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

　　江西吉安女孩汪雪英1987年来东莞时，还不知道广东在哪里。她是被广东正式组织招工来到东莞的。对于农村孩子，广东招工差不多算得上“特大喜讯”，一时间报名者甚多，结果吉安县不得不限制名额，有高中文凭的可以免试录取，初中的要参加笔试。参加笔试也有名额控制，汪雪英的村子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两个名额，“可是村里报名的有6男6女，最后只能通过抓阄选择一男一女参加考试”，结果汪雪英抓到了。现在坐在我对面，汪雪英跟一般城市白领区别不大。很难想象当时广东对他们的强烈吸引力，反复限制报名资格后，参加考试的还有6000人，最后仅录取了2000人。汪雪英被录取了，终于她爸爸觉得她将会成为一个城市人。到了东莞，汪雪英发现，这里到处都在招工，第三天她就和几个女孩“跳槽”到常平镇的一家玩具厂。第一个月挣了83块，第二个月就有158块，到第三个月涨到180块了。电视剧《外来妹》的编剧谢丽虹向我回忆1989年在东莞体验生活的意外，“采访打工妹时，她们一定要请我吃饭，那时我一个月工资120块，人家已经达到200多块了”。汪雪英再回家，她村子里的那些同伴们一个个跟着她到了东莞。

　　中共中央办公厅那份调研报告描述那年的东莞，“吸收了全市劳动力15万人，外地劳动力17万多人”——在吉安汪雪英来到东莞这年，东莞的外来劳动力由本省其他地方开始扩大到外省；而同时，也在这一年，外地劳动力开始超过本地劳动力。

　　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当东莞真正像自己所希望那样成为一座城市之际，解决本地劳动力过剩的任务开始转折，进入到为全国其他省市提供就业岗位。认真研究东莞市统计局所发表的历年来人口统计数据，1987年也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当外地劳动力首次超过本地之后，每年以超过10万人的数量新增外来劳动力；10年后的1998年，东莞外来劳动力达到199.1万人，首次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148.8万人)，之后，以每年新增50万人的速度增加。东莞接纳外来劳动力的能力似乎没有尽头。

　　土地与劳动力，在由多种种植转向工业制造业之后，两者的函数关系不再简单。刚刚成为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东莞，马上面临城市化的全方位压力。

　　与外来打工者急速提升对应，1989年，台湾IT业投资者叶宏灯选址石碣，开办他的东聚电业公司，从25人开始起步，13年后发展到拥有10家工厂、1.2万名员工，并将自己生产的鼠标产量排进世界第二，电源保护器与扫描仪的产量占据世界第一。叶的高速发展当然可以对应东莞对劳动力的广泛而大量吸纳，但数量上的跃进，带来的是结构上的根本性变化。

　　1994年，李近维从惠州市市长之位又回到东莞，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东莞的社会总产值已由1988年他离开时的96.68亿元，跃升至1993年的288.17亿元。随后，李近维发布他的发展纲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科技社会。这一口号当然响亮，但是李近维过去的同事有些疑惑，“李书记怎么从惠州回来后有点保守了？”李近维最初的举措不是“发展”而是整肃，每个村每个镇开始清产核资。5年后，在东莞市第十次党代会的报告里，李近维描述说，“过去，我们基本是靠举债建设，自有资金甚少，每增加100万元的资产，就得增加70万～80万元债务”。这其间的关键是，东莞不是发展慢了，而是快了，太快了。一旦如此快速起来，负债自然陡升。“这不仅是东莞的现象，全国都这样，我在惠州时就考虑好了要压一压，但调回了东莞，在这里先来压实基础。”李近维解释说。

