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珠江西岸比较，位处东岸的东莞，其实地理条件不如西岸的中山、顺德等县。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郑锦滔坦陈，“我们土地多”。当东莞真正像自己所希望那样成为一座城市之际，李近维、郑锦滔讲述这些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平常，波澜不惊，在这个漫长的故事中，道出了一座城市的演变史。

　　◎李鸿谷

　　土地与劳动力

　　1978年，郑锦滔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双学大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当时东莞县每年稳定向国家上交粮食4.3亿～4.5亿公斤，排在全国前三位。郑锦滔被安排在大会上专题发言，介绍经验，这当然很光荣。

　　这一光荣，现在听起来有点恍惚。东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7年东莞第一产业(农业)比例仅0.4%——这与初到者的感观完全一致，即使去到东莞最偏远的村庄，那里也只剩村名而已，要找到农田很难。坐在东莞市政协会客厅，郑锦滔讲述的当年的东莞，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县。除了粮食，东莞每年还会向国家上交40万头生猪，当然这里还种植花生、黄麻、水果……全国供销社每年要定农产品价格，必须来东莞调查。与其他粮食主产区稍有不同的是，东莞因为地利，靠近香港，每年有草制品、烟花爆竹、蔬菜水果出口，1978年外贸出口达到3938万美元。

　　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的郑锦滔，分工管经济，这项工作与农业的光荣比较起来，才是他真正的压力。当时县委决定办3件事：建氮肥厂，修万江桥、开办运河百货商场。这3个项目需要资金约1500万元。当时东莞县一年财政总收入约6000万元，但机动财力也仅300来万元，“甚至向干部借一个月的工资”，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终于完成这3个项目。“我们的工业不行，工厂太少了。”郑锦滔告诉我们。这是郑锦滔与东莞的压力之源。

　　在线性时间的逻辑里，我们由结果去寻找前因，会自然将注意力放在1978年9月来到东莞虎门开办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太平手袋厂，以及这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三来一补”真实地改变了东莞，但回到历史现场，仅仅聚焦于这一单纯的线性关系，将会使我们失去对更精彩现实的体察。简单而言，东莞的根本是农业。

　　李近维同样是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不过当时他分管党群工作，同时兼办公室主任。太平手袋厂与它的创办人张子弥，当然县委所有官员都知详情，由此打开突破口，顺理成章。但是，当时不唯东莞，任何一个中国的县城，农业才是根本。“一般而言，县里是第三把手管农业，但东莞农业太重要了，所以分为山区、丘陵、沿海、水乡、埔田，县里主要领导各抓一块，都是抓农业。”当时的现实是“以粮为纲”，一路演变，李近维告诉我们，“结果是以粮唯一”。5年后，1980年李近维分工调整，分管农业。

　　与珠江西岸比较，位处东岸的东莞，其实地理条件不如西岸的中山、顺德等县。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郑锦滔坦陈，“我们土地多”。但东莞土地，有山区、丘陵、水乡、沿海与埔田(低洼地)，条件复杂。李近维分管农业后，最用心琢磨的是如何在种好粮食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这其间的困境在于，上交国家的粮食分3种：公粮、余粮与三超粮——国家对应这3种不同名目的粮食，公粮相当于税收，是征收；余粮给很便宜的价格；而三超粮价格相对高一点。细算下来，种粮食收入极其有限，远不如种植经济作物；而同时，东莞地形复杂，全部种水稻也不合理。再加上水稻种植季节性强，抢种时节人手跟不上，县里还动员机关干部学校学生去帮助插秧、收割，而闲下来，农民又无所事事。

　　更复杂的一层国家与地方的博弈在于，1969年国家提出一个新名目“战备粮”、“光荣粮”，长安镇(现在的镇即当时的公社，下同)很积极，老百姓把历年的存粮都拿出来卖了，结果第二年就把这一年上交与出售的粮食数量定为了硬指标，年年都按这个任务交售。如此一来，长安镇的粮食任务年年都无法完成，结果这个镇逃港(偷渡)最多，恶性循环，地多人少反而还不够吃，收入自然微薄。按东莞地理构造而言，多种经营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途径，也是均衡而合理地使用土地、劳力，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和丰富各种食物的关键，这是李近维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在“以粮为纲”的条件下，政治上往往被批判为“重钱轻粮”、“重副轻农”，是资本主义。

