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永远有大片快速流动的年轻脸庞，高分贝噪音中高档车与长途车呼啸而过，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覆盖着水泥与高楼。东莞的村庄或集镇，很容易颠覆人们关于中国乡村的概念。

　　村庄的体表特征已经消亡，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出让换来了形式上的城市化。

　　主笔◎吴琪 摄影◎于楚众

　　逃离与回归

　　29年前的冬天，一个刮起北风的夜晚，张细和家人在虎门港沙角偷偷下了水。顺风顺水的夜里，事先联系好的小艇划了5个小时，到达香港。

　　时年40岁的张细在1979年所做的人生重大决定，在今天看来多少令人有些不解。就在1979年7月，张细的弟弟张明作为港商，刚刚和东莞轻工局签下回乡投资合作的东轻工(1979)02、03、04号文件，在虎门、东坑、附城3地分别开设龙眼发具厂、漂染厂、东莞电器厂。张明与龙眼村合作的“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农村招商引资的工厂。但对张细来说，1962年没有随着弟弟一起逃港，一直非常后悔。若干年后，弟弟衣锦还乡，成为带给全村人希望的“财神爷”，而他仍然是一介农民。

　　逃与留，即使在一个家庭内部，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1962年的逃港风潮中，张细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去了香港，1000多人的龙眼村少了大约40个青壮年。没有离开的张细因为家中曾是“破产地主”，在“文革”中度过了10年被批斗的苦日子。国家按照100斤粮食9.8元的价格进行收购，在农村劳作一天，张细只有几毛钱的收入。而弟弟张明虽然在香港吃了很多苦，但是顺利取得了合法身份，打工之余自学了英语和韩语，最后在香港办起了做假发贸易的洋行，成为逃港者当中比较有出息的商人。

　　离开前，张细琢磨了几天几夜。“人一生之中大的机会不多，应该搏一搏。这里太委屈我了，有多大的本事都只能种田。”他对5个孩子说，“带你们去香港，至少我们永远不用种田了”。最后张细一家7口人，分3批成功逃离。在逃港者中，张细的条件算是相当好：弟弟能弄来船接应；更重要的是弟弟已经是老板，张细去香港帮他把洋行贸易做大。

　　1979到1981年，广东迎来了新一批的逃港高潮，刚刚吹起的改革之风很难立即改善生活。时任长安公社党委书记的孙耀全向我回忆，当时他作为公社领导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反偷渡，“深圳河最宽的地方管得最松，有坐货船去的，有坐渔船去的，也有游泳过去的”。长安与深圳宝安交界的地方设立了边防哨所，干部去哨所堵截逃港群众。但是逃港者络绎不绝，走路的，骑单车的，白天晚上都有，劝也劝不住。

　　因为长安在整个东莞距离香港最近，60%～70%的青壮年全部去了香港。去了香港的人很快就能拿到香港居民身份，经常往家寄糖、油，或者买回电视、冰箱，在村里盖起几层高楼。如果哪家没有一人逃到香港，就会被村里人认为傻，缺门路。一旦有人逃港成功，会从香港打来电话到邮电局或村里，通知家人“到香港了”，这家人就会大放鞭炮以示庆祝。孙耀全说那3年长安天天都有人家放鞭炮，其他人听到鞭炮声就会说，“哇，这家人喝牛奶咖啡去啦”。“牛奶咖啡”在当地是香港生活的代名词。

　　香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二轮工业发展的高潮，企业家们把握了这次新机会，生产人造花及其他塑料制品、手表、玩具和其他劳力密集型消费品。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人的产业升级，香港企业生产次一级的电子产品代替日本产品，形成了第三次工业发展的高潮。香港最为稀缺的土地问题已经在工业化中显现，政府将新开发的土地投标租用，并且扶持无力与财力雄厚的地产业竞争的制革业和电器业等，保护工业发展。用工长期紧缺，使得香港劳动力价格上升，逃港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香港劳力的一种来源。

　　见识了香港的世面，张细发现女装假发非常流行。香港女人像换衣服一样，经常白天出入写字楼一顶假发，晚上去夜总会再换一顶假发。早期的假发做得类似一顶帽子，整个戴到脑袋上，后来这样的假发不太流行，而美发业大量兴起，张细两兄弟看准了美发培训行业。他们自己摸索着收集真头发做练习假发，给美发培训学校使用。