　　在那些打工者、投资者云集东莞的背后，当时东莞各级政府为了应对快速发展，借贷之外，还向老百姓大量集资，年息到18%甚至更高。“当时香港商人很精明啊，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是年息18%，就商量愿意一次性把修公路的钱给我们，同时反包给我们，要求我们按年息17%给予他们20年回报。大家来找我，问我干不干，毕竟可以一次性拿到钱，而且还低一个百分点的利息。我告诉他们，坚决不干。而且还要赶紧把那18%年息的集资还回去。”李近维向记者解释当年为什么跟壳牌谈判谈了那么久，很简单，其中有一点对方要求每年12%的回报，希望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但我们要求他必须从技术上解决，谈了又谈。结果回来发现，我们自己给别人的集资款利息有这么高。“我的秘书问我，为什么不要港商的钱呢？在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当时都是头脑发热的。我问秘书：你想不想当个百万富翁啊？他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他。我说，如果你想，那么你找5万块钱来，去参股买公路，每年的利息再投进去，如果这样利滚利20年，你最后的收益是本钱的22倍。你再算一下，你是不是百万富翁了？”李近维早已算清楚了这笔账，他当然坚决拒绝。城市发展的陷阱，远比想象得多，一不小心，便会一脚踏空。“对于东莞发展而言，我们有的核心资源就是土地，如果别人的钱还不上，自然就会把土地拿出来抵给人家，未来哪里还有空间。”土地与劳动力两个变量，在这个时刻已经被李近维意识到其间所蕴含的风险。

　　说到这里，李近维脱下鞋，蹲上了他所坐的沙发边缘。“我当时就这样告诉我的干部们，这样蹲着，蹲到边边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离地近，即使跌倒也不会有大问题，但如果蹲到十几层楼那么高，又没有墙壁和栏杆挡着，你敢蹲到那么边吗？我们必须注意负债量和负债率的关系，经济起步时，我们资金短缺，负债量也少，借点钱启动经济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我们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用了那么多土地，应该更多的通过增加积累进行建设。负债量那么大，但有些地方还盲目举债，高利息集资，管理也不到位，这就像蹲到十几层楼那么高的边边，又没有栏杆挡着一样了，我们能不担心吗？”债务的背后关系到土地的消耗，要控制土地消耗，必须防止乱举债。乱举债的人盯着的就是农民的土地，用农民的土地换取他一时的所谓政绩，必须从防止乱举债做起，才能防止到偿还时带来乱卖地。在李近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报告里，更为重要的内容是，“以1980年为基数，改变耕地用途已超过一半的、或人均已达到150平方米的，除国家建设需要外，原则上不能再占耕地，促使其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同时，严格执行用地审批程序，对未经批准随意改变耕地用途或买卖土地的，坚决依法严肃处理”。

　　当年发现种植经济作物即可使土地升值的李近维，现在“保守”了，决定坚决控制土地数量。这是1995年的决定，如果按此时间推导，对土地价值的洞见及其警惕，李近维当然超前同辈。李近维所意识到的问题，后来亦有数据给予印证。由陈桂明2005年编辑出版的《持续发展的动力——东莞工业产业升级之路》里描述：“东莞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200亩左右的土地……全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实际可利用的土地只有40万亩左右，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土地消耗速度，10年时间全市的土地资源将消耗殆尽。”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然。

　　解决债务的招法也很有趣。李近维先摸底找出两个高负债的典型，万江街办与市二轻局，让市里各级干部、各部门负责人还有镇委书记与镇长用一个月时间去调查本来很富裕的万江街办为什么负债率会高达146%，大家一起会诊，分别写出报告；会诊后，各镇各单位对照万江回去自查，然后再写出分析自己情况的报告交市委。之后，就是由东莞市统计局进行全面的统计调查工作，各项数据分门别类列陈。现在东莞市统计局局长吕崎元是当年调查统计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当年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资产负债率，土地存量也是调查里的一部分。后来我们去李近维过去的办公室，李近维很迅速找出了当年清产核资的调查数据，12大册统计表，细致到每个村庄，这一统计项目自此保留下来，延续至今。李近维现在仍很得意当年的统计调查，“我摸清了东莞的家底”。吕崎元对李的这项举措的理解是：在分权结构之下，摸清家底才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关键所在。这其间自然包含着治理的智慧。