　　对于地处东莞南边的长安镇，逃港是个政治问题，县里下决心整治，把“保仔”肖灼全派去，坚决刹住逃港风。跟我们说起“保仔”这个词，李近维独自笑了起来，“香港有个张保仔，是个海盗，有胆。当时有本小人书很流行，老肖从小就很有胆识，大概是这个原因，人们也就给他一个外号叫‘保仔’”。

　　突破似乎在“保仔”肖灼全。除了治理逃港，他还有完成粮食的任务——1980年3月，从麻涌镇调到长安镇担任镇委书记的肖灼全很头疼，3月份快到插秧季节了，可全镇4万亩稻田中还有7000多亩没有完成翻土，另外有几千亩压根儿就没有耕种过。肖灼全跟我们说，当时“壮着胆子”提出一种解决方案：2万亩种水稻，1万亩改为鱼塘养鱼，另外1万亩中7000亩种香蕉、3000亩种水草。“养鱼和种香蕉都不分闲忙，水草在水稻收割之前收，时间错开了，劳动力也就利用起来了。”时任县委书记的欧阳德对此放心不下，专门找肖灼全谈话，商量的结果，“先从一个生产队试验”。结果实施改制的生产队超额完成粮食征派购任务，由此全镇铺开。此后，东莞依地势由低至高，养鱼(低洼地)、水稻、花生、蔬菜、柑橘、荔枝一层一层往上种。

　　就东莞全县看，长安镇调整种植业结构并非最早。只不过早期它是有能力完成粮食任务的乡镇才比较容易实行。东莞北部的石碣镇即为此例。曾任镇长的刘旭枝告诉我们，他们2.4万亩耕地因为没有一点山坡地，通过间种套种，一亩田可以达到400%的利用率，一年有4季收成，“每年春耕插秧后在水稻里套种黄麻，六七月份收早稻，然后收黄麻，八九月份种上晚稻，11月收割完毕后种上冬季蔬菜。就连田埂间也密密麻麻种满了黄麻和黄豆，或者水稻田里套养鱼”。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按一个正常劳动力可完成2.5～3亩耕地的水平，石碣3万多人的劳动力，仅需1万多劳力即可打理全部的土地，多出了2万人，怎么办？

　　腾出部分土地开展多种经营，土地价值比单纯种粮大为提升；一年四季均衡用工，特别是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富余劳力很快涌现出来了。30年后跟记者回顾当年的农村东莞，李近维想要告诉我们的关键是，土地与劳动力。经济学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在李近维的农村现实里，已有两个成为关键。站在时间的此点前溯，在这个时刻，其实观察东莞变迁的恒定不变的要素已经出现：土地与劳动力——正是这两项要素基于农业的创造性重组，另一项稀缺要素“资本”，迅速产出。东莞城市发生史之源头在此。10年后，东莞已由农业县升级为地级市，但中共中央办公厅来此调查一个多月，总结东莞的成功，农业仍是最为核心的考察指标：“这几年，东莞市已有2/3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但农业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大大发展了。”

　　从这两个关键要素出发，再来观察东莞的“三来一补”之价值，结果昭然。土地价值经过第一轮的调整用地和用工结构，开展多种经营升值后，第二轮升值当然是工业制造业。对于刚刚洗完脚、上到地面上来的农民能够干什么？无论李近维、郑锦滔，还是当时的东莞县委一班官员，选择没有其他，“没有风险的来料加工”。1978年，国家给予广东特殊政策促其发展，当时邻县以贷款大办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为突破成为榜样，郑锦滔被要求去学习。郑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学习结果”：“我们坚决搞三来一补。”李近维则说当时：“别人说三来一补不好，我不怕，好不好我心中有数，你说不好，我们机会就更多。”

