆，中央下令一切从简，不搞大庆。中断联系已久的法学界为纪念建国三十周年聚到了一起，召开了一次解放思想、突破理论禁区的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未来中国是实行法治还是人治，作为一个议题提了出来，学界出现分歧。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讨论延续长久，直到二十年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 李步云:

　　说治国的主体是谁，是法律还是人？法律怎么能治啊，不是人在那治吗？人民大学一个老教授就是这么说的，第一个发言的是谁呢，叫陶希晋，这个人曾经当过董必武的秘书，在法学界是很有声望的一个人，态度很鲜明：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那么下一个发言的人里面，还有我的一位老师，是北大的，本来安排在里边讲，他的观点就是人治法治都要，一听陶希晋讲那个话，我怎么动员他他也不干了，他说我不发言了

　　解说：这是当年依据讨论出版的一本文集，主张人治 、主张法治以及主张人治法治相结合的三类文章排列得泾渭分明。今天，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治国 、执政理念，但在三十年前，人们并没有就法治达成共识

　　解说：在解放思想的潮流下，1979年1月，人民日报的编辑王礼明在自己编辑的法制版，发表了一篇《人治与法治》的文章，这被看作文革后，最早提出法治的文章。

　　王礼明：

　　你说试探也行 ，表达、应当说是表达吧，就是主张法治 反对人治，就这个东西，觉得人治不对，咱们中国受人治害太大了。

　　解说：文章主要介绍了法治的历史知识，但责难还是接踵而来

　　王礼明：三中全会讲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都用的法制就够了，你还用那个词干嘛有点标新立异了吧，是不是？

　　解说：就此又一场争论，伴随着人治法治之争开始萌芽，即制度的制和治理的治的争论，这被形象地称为刀制水治之争，在主张三点水旁法治的学者看来，刀字旁的法制，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称，而三点水旁的法治则是与民主有关。它是指在某一社会中法律被赋予崇高的地位，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包括法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

　　解说：在党内，最早提出三点水旁法治的，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董必武法学出身，曾经参与过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起草。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作为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的他，首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口号，并发表了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的讲话，但第二年，反右风开始，这种观点随即遭到批判。时隔20年之后，在重提三点水旁法治的学者看来，中国只有实行三点水旁的法治，才能防止特定的个人或行政权力凌驾法律，而伤害其他多数人的利益

　　解说：但在当时，多数观点认为：提三点水旁法治，就是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这次会议上，李步云带了一篇文章，专门就这一问题作阐述，他给自己的文章起了一个大胆的题目：《论以法治国》，在会上宣读时，被《光明日报》的编辑看中，但编辑感到题目显得过于敏感

　　王强华：

　　因为我们搞新闻的都知道，有些话在文里面可以讲，你不要弄标题

　　解说：王强华就是曾经引发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编辑，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成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在前言里这样写到：依法治国是潮流 是人心，是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所有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干部、一切知识分子，都应该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应该做依法治国的促进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 李步云

　　有人告诉我，他说他看到有几个中央机关，曾经把这篇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在机关的门口，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还是比较紧张的

　　要解放思想，要破这个“坚冰”，所以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出来表示尊重，让机关的人都能看到

　　解说：历经动荡、饱含对法治渴望的知识分子，一次次呼吁着社会对于法治的认知，但是在一个提法没有被正式认可之前，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曲折。1982年，中国法学会召开一个研讨会，《光明日报》派出记者报道，在会上，有学者再次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消息见报之后，有关领导就把电话打到了《光明日报》

　　王强华：

　　当时我就知道是这个词出问题，所以我就赶快找材料

　　解说：王强华向人民日报的王礼明求助，王礼明迅速整理了一份叶剑英和彭真曾经讲过以法治国的材料，转给了王强华。

　　王强华：

　　我一听，两个这么大的领导，我说我有什么怕的。再一个，我觉得这个口号是对的，因为一个国家建国以后，总有一个用什么来治国的问题，不能老用政策、老用政策。

　　解说：一场小风波经过沟通很快就过去了，实际上，在人治法治刀制水治的争论中，许多领导人也在不断推动着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

　　李步云：

　　邓小平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很多文章里面反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哪里？他强调,领导人固然重要,但根本的,是要依靠一个好的法律制度,这个思想是非常了不得。

　　解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开始,法治的理念越来越被中央认可。1997年 ，三点水旁的法治写入十五大报告。1999年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修正案，长达二十年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在理论的指引下，三十年的立法工作得到了大力发展。

　　顾昂然：

　　八届(人大)的时候，重点的加强经济立法，到九届(人大)就是十五大，提出一个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解说：三十年间，我国制定的法律涵盖了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 、行政法 、经济法、刑法 、社会法 和诉讼法七大门类，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法》，到之后的《公司法》《破产法》等一系列经济领域立法，使得法律成为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使得公民的权利不断得以保障。在这其中，有一部法律的出台，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

　　串场：正义路这个地方在明朝的时候叫做御河桥，这是因为皇城的护城河正好流经这个地方。在正义路叫做御河桥的那个年代，中国还处于皇权的统治之下，老百姓要打官司，盼的就是能有一位像包青天那样，明辩曲直 铁面无私的人为自己主持公道。不过包青天之所以在小说戏曲当中，被反复地演绎，其实就是因为，并非每个案子都能碰到包青天。从刀治到水治，一字之差，我们的修改花了20年，但对于一个上千年来，将实现公平正义寄望于包青天的国度，这个修改可以说是一字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