　　李近维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将东莞由县升级为地级市，使这里终成一座真正的城市。而从惠州回来，李近维面临的挑战将是城市化。

　　江西吉安女孩汪雪英最初带来东莞的同伴，只要是女孩，没有任何阻力，来了就能找到打工的机会，但男孩不同，没有太多岗位给他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谭深的调查发现：珠江三角洲，打工的男女比例为1∶2，在一些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地方则更高——而东莞则是不折不扣的外向型经济。不过这一结构亦在发生变化。在一份珠三角打工者性别比例曲线图上，90年代中期男女人数比开始回升，这也是东莞发展最迅速的时期。20世纪最后5年，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不仅持续激增(即使是全球性经济衰退周期的出现，也未能影响这一增长势头)，而且FDI投入的方向发生了质的变化，由玩具、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产业。台商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男性务工尤其是有大专学历的比例开始快速上升，并且远远超过女性。

　　与深圳比较，李近维说，“他们那里多少还有一道边防证的手续，而东莞几乎是不设防的城市”。如此格局，加之性别结构的变化，治安问题与来东莞打工人数曲线几乎同步，当人数陡升之际，发案率便随之抬升。李近维告诉我他的担心，“一是外来流窜人员的问题，再是本地那些不良分子，第三是香港黑社会成员，如果他们在东莞纠结在一起，问题就大了”。回到东莞，李近维真正的“第一把火”，就是重抓社会治安治理。现在与记者讨论治安问题，李近维亦承认这是城市化的问题。如此迅速到来的庞大的打工人群，治安固然是问题之一，而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户籍以及如何融入城市，包括现在务工人群由过去的供需平衡到劳工短缺……才是真实问题所在。

　　在压实基础降低政府负债率、治安治理同时，李近维需要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关键是开拓新领域。

　　这时候，以叶宏灯为代表的台湾IT行业的投资者们碰到了麻烦。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杨建梅根据1999年修改后《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分类，“到2000年，东莞的所有台资IT企业都属于中小型企业，其中98%的企业都是总资产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小型企业，而资产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总数占85%”。对此，叶宏灯解释说，“这也是台湾本土的特色，即以小企业为主体”。如此格局，形成的生产方式即上下游企业联系密切，每个小资本企业都专攻一个环节，做精做专，“比如我们现在有10家工厂，做鼠标、电源保护器与扫描仪，算是中心工厂了，与我们联络的中卫系统，即其他卫星工厂有1000多家”。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问题关键，即为海关监管问题。李近维对台商碰到的麻烦解释最形象，“台商的产品，多数是转厂生产，最终是否出口了，很难监管。按严格的海关程序，比如一个包装箱，做好了，先运到香港算出口了，又再运回来给其他产品包装后再运出去，这当然很繁琐，也增加了运输成本”。海关监管一旦严厉，叶宏灯说，“我们来投资，当地镇政府都是担保我们只需要管生产，其他一切由政府搞定，但碰到这样的事情，镇政府也搞不定了。所以我们只能往上找”。这个问题其实李近维也搞不定，不过即使现在，李近维也能很清楚地指出问题关键所在，所以当时他乐意协助台商就他们的生产方式与海关进行沟通，共同来减轻繁琐程序并研究台商生产方式改进监管办法。

　　现在已经辞去东聚电业董事长之职的叶宏灯，在其创办的东莞台商子弟学校里接受我采访时，总结说台商到大陆投资，那些小资本投资者，投下的可是他一家老小的全部家当，“所以安全最重要”，而东莞能够提供这种安全感。

　　回到东莞开始压实基础、清产核资并降低资产负债率的努力，很迅速地得到回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央给了广东省380亿元的借款，主要解决下面各个城市的问题，结果东莞一分钱也没要，而且当地金融机构还可以拆借给其他市”。东莞的金融状况，被当时海外媒体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避风港”。而这个时候，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挤迫，台湾IT业大举进驻东莞，迅速形成后来被研究者称为的“集群效应”。目前台商企业已超过6000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东莞工业产业升级之路》统计：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制造业占90.54%，这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占37.21%。在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产品中，电脑整机的配套率达到95%。这一事实，使IBM大中华区副总经理李祖藩感叹，“如果东莞通往深圳皇岗的公路被切断，全球70%的计算机商将受到影响”。