　　1981年，郑锦滔升为东莞县县长；1984年，李近维升为县委书记。

　　上任后，李近维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

　　大项目

　　1951年，郑锦滔当上厚街镇三屯村的农协主席，有了第一份工作。这一年他19岁，在村、乡干部位置上打拼多年后，1969年郑锦滔调到东莞县“革委会”当常委。

　　李近维解释说，他和郑锦滔都是“工农干部”——与工农干部对应的，当时还有一类“三门干部”，即从家门、校门、机关门一路而来的有知识的干部，比较之下，“当时工农干部更吃香”。不过，李近维由“工农”而“干部”挺不容易。1958年，14岁的李近维初中没上几天，家里实在供不了，辍学回家。李近维长得瘦小，1.6米左右，加之年龄又小，干农活实在吃力。不过，他读过一段时间的初中，在村里已经很有文化了。东莞糖厂招工，村里把这个报名指标给了李近维，这是重大机会。“村里干部告诉我时，已经是下午时间了，赶到糖厂还要两三个小时”，从家里到望牛墩镇要过横沥、洲湾两个渡口，从望牛墩再到糖厂还要过寮厦、黄泥曲与东向3个渡口，东莞水网交织，交通实在不便。这天李近维算是赶到报上名了，结果在通过了体检的100多个报名者里，最后却只有他与另一个腿不好的报名者被淘汰。“当时大家都叫我‘细佬’，长得小啊，另外我年龄也小，所以他们不要我。”不过，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比后来上大学都难的机会，10多年村里只有3个人离开农村成了工人，李近维当然不想回去。他就在厂里待着，跟所有工人当学徒，两年后终于转正成了“一级技工”。

　　早年的故事，核心是穷与机会的稀缺。由此转到“三来一补”，李近维向我解释，“一个能够让穷人富裕的机会。与办国有企业比较，一个厂能吸收多少劳动力呢？所以，中国人想致富根本是要有充分的就业”。这是李近维最为真切的一己之愿，但回到历史现场，情势又相对复杂。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地处南方的广东与东莞，与香港接近是最为关键的条件。当年统计，东莞有香港同胞六七十万人，还有众多的海外侨胞。站在现在的角度观察，这当然可以说是东莞的“先天条件”，但在当时，政治变动刚刚开始，谁也不敢真正大笔投入内地——“从我们的角度讲，因为无本钱，只是出劳力，三来一补能够帮助农民迅速完成转化；而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小资本的三来一补进来，风险小，资本回收快，容易抽身离开。”李近维解释，三来一补在东莞的发生，其实是一个缜密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小资本的三来一补却是一个示范，如果做得好，更大的资本就会跟着来”。

　　微观选择的理性之外，如果回到东莞县的角度，“其实当时大家都明白，想要发展，依托香港才是关键。广东任何县的干部都明白这个道理，每个县也都拼命争夺这一块的资源”。资源争夺格局，构成另一种更为久远的动力，而东莞的那个历史时刻，“政府的关键是动员每个村每个镇甚至每个人，都参加到对‘香港资源’的争夺里。这又与三来一补小资本低技术含量的特征相匹配”。东莞县将这一部分的资源争夺的主力战场下放到了乡镇与村庄，采取“人盯人”战术。1978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工作。

　　郑锦滔是这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从县里各部门抽了48名干部，组成了10个小组，“4个小组负责谈判，3个小组帮助建工厂，1个小组驻深圳与海关、边检、香港联络，1个小组驻广州与省里各部门沟通，1个小组专门搞运输”。后来，东莞县的这一套做法被总结归纳为政府“一条龙”服务模式，效率由此大大提高。与郑锦滔讨论这一过程，其间的关键是，因应三来一补的资源争夺，东莞不经意间建立了“服务性”职能与惯性，基因里增添了新元素。

　　如此高效运转，1984年东莞县全县生产总值已达25.36亿元，外贸出口总额为1.29亿美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49元——分别是1978年的2.6倍，3.3倍，4.4倍。东莞遂成明星，各级干部开始关注，也有了李近维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基础条件。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来东莞调研，他对此地如此高速发展充满疑惑，要求县委书记李近维给予答案。李近维的解释叙述起来5分钟不到，“第一，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在不影响老百姓吃粮和完成国家征派购任务的前提下，逐年调整了30万亩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每亩可比种粮多收入2000多元，30万亩每年可增加六七亿元。第二，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从农业中拿出了20多万人搞工副业，以平均每人每月工资200多元计算，一年又可多收入四五亿元，两项加起来就是10多亿元。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土地、劳动力重组创造出来的资本，结果已然分明。有深厚经济学理论背景的于光远马上明白了东莞的奥秘。

