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物权立法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0日10:55 央视《新闻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梁慧星：

　　回过头看这中间的曲折，一个是法学界内部的思想统一过程，一个是社会的认识的过程，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中央的认识过程。

　　解说：梁慧星，这位恢复高考后社科院的第一届民法研究生，他的法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一起走过30年，其中 13年与《物权法》相关。

　　解说：为物权立法，起源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经济体制转轨之后，对于规定财产关系的法律需求越来越强烈。

　　梁慧星：

　　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加入WTO，加入世贸组织就有一个要求，国内的法制环境要完善

　　解说：1994年，梁慧星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了中国《物权法》课题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不久全国人大也委托梁慧星成立课题组起草《物权法》草案。1999年4月，草案向全国人大提交。在总则里，草案规定不论国有、私有、集体财产都给予平等保护，在财产的分类上，课题组甚至摆脱了过去常用的所有制分法，而是按动产和不动产进行区分。

　　梁慧星：

　　平等保护是来源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它决定了的。没有平等就谈不到市场经济了。

　　解说：梁慧星认为，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央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确立和成熟，制定《物权法》就应当把过去的政策扶植上升为法律保障。

　　梁慧星：

　　一旦我们将来制定民法典，制定《物权法》了，我们上面写上了国家财产特殊保护，那人家还来投资吗，一定会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

　　解说：但是一体保护的原则一交付讨论就引发了争议。

　　梁慧星：

　　特别是一部分思想比较旧的同志他很容易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公有制，《宪法》说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的财产，怎么能够和私有的财产平等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孙宪忠：

　　有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就说，说是咱们还得要坚持社会主义啊，你看现在社科院这个方案，都没有写上社会主义这些词等等等等，梁慧星当时把桌子这样一拍，他说我认为我们这个方案每一个字都是社会主义的，跟人家发生争论了。

　　解说：不同意见在预料之中，因为在过去的法律中，对于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私有财产，向来是不同的表述，但梁慧星课题组认为，对于合法取得的财产一律平等保护，恰恰是《物权法》立法的最大意义所在。

　　解说：1999年一年的时间，行政部门和学界的讨论会召开了几次，剧烈的争论还不仅仅是平等保护的原则，最初的草案中，曾经有拾得物给予适当报酬的条款，引起的争议也是空前的。

　　孙宪忠：

　　有一个老师就说那我以后，怎么来教育我们的子女呢，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教导我们要拾金不昧，而现在我们要教导别人，跟别人要报酬怎么样，这多不好啊，有这样子，后来我说法律上的规定是，常人的标准。教育子女就别按这个常人标准了，因为你可以教育子女做一个圣贤之人嘛。

　　解说：孙宪忠认为，制定拾得物给予适当报酬的条款，是为了尽快把遗失物返还失主的目的，但是几经讨论，这样的理念始终没有得到认同

　　孙宪忠:

　　说到底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法律理念里头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从现在来看，我认为他们早先对我们这个方案，很多不是太理解的，至少说不是理解得非常好的。

　　解说：梁慧星课题组的草案，最终被认为过于学术化而搁置，同时、全国人大委托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课题组在此基础上再拿草案，2001年，王利明课题组的草案出炉，与梁慧星一稿不同的是，这一稿按照所有权性质对物权进行了区分，这是中国国情下做出的选择，但是对于平等保护的原则，人大稿依然做了坚持。从2002年12月起，草案开始在全国人大审议，原本学界的争论扩大到各个领域，原来的争议点更加激烈。

　　王利明:

　　几次审议都提出这样的问题，有的认为应当《物权法》主要是，对国有财产的保护法律，也有人认为它的重心应该是放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这个看法是很不一致的。

　　解说：时间一晃就到了2005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得到了大力发展，但是属于中国自己的《物权法》却迟迟不能出台。这年的下半年开始，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同志们分赴全国各地，为人大代表讲解《物权法》的知识。

　　解说：长达9年的争议，注定了《物权法》面临的挑战将非比寻常，经过三审之后，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开始向全民征求意见，这是我国立法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向全民征集意见的举动，一万多封来信汇聚到立法机关，其中一封来信将《物权法》筹备以来的争议，推向了高潮，这封来信尖锐指出，《物权法》草案是违宪的，违背社会主义的，是形式上保护所有人，但实质上是保护富人的法律，公开信借助网络的传播，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文中提到的改革开放以来国资流失和腐败严重，如果《物权法》实施，就会更为纵容这样的现象存在，这样的主张得到了部分公众的响应。

　　梁慧星:

　　怎么看待这两大问题呢，我们当然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前进当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改革当中没有经验，我们的规则不完善，我们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要通过继续改革去解决它。

　　解说：民法学家认为《物权法》共有200多个条款，大多都是保护民生的目的，而且由于物权的排他性，《物权法》的实施，将对于中国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梁慧星:

　　排除他人的干涉权力，国家也不能随便干涉，不仅保护人们的权利、企业的权利，它会限制公务员滥用权力，限制地方政府，限制国家机关滥用公权滥用行政权力。

　　解说：但是公开信的主张与某些社会大众情绪产生了契合，使得已经历经曲折的《物权法》变得愈加敏感，为了避免《物权法》陷入搁置，梁慧星以《谁在曲解宪法反对宪法》为题发表文章，在网络上对公开信予以反驳。

　　梁慧星:

　　我的文章并不是写给反对《物权法》的人看的，他们反对《物权法》，他已经有他的成见、有这些，他不会理解，我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写给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领导同志看的，讲中国《民法》是怎么回事，历史上这个过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的现实，广泛参考各国的，不能够用过去的意识形态来划资产阶级的，什么无产阶级的，这样来使大家理解。

　　解说：争论持续了半年之久，这却让物权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在此期间，立法机关也充分听取了各种声音，并做出了平衡，但是平等保护的原则被坚持到了最后，2007年的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这部酝酿长达13年的法律终于表决通过

　　梁慧星:

　　《物权法》通过的时候，高票通过，这是真正的，我们的人民代表，最后认识到了《物权法》，理解了它，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非常不得了的成就。

　　孙宪忠:《物权法》就是让肉身之人，能够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获得自己财产权利上的保护，然后他就积极主动地不断地去创造财富，然后我们国家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造和发展的动力。

　　串场：这些小泥人象征的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法治进程，让每一个公民的个体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从第一起“民告官”的案例到《物权法》的诞生，让人们看到，法治进程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种推动力那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串场：19世纪的法学家耶林有一句话，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如果说我们的权利，正在得到法律的尊重，那么它是否也得到我们自己充分的尊重和珍惜呢？

　　解说：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部电影，片中主人公的这句台词一度成为社会流行语，讨个说法的朴素愿望，代表的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而近年来在社会生活中，一些法律专业人士，不再仅仅为个人讨说法，他们的主张开始带有公益的性质。

　　解说：郝劲松，一位因为和铁道部打餐饮费官司而闻名的法律学者，三次败诉之后，他要求铁路部门为他的消费开具发票的主张，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郝劲松

　　我们是想通过发票官司，引申出它背后的一些东西，公民的权利如何来保障公民的意识如何来培养。

　　解说：公民的权利在1954年，就已经写入宪法，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公民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改革开放后，生产力的释放和法治精神的建立，公民个体的权利不断得到尊重，这不仅得益于法制的进步，也来自于公民维权意识的成长。

　　解说：2000年冬天，一个叫乔占祥的律师乘坐火车出差，正值春运期间，他发现火车票价，比平时上浮了5块钱，职业的敏感让他质疑涨价的正当性，出差回来后，他查阅了有关法律，认为铁道部春运涨价，没有履行听证程序。之后，他给铁道部传真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这是中国公民第一次通过法律程序，就春运火车票涨价做出的正式质疑。

　　律师乔占祥

　　意识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勇气，如果没有这个勇气和胆量，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解说：实际上在此之前，铁路春运票价已经涨了三年，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没过几天，铁道部回复了乔占祥的复议申请，认为涨价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并无不当，乔占祥随后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诉讼，这起历时一年多的官司，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因为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带有了，公益诉讼的性质，官司最终乔占祥败诉，但第二年，铁路价格听证开始举行，听证制度也从此频繁地出现在了涉及国计民生的政策调整中。郝劲松的官司获得胜诉后，终结了列车消费没有餐费的历史，这样的事件经过媒体的传播广为人知，他们成为了公民维权的榜样。

　　郝劲松:

　　我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必须要站出来，成为一个榜样，用一句老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必须使人们看到说，他站出来了他做了，而且做成了，我们是否也可以像他一样

　　解说：专业法律人士的表率作用，给予更多的公民法治的信心，当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开始懂得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纠纷、争取权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

　　无论是老百姓、无论是上层，也还应该包括我们广大中层的，这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这个思想觉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逐步地提高，这是实实在在的。

　　解说：2003年，一个在广州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被非法收容殴打致死，此事经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反响。这年的5月14日，俞江、滕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的名义，为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有关条款，进行违宪审查。将公众的愤怒情绪，转到了对于制度思考的层面。

　　许志永:

　　我们在这个时刻发出声音，就像千千万万公民发出声音一样，我想这是正义的呐喊。

　　解说：继许志永之后，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等五位学者，再次提请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事件进行调查，进一步强化了舆论的呼声。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呼声很快得到了回应。

　　许志永:

　　当时我正好在天津的收容遣送站在考察，将近七点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收容遣送站里面，正好跟他们一个等待救助的，一个山东日照的男孩在聊天，然后突然听到了墙上的电视《新闻联播》的声音。

　　同期：公布实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办法》自今年(2003年)8月1号起实行，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许志永:

　　实际上那一刻还真的是蛮激动的，是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对我们而言，因为我们做的准备是用两年的时间来，没想到它不到两个月，就要被废掉了

　　解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成为了中国法制史上，值得彪炳的事件。

　　许志永:

　　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它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模式，实际上这是公民的社会和国家的执政者之间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解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法治前进的三十年。如今，法治已经成为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