　　东莞方式

　　1961年，李近维在东莞糖厂转正成了“一级技工”才一年多，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下岗了。后来他去当兵，1965年退伍回来，他成了陶铸培养后备干部的“政治学徒”，参加“四清”运动。再回到东莞县，“文革”开始了。当时东莞县委书记是姚文绪，这是李近维真正的“学徒”岁月。

　　当时的“政治学徒”每月收入是22元，不是财政而是党费支付。“文革”开始，东莞县这批学徒们要批斗姚文绪，当然批斗只是其表，李近维讲这个故事兴致盎然，“政治学徒们先是设计好了一套程序：先问姚文绪我们是什么人？答案当然是政治学徒；那么再问他谁是师傅？再问我们拿的是什么钱？答案当然是党费；接着再问他拿党费应该不应该改为纳入地方财政开支？如此转折到转正问题上。要求马上转正——这才是要批斗姚文绪的关键”。

　　但是，结果出乎政治学徒们的想象。

　　“我们是什么人？”

　　姚文绪应对自如，不紧不慢：“你们是中国人嘛。”

　　政治学徒们的逻辑瞬间被击破。

　　“那我们拿的是什么钱呢？”

　　仍然是不慌不忙：“你们拿的是人民币嘛！”

　　在李近维那夹带着广东话的普通话里，这个故事被他演得实在好玩。“我们这些政治学徒全傻了。当然姚文绪明白我们想要干什么。然后，他耐心解释说，你们的要求我很清楚，刚才是跟你们是开玩笑的。对政治学徒们，县委很重视，省委也很重视，但转正不是一个县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时候可以解决的问题。”

　　姚文绪的精彩自然并非只有这段故事。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后，当时东莞县有的造反派也要夺县委县政府的权，要姚文绪表态。

　　“我们夺权是不是革命行动？”

　　“你们学习过两报一刊社论吗？”“学习过！”

　　“那那你们这样夺权符不符合社论精神呢？”“当然符合！”

　　“符合就是革命行动嘛。

　　“那你支不支持我们夺权呢？”

　　“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还要问走资派吗？你们应该去问问工人、农民还有学生，看他们答应不答应，如果他们不答应，你们夺了权，他们也会夺回去啊。”

　　来到东莞采访前，李近维刚刚从海南回来。姚文绪后来调任海南，现在有病，李近维去探望。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后，李近维又将去海南。姚文绪当然是他的政治师傅，而且师徒情笃。很偶然，我们听到了他对师傅故事的津津乐道。这个故事的关键，李近维很坦然，“处理与上级关系，要尽量把副作用降到最低”。在中央地方关系里，一般描述广东官员，会用“敢于变通，善于设计和制订具体化、地方化的政策措施”来给予界定。不过，回到具体的现实问题，其内容当然比这一概括要丰富得多。

　　那所东莞理工学院奠基时，东莞还是一个县级市，根本没有资格办学，结果5年后，东莞理工学院获得批准可以招生。把诺基亚手机引进东莞相对就要复杂得多。当时东莞在申报项目时，为了迅速获准，按“来料加工”办理，讲明在东莞生产的手机不进入国内市场。但东莞对诺基亚的承诺却是进入中国市场。在这种矛盾境况下，做不做？问题必须由李近维拍板，李近维想了一会儿，决定做。“我们不是只搞三来一补，好项目我们当然做合资。”李近维解释当年决定，“1981年我去新西兰考察水果和花卉时，就看到一个自称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退休老人在车上与美国的朋友通电话，还在车上拨通我香港亲戚的电话，让我跟他们通话。这样的项目我们怎能放过。再说像诺基亚这样的全球性公司，他们的技术当然是我们最需要的。”不过，这个项目更棘手的地方在于，第一期设备投入要6000万元，如果果真没法在国内销售，这些设备也将无用。即使这样，李近维还是下决心上这个项目，“我想我们做出来了，中央总会给我们一点市场，没有做出来之前去说，肯定行不通；如果中央实在不批，就算我们自己买设备，自己生产；还是不行，万不得已，就只能算把这6000万元丢在那里了，以东莞的财力也扛得起。”李近维准备好了一切，必须上。