　　不过，当时对东莞这种创造性模式的异议并非没有。郑锦滔回忆说，“当时一位新上任的副总理来东莞考察，他说，东莞有了满天的星星，却没有一轮明月”。郑锦滔解释说，“明月”就是大项目大企业。追求“明月”成为县长郑锦滔的重要工作内容。

　　“明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资源争夺。争夺大项目的，不仅仅是东莞县。记者在此间调查，各方人士叙述起来较为激烈的大项目之争，当属后来落户惠州市的“南海石化”。1988年，东莞脱离惠阳地区升级为地级市，惠阳地区亦地改市成为惠州市。中海油与英荷壳牌将合资办炼油厂的大项目——风声传出，东莞立即行动起来加入这一竞争。除了东莞，还有珠海、中山与深圳均下场角逐。这是一场充满曲折故事的争夺，当时惠州市计委主任李汉松将调到东莞任副市长，惠州方面听闻此议，立即将他从炼油厂的项目上换了下来；而李汉松就任东莞市副市长后，果然也参加到炼油厂的项目里，只不过他代表的是东莞而非惠州。几轮下来，只剩惠州与东莞进入决赛。这时，最初设计的50万吨/年的炼油厂，亦因壳牌公司的参与，最终演化成投资43亿美元、80万吨/年乙烯装置和1200万吨炼油厂的超级项目——仅以炼油厂规模而言，已是开始设计的24倍。郑锦滔说他为这个项目与惠州市副市长林树森打到了最后，而郑锦滔的对手背后还有从东莞调过去的市长李近维。后来这个项目落户惠州。其间更具戏剧性的是，1998年在海牙最终签署这个项目协议时，1994年已经从惠州市长位置回到东莞任市委书记的李近维，以“省长助理”之名，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到海牙。“当时，我的名片上印着省长助理，我给别人发名片，总要解释，我还有几天的任期。在回国的飞机上发名片，我说我的任期还有几个小时……因为下了飞机，我的‘省长助理’就没有了啊。”李近维因为熟悉这个项目的所有环节，所以虽然回到了东莞，签署协议时，他当然需要参加，虽然他的身份已是东莞市委书记。

　　大项目竞争戏剧性故事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利益。以中海壳牌南海石化这个项目而论，其对下游石化产业带动效应为1∶50。按此比例，年销售额为17亿美元的南海石化对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可达850亿美元。如此额度，激烈竞争自不可免。

　　这种以县市为单元的竞争，亦如东莞下面镇与镇、村与村竞争格局一样，构成了另一层面的经济发展动力之源。记者到广东采访，当地官员对此并无任何回避。东莞高级官员接待外资客人，在酒席里谈到东莞的优势时，总会很坦然以珠江东岸西岸为界描述这种竞争：“第一轮，东岸拿出个香港，西岸拿出个澳门，结果东岸赢了，因为深水岸线在东岸；第二轮，东岸派出深圳，西岸派出珠海，东岸也赢了，东岸不仅有深水岸线，相对更靠近香港也是个大优势；第三轮，东岸出场的是东莞，西岸出场的是中山、顺德……”这一轮的竞争，当然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但在前述背景下，东莞的胜券已经暗含。所以投资东莞，是明智选择。