　　张家5兄妹当中唯一没有逃港的大哥张文，在东莞县的外贸公司工作，消息灵通。1978年中央刚有放开政策的动向，张家兄弟就看好了这个机会。张明的发具公司在香港发展势头不错，但是由于人工成本高，一个熟练工人的月工资3000～4000港币，所以多用机器生产假发。但是机器生产的弊病十分明显：它们做不出真发般自然走向的逼真效果，而且对原料头发的损耗非常大。搜集来的头发越长越贵，10寸长的头发每公斤100元，12寸每公斤200元，14寸为400元，成本成倍增加。如果使用机器生产，两个人一天能做出100顶假发，如果纯手工，一个工人一天生产4～5顶，但是卖价高。

　　在香港待了一年的张细发现自己到了“一片森林”，这片成熟的水泥森林有国际化的商业运作模式，但是个人创业的起点太高。再回望河对岸的农村家乡，“一片空白，种点小树苗下去就能长成森林”。1980年，张细以港商身份回到龙眼村，和弟弟一起创办假发厂。“我一个小工厂的收入，超过全村一年的农业收入”。1978年龙眼村全年集体收入几十万元，相当于人均183元，而张细的假发厂第二年就赢利2000多万元。

　　像张细这样内地移民身份的港商，成为最早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的牵线人。他们熟识家乡的人脉与做派，一旦到香港“镀金”，回乡后便成为两方沟通的中间人。如今70岁的张细工厂产值过亿元，一个月用掉15吨头发，他的致富传奇帮他获得了当地人的一致尊重，被推选为东莞同乡总会会长。龙眼村的人仍旧称他“阿细”或“细叔”。

　　全民招商

　　1975年至1983年在长安公社当书记的孙耀全回忆起多年前反偷渡的情景，不禁哈哈大笑。他说自己的小舅子一家也跑到香港去了，长安没有这种海外关系的极少，可是作为干部又要严抓偷渡，角色很尴尬。孙耀全认为自己调离长安的原因就是偷渡抓得不够好，上边派来接替他的肖灼全是主管政法工作出身，“让搞公安的人来全力抓偷渡”。原本农业时代的长安人少地多，60%～70%的青年人逃了港，因此平均一人要负责六七亩土地，根本忙不过来，土地撂荒十分严重。粮产区的长安完成不了交公粮的任务，剩下劳作的人领不到每月50斤的口粮，积极性更差，农业生产一直发展不好。老的公社书记形容长安是“负荷重、烧马达”。

　　一旦开始了全民招商引资，各公社(在1987年东莞升为地级市后撤区改镇)与村委会甚至村民小组都可以独立引资，成为充分的竞争关系。长安外逃人口最多，现在这些华侨却成为长安最大的人脉优势，撂荒的土地能够更顺利地转完工业用途。1980年长安引进了第一家“三来一补”的制衣厂，工厂就设在公社会堂。由于计件报酬，头几个月下来，一个工人的工资就能拿到100元以上，而作为公社书记的孙耀全当时工资是38.5元。

　　虎门的太平引来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1983年孙耀全调到虎门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兼农工商总经理，想尽一切办法“拉人来”。公社干部坐船到香港去请侨胞吃饭，开座谈会消除港商顾虑。一旦约好了香港人过来考察，这边就跑去罗湖口岸接人，小轿车在那时还是奢侈品，于是大家有货车的出动货车，有摩托的开着摩托，也有坐公共汽车把对方请来的。龙眼村老村主任张润森说，“我们这里人没什么见识，人家从大城市香港来，每一步每一种说法，我们都让人一步。反正我们的想法也很单纯，把港商请过来，大家一起赚到钱就行”。

　　一向以大胆著称的虎门在1984年挂牌了全国第一家合作企业“东莞宾馆夜总会”，以此来减小两地娱乐业的差距，招揽投资客。当时的省委书记到沙角电厂参观，听说东莞搞了个夜总会，特意跑来看，“哇，你们厉害，全国第一个夜总会在这里”。省委书记向东莞领导表态，这个宾馆不能叫夜总会，搞得影响太不好。而虎门地方领导的反应是，“什么叫夜总会？就是晚上一群人跳跳舞、唱唱歌啦，没有什么可怕的”。虎门的夜总会于是照样搞，在珠三角一带名气不小，省领导也没有再追究。