　　1998年4月，东莞的第一台诺基亚手机下线，结果信息产业部在会上点名批评东莞，诺基亚当然也参加这次会议。消息迅速从北京传回东莞，看起来东莞的诺基亚只能面对最坏的结果了。诺基亚中方总经理急忙在长安镇的高尔夫球场找到郑锦滔。郑锦滔1991年从东莞市市长之位转任东莞市政协主席，1997年退休。“我问他什么事，他着急地跟我讲了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准备一道打球的也已退休的叶选平省长，说不能陪他了，他也说你去办正事。我约上东莞市分管的副市长、市计委副主任、广东电子厅厅长，买了下午的飞机票飞北京。到了北京已经是晚上19点多钟了，我们也不吃饭，开车去信息产业部一位副部长家，直接去敲他家的门。当然不能打电话，一打电话他就可能把我们推掉。这位部长我们在搞彩管时就认识了，我跟他谈，他表态同意。接着我们又去他下面的一位司长家，这个司长一开门看见我，就有意见，把我们批评了一通。我们当然也做检讨，结果他也同意了。这时我们才去找地方住下来吃了顿晚饭。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又去国家计委，正式批复要国家计委才行。这次谈得很顺，我们报的是每年生产200万台，结果批复还给我们增加了20万台的规模。拿到这个批复，其实也很难说高兴，因为200万台规模实在太小，但当时我们不敢多报，怕不批。后来又去找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结果很好，司长说批不批是国家计委的事，生产多少是我们管的事，他决定每个月再给我们增加50万台。这样我们就有了820万台的指标。”截止2006年底，东莞诺基亚累计出口额超过70亿美元，累计纳税额超过35亿元人民币。

　　李近维、郑锦滔讲述这些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平常，波澜不惊。如果回到李近维讲述的姚文绪故事里，其间一脉相承的因素当可察见。

　　在郑锦滔故事里，稍微有点让他觉得出彩的是雀巢入户东莞。“1991年瑞士雀巢公司总裁马浩文来东莞，他先飞北京然后转飞广州白云机场，我们租了架直升机等在白云机场，他一下飞机，就坐上我们的直升机到了东莞雀巢的厂门前停下，下机参观。我陪他吃完中饭，马上又送他到太平，坐快艇到香港，从启德机场飞印度，结果当晚他就到了印度。他对我们的高效率当然很满意。又开董事会，决定把在东莞生产量，由7000吨提高到1.4万吨，并且把1个产品增加为4个产品，除了速溶咖啡，增加了美极酱油、速冻点心与速食面。”

　　或者这应当称为“东莞方式”才合适。寻找并发现一座城市的演变史，如果失去对主其事者个性及行为模式的观察，并不明智。更严肃的学术研究论述东莞投资优势，用了一个词：政府成本低。上述故事当然是这个判断的解释。

　　雀巢的故事没有结束，郑锦滔带队去香港与雀巢谈判，其随员肖树棠回忆说，“中午吃饭时候，本来从小路走到饭店只要10分钟，但雀巢公司为了表示盛情，执意派来一个车队，让我们坐车去。结果碰上塞车，整整堵了1个小时才到饭店”。

　　2001年，东莞市财政收入达到126亿元，接近1978年财政收入的200倍。另外，镇村组三级当年可支配的财力有122亿元。从1995年起，东莞市外贸出口总额一直排在深圳、上海之后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3位。根据2003年公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2002年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城市综合竞争力东莞市排在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澳门、广州之后，名列第7位。为这座城市攒下一笔足够庞大的生产力和财富后，李近维离开东莞市万寿路76号那座他待了30年的市委小院，去到广州，就任省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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