　　回到1984年，郑锦滔的问题是，东莞发展什么大项目呢？郑多方找寻，最先确立了彩色显像管项目，这个项目投资要20多亿元。当时国家计委与电子工业部搞了一次彩管招标会，上海、北京、天津、河南与广东是竞争者，不同的是，广东是东莞——一个县作为代表参加。这次招标会结果东莞很惨，其他4个省市在会上发言，都获得了合格的成绩，只是东莞最后得了57分，不合格。郑锦滔当然不甘心，找到当时电子工业部部长，央求无论如何也派一个副部长来东莞考察考察……那次招标会，东莞的劣势很明显，别人是一个省以省财力为依托，而东莞只是一个县。另外，东莞一座县城，哪里有搞这个项目的人才呢？对“最佳敢斗奖”的东莞县，主管官员很赞赏之外，也解释说，“这样的项目，以东三省能力，3个省都搞不起来，你们一个县，太难”。郑锦滔哪里情愿就此放弃，他挽回颓势的第一步，是马上从北京飞咸阳，咸阳4400厂是当时唯一能生产彩管的军工企业。郑锦滔找到这个工厂的厂长王念琴，谈了3小时，王念琴有了离意，要到东莞来创业。郑锦滔又有要求，希望王能在彩管生产的每个重要环节都带来一个工程师，结果后来王念琴果真带来了28个工程师。有了王念琴的承诺，郑即刻从咸阳又飞回北京，找到国家计委电子司的司长，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王念琴来东莞。王念琴当然是这个行业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加盟，在国家计委这一边，已经挽回了招标会的部分颓势。回到东莞，郑锦滔开始为这个项目寻找资金。当时东莞计划上两条生产线，一条21英寸，一条25英寸，计算下来，进口设备大约要1.2亿美元，建厂房要6亿元人民币。郑锦滔领着县里的计委与银行各路人马去香港募资，结果果真从香港中资银行管理处、香港中国银行还有嘉华银行借到了1.15亿美元。从香港回来，也迅速把建厂房的钱凑齐。人才与资金，郑锦滔与东莞县都准备好了，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来考察，觉得不错，这里有市场亦有外汇——而且并不用国家的外汇指标，条件合格。

　　这个漫长的故事，似乎有了光明的结果。讲到这里，郑锦滔稍有停顿，我跟他一道放下心来，结果郑锦滔喝完一口水说，“看上去这个项目要成了吧？可是，后来碰到了更大的麻烦”。东莞的彩管之梦当然不可能密不透风，佛山、深圳知道此事，马上决定上马彩管项目，报告先后报了上去，其后果，郑锦滔说，“上面说，别人好几个省都没有争取上，你们广东一个省要上3个，不行，只能上一个”。当时深圳是特区，东莞自忖争不过，而只上一个，东莞哪有机会？这个项目拖了下来，拖到了1989年。

　　郑锦滔最后走通这条彩管建厂之梦的关键，是说服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叶选平给当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写了封信，陈述原委希望他支持。但是，这项决定并不容易下，郑锦滔待在北京等批复一直没有音讯。后来，北京格局日益复杂，“6月2日，我被叫去国家计委，邹家华说批给你们吧”。彩管项目落定。接下来的“技术性”麻烦在于，东莞要上25英寸的彩管，这在当时属“超前消费”，结果在电子工业部又卡了一道。好在变通之处在于，东莞之位置，大尺寸彩管“可以出口”。这个大项目，作为国家在“八五”期间第一个彩管项目，终于在1990年10月与日立公司签署彩色显像管设备供应及技术转让合同。两年后，彩管上市，当年就开始赚钱。而那个25英寸彩管，不仅没超前，反而东莞马上投入生产线，造29英寸的彩管，才能满足市场之需。

　　彩管这个大项目竞争，勇气与智慧之外，郑锦滔说自己最重要的感受是，我们东莞是一个县，确实在竞争中有太多掣肘。“这当然有县这个级别的问题，但别人说你没有人才、没有条件也确实是实情啊。”没有人才，自然的选择当然是办自己的大学。1986年，东莞选址决定创办东莞理工学院，但这回在北京的部委碰到的问题，仍然一如从前，“你们一个县办大学？怎么可能”。

　　城市

　　现实工作的掣肘，自然导向“县升级”的需求。1985年，东莞县都希望快快改县为市，郑锦滔回忆：“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以县政府的名义上报的，没想到这不符合程序，报告被退了回来。正确的程序是以东莞民政局的名义上报给省民政厅，民政厅再上报给国家民政部。我们又重新打报告，过了不久，中央民政部的人来调查，很快批了，撤销东莞县，改为县级的东莞市。”细察东莞数据，这一年东莞县的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农业。

　　很迅速，郑锦滔发现这个“东莞市”虽然号称是“市”，却并不好用。比如去申请办大学，别人还是很干脆：这个市，是县级市，还是县啊。

　　随后，东莞又开始申请成为地级市。这回程序很熟悉了，但报告却很快给驳回了：非农人口、市区面积，东莞没有达标，而且市镇之间缺乏县治结构。经济高速增长快速扩张的东莞确实需要升级自己的“身份”来应对这种速度，这是显性的战术层面的导向力，但深思一些，从战略角度思考，东莞的升级需求更有其内在需求。