　　石碣镇发达的农田建设使得工业化的成本增高。石碣镇位于东江边，1990年石碣大桥修好前，这里大量货物依靠船运。好在广深铁路的石龙火车站就在此地，成为这里独特的地理优势。石碣人托亲访友找香港商人，写信邀请人家坐火车过来看看。原石碣镇镇长刘旭枝想起当年的招商情景，“发动几个轮子一起转”。从镇到村、村民小组和个人，全部鼓励去招商。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凡是能招来企业，以一到两个月的厂房房租作为奖励。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工厂租房2000～3000平方米，每平方米的月租金是10～12元，因此农民招商的奖励能达到几万元，本地农民纷纷扔下锄头去跑生意。

　　镇一级机构虽然对村子有着行政管辖权，却没有发展“三来一补”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以石碣镇来说，2.4万多亩耕地全归各个村所有。于是镇一级的招商引资要向村里征地。“三来一补”的早期，镇或村子往往先建好厂房，给港商参观，一旦生意谈成，镇或村子收厂房的出租费和管理费用，投资方负责生产，付工人工资和水电费等。

　　刘旭枝告诉我，在发展早期，土地显得非常充裕，因此镇政府向村子征地非常容易。那时候的行情约为3000～5000元一亩，这还只是农业产出差的零碎土地，好地价格更高。被征地的农民非常乐意，他们将被优先考虑进入工厂做工，在出让土地时也可以得到商谈福利的机会。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本地农民已经很少从土地中获得收益了，他们大多把土地转包给外乡人，或者抛荒，一些村集体顺势将这些土地集中了起来。

　　村子之间或镇之间虽然都在积极抢客户，但是彼此完全没有行政干预，“各显神通”。规模大的企业更愿意与镇政府合作，因为镇政府的活动能量大过村子，可以减少企业的周转成本。一些中小投资愿意进村发展，门槛比较低，运作成本也低。

　　除去交通地利等硬条件，服务质量成为各级招商的“情感投入”。刘旭枝说他们一直倡导对投资商以情感人，拿出情感办实事。1994年在石碣镇投资的某台商，1998年需要200亩地自己再建厂房，镇长刘旭枝开价每平方米220元转让土地。这位台商广泛收集资料，另外一个镇愿意以每平方米70元的价格成交。刘旭枝劝台商：土地是一次性投入的成本，今后的运营成本也需要考虑，虽然我们价格高，但是优质的行政服务是个好的补偿。双方已经合作了好几年，更容易彼此信任。刘旭枝为了留住这位台商，把环保系统的人叫到工厂现场办公，其他手续也打包办理好。最后台商以每平方米150元的转让价格，留在了石碣镇。

　　利益均衡

　　虽然提倡搞活经济，但东莞让人惊诧的是，村或镇的集体组织始终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个主轴，它们犹如圆心，尽量与每一个利益主体保持相同距离。

　　村集体一直在龙眼的发展中有着主导地位，有趣的是，当张细、张明兄弟的假发厂1979年在村祠堂开工时，经商意识强烈的当地人，却依然过着大集体的农业生活。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包干还没有完全落实下去，村民就因为工厂做工的高报酬抛离了土地。于是龙眼村趁机收上来了村民的全部土地，村集体作为一个法人与外商商谈合作。

　　在石碣镇，政府也竭力维系着不同层面的利益均衡。一旦有土地需要建工厂或出让，村集体的存在直接发挥着作用。在某个村子中，如果一些人家的土地被征用，土地款归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所有，利益平分给每家人。失地的农民会在几年一次的土地调整中再次分得土地。石碣镇政府并不从村或村民小组的工业发展利润中收取费用，镇政府赚钱靠自己拉来的企业，他们只会约束下边的乡村，不要一次性地分完了所有的土地款，以备今后发展所用。村子不用向上交钱，或者近几年开始交比较少的利润提成，镇向村子下达基本的利润增长指标，超额完成的部分则比较大幅度地奖励基层干部。

　　虎门的龙眼村，村委会把每年纯利润的23%用来按人头年终分红，没有超过东莞市分红不超过纯利50%的规定。在工业收入最多的年份，比如2006年，龙眼村的纯利润达到1.2亿元。从1971年至2004年一直担任村主任的张润森说，龙眼村的特点就是发展平衡，任何东西都由2000多名村民一起分。于是这年村子里每个人年终分红约1.3万元。