　　在未出任县委书记，却已经开始全面主持东莞县工作的1983年，李近维就开始面对这一问题。从东莞县全局的角度思考，快速发展是其现实，但从地理位置上看，东莞处于深圳与广州之间，又隶属惠阳地区，“你想想，以特区深圳与省会城市广州的发展速度与要求，未来他们土地面积上的扩张将不可避免，在两个强势又都是副省级别城市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县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未来呢？我最怕的是以强夺弱‘灯下黑’”。这并非单纯的本位主义，在李近维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东莞在争夺香港资源采取的“人盯人”战术，已经形成了有别于深圳与广州的发展模式，这种以“分权”为基本特征的组织方式也与其他城市的权力结构方式不同，“生产力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离开生产力而只在生产关系变来变去，如何发展？”

　　扩张需求是东莞谋求升级的表面因素，更内在的是生存现实。坐在李近维在东莞市人大的那间办公室里，李近维拿起我们带去的东莞市地图，对东莞更精彩也更深刻的描述由此展开。“你们先看这个地方：桥头镇(东莞东北角)，这里非常关键。从桥头镇往南，经过常平、樟木头、塘厦等镇，达到凤岗镇，由低往高，这是一条八级抽提的水道，1963年开始修建。这条东深渠由低往高抽提，修建起来可是不容易啊。这条水道到了凤岗镇雁田水库才进入深圳水库，又开始由高往低流动，最终是供水给香港。没有这个供水工程，就不可能有后来香港的繁荣，水一直是香港的压力。这既是香港的水源，同样也是深圳的水源，你说深圳要发展，除了土地的扩张，水源是不是也是他们的关键。再从桥头镇向东看，这是东江，它经过企石镇、石龙镇、石碣镇、高步镇、万江街办、道滘镇、沙田镇流入珠江；还是从桥头镇，往西南方向，这是一条运河，经过常平镇、东坑镇、横沥镇、寮步镇、大朗镇、然后进莞城、南城、东城、厚街镇、沙田镇、长安镇、虎门镇，最后流入珠江口。”如果稍有农业知识，水利之于农业之价值，超过一切；即使城市，生活与工业，水源之重要亦盖过一切，只不过过去工业少，我们的感觉不那么明显。李近维14岁时去东莞糖厂报名，要过5个渡口，让他苦不堪言的水路网络，在他成年并有一定的位置后，迅速明白其价值。李近维发现我们对他讲述水利有兴趣，顿时愈发兴奋。“如果明白水利之价值，我们就可以讨论战略性的问题了。”李近维说，“为什么说我不是本位主义呢？从这3个水利工程来看，如果断然把东莞分拆，水利其利，是不是可能变成争夺与争执的焦点了呢？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关系的随意调整，弊病与后遗症实在太大。而同时，如果东莞不被分拆，有这些水利设施在这里，未来无论搞农业还是搞工业，都有重要的基础啊。”想了一下，李近维找到一个精彩的比喻，“现在我们城市财富用存款数量来表述，而过去却是用水利来表述的啊。东莞的水利，是前人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哪敢轻易把‘财富’丢掉”。

　　在李近维主持全县工作期间，他洞悉了这一切，“当时我们实力很弱很小啊，我心里害怕，却不敢告诉别人，不敢生事”。拯救之道，当然在于把东莞经济的总量搞大，使东莞能够升级。东莞升级了，从行政角度看，“纵向可以减少层次，而横向就可以扩大分工，做大自己。别人来吃我们，就不容易了”。

　　不过，一切仍需用实力来说话。10年后，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东莞调研，描述截止于前一年的东莞数据：“1987年与1978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了5.4倍，达65.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1倍，达51.5亿元；国民收入增长了4.3倍，达29.3亿元；出口创汇增长了5.8倍，达2.67亿美元；财政收入增长了2.1倍，达2.02亿元。”更关键的数据在于，“9年中，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22.3%的速度发展，高于广东省13.5%的速度。特别是1985年以来，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净增7亿元，平均年增长速度37%。”细读这份报告，调查者的明白远远超过后来人的想象，报告论及，“1978年与1987年比较，农村人均收入从193元提高到1039元，大大高于广东省全省的人均645元的水平……据我们了解，东莞市的人均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茶山镇对塘村1987年统计人均分配为1372元，而仅水果一项人均收入就达1185元，其他各业的收入肯定不止187元。其他地方大体上也是这个情况”。