　　镇政府层面为了激励和约束村官，也想了不少办法。石碣镇1986年为村官设立了“干部养老基金”，村官不属于国家干部，原本退休后没有太多保障。为了给干部解除后顾之忧，从干部当生产队队长开始算工龄，退休后领取养老金。于是此地村官为了保住这个福利，极少犯经济错误或违法计划生育。村子每年超额完成的利润，村干部可以提留7%左右。石碣镇很早开始“以薪养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工厂的普通工人月收入为900元左右。镇政府给村官的工资标准高于普通工人约一倍，总人口2000以下的村子，干部人均月收入1500元；2000人以上的村子，月工资则有2000元。

　　对于村子或镇，土地则主要有两种出让方式。一种是自己建厂房，收取长期租金；另一种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次性转让土地50年的使用权给投资者。招商越早的村庄，致富于土地的步伐越快，却也最早陷入用地的困境。

　　人均耕地1.5亩的龙眼村，在人口密集的虎门镇算是土地资源比较充足。从1979年第一家工厂投产开始，接下来几年工厂慢慢进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村的厂子接连冒出来，全村每年的工业利润以30%的速度增长。村委会通过银行借贷建厂房，高峰期贷款6000万元，厂房出租后村里获得了自己发展的启动资金。为了留住任何一个有可能发展的企业，村委会绞尽脑汁，除了银行借贷，还发动村民投资，甚至找安家落户的工厂贷款，“反正到了合同规定的日期，把建好的厂房交给人家，不让一个项目跑掉”。只要有企业来，村子全盘接受。在招商引资方面不加挑选，与龙眼村规划村子面貌方面的精细刚好相反。从1986年开始，龙眼村的土地以每年100多亩的速度递减，外资企业一度多达近200家。

　　待到1992年，龙眼村已经无法接纳一次性用地超过100亩的大项目了。村主任张润森拒绝了好几家大企业，一个棒球生产厂，一个玩具厂，一个电线厂，每个工厂的投资额都在亿元以上，工人过万人。

　　面对几乎无地可用的现实，61岁的张润森说：“没法可惜，地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产业升级？”龙眼村在某种程度上仿若东莞市的一个缩影，最早通过出卖土地和劳动力换来“三来一补”企业，却也较早陷入了产业难以转变、土地在快速占用中支离破碎的局面。

　　石碣镇在东莞水乡当中，算是发展最超前的。目前全镇2.4万亩土地中，还剩5000多亩耕地。后来由于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东莞的各个镇也分配了农田保护指标。石碣镇的指标是确保6000多亩的农田保护区。广东省出台政策，允许农田异地保护，刘旭枝马上告诉主管农业的副镇长，上报市里：我们石碣愿意花钱买下所有的指标。按照政策，不愿承担农田指标的村子或镇只需按照每亩5000元的价格往上交钱，由东莞市或广东省去工业不发达的农村购买指标。最后东莞市只批准石碣镇购买2000多亩的指标，镇里必须保证4000亩的农田用地。对于石碣来说，购买指标每亩只花费5000元，而多一亩工业用地转让，可以每亩获得5万～6万元的收益。1978年左右，石碣镇的工农业总产值不超过1800万元，而邓小平南巡之后，规模比较大的台商也大量涌入，去年石碣镇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50多亿元。

　　用地紧张的状况日渐显现，从2000年开始，东莞市也开始收紧了土地审批权。之前20多年的发展中，东莞基层政府的土地审批一直没有遇到过阻力。镇和村里的干部都会提到，在开足马力全民招商的年代，只要有项目去市里申报，不管项目大小，土地是一定会通过审批的。从2006年开始，东莞市规定首期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才优先考虑建设用地。做了30多年招商引资工作的刘旭枝说，以他的经验，很少有外商会一次性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土地成为村镇发展的最大束缚。

　　刘旭枝现在非常羡慕后发达起来的塘厦镇。塘厦地处山区，原本是比较落后的农业镇，人口只与石碣相差1000来人，土地面积却多5倍。“山地很容易拉平，他们人均土地多，就意味着钱多。”

　　张润森并不后悔龙眼村发展太快，虽然早期土地价格变化不大，龙眼村租房卖地的收入远没有现在行情好。但是他认为早期的企业投资回报率极高，多数5年就能收回成本；而现在投资一个企业，十来年也回不了本，“未见得早卖地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