　　如此实力，1987年东莞再次申请升级为地级市，很快，次年1月国务院即予批复同意。

　　如果对比1985年东莞撤县设市，这次升格为地级市的东莞，仍是原来东莞的面积范围，也没有设县，只是由原来县管镇变为市管镇。这是李近维梦寐以求并努力争取的格局。

　　对于东莞市管镇的格局，有着缜密而战略性思考的李近维，当然不会不考虑真正升级后的东莞市构造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我们总是说精兵简政，减机构减人数，为什么越减越多呢？”这是李近维的思考的起点，“其实做减法，远不如先做加法稳妥。加法是，干部人数不变，把产值与规模做上去，按产值与人头来比较，机关人员也算是精简了。”这是做足增量的思路，东莞10年已经实施李的这一增量思路，问题是他如何说服上面，不设县而而改为市管镇的建制呢。1987年9月，李近维在中央党校干部进修班学习，这是一个时间机会。李近维形象的故事讲述的是邻县惠阳县，“以前东莞和惠阳差不多，但后来，惠阳先是分出一个惠东县，又分出一个县级的惠州市，最后还分出一个大亚湾开发区。结果在同一块土地上，4个县级的4套班子，而这又是个指挥层，并不是直接生产财富。这好比同一块草地，草再肥，也经不起4群牛来吃啊。我们东莞如果在市与镇之间设几个县或县级区，地还是这块地，按当时的财力就难以经得起那么多‘牛’吃了”。原东莞市政协主席袁李松后来讲述一份数据，或许是更能阐述李近维的思路：全国由财政供给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平均28人供养一个，广东省为26人，而东莞如果保持格局不变，则为68人供养一个。这尚未计算庞大的外来人口。最终东莞没有设县，市管镇保留至今。

　　这一组织框架背后的政治理性，当然比“精兵简政”的说辞要复杂。一般而言，升格为地级市之后，相应的各种权力当会扩大，比如投资审批额度，批地额度等等，这些当然是东莞快速发展的必须条件。但核心的问题非此，而是市镇组织框架之下的权力安排。研究这一框架，我们又必须回到东莞起步时期的路径选择：“三来一补”与人盯人的资源争夺的制度安排。“所谓权力，核心是可支配的财力。”李近维当然对此深思熟虑，“治国本于理财。总理理一国之财，省长理一省之财……问题是，镇长是否也应理一镇之财，村主任是否也要理一村之财呢？三来一补把各镇各村甚至农民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如果你不给他财权，这种积极性能否维持呢？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其间的权力安排才是关键。1984年，在我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之时，就相应提出建立‘五级财政’，县、镇、村、生产队以及个人。这一体系的建立，我的原则是：统一开源、分级截流、以丰补歉、减少劫富济贫。谁赚钱谁花钱。相反高度集中权力，就可能高度集中矛盾；高度集中财力，就会高度集中困难。”如此理念，显然李近维的权力制度安排是分权制的——它带来的东莞高速发展，结果已经彰显。升级后的东莞获得的权力与权力再分配，只是技术性问题。但这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仍没有解释市镇结构，为什么中间不设县治。

　　或者政治的本质在此方得显现，当各级财政相应建立之后，上下控制如何产生？站在地级市市委书记的位置，这是关键之处，“在现有人事制度结构里，如果设县治这一层级，那么县级领导的人事任免，权力在省里；而镇级干部的任免权却又在县里，市里两不靠。市镇结构，镇级人事安排全在市里。市里既已让渡财权，如果没有人事上的控制，岂不容易失控？”市镇结构安排的政治智慧在此。不过，这种的制度安排，李近维强调，“市委书记必须公道正派人，权力实在够大了”。

　　很幸运的是，东莞完成由县升地级市后，李近维由东莞市委书记的位置调任惠州市市长之位，先前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回来任市委书记，欧阳德对东莞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他又是李近维的老领导、老师傅，思路基本一致。李近维给后任留下了一个可以保持财富快速生产的制度安排，未来的东莞已有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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