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体采编人员

　　提要：2008年11月17日，编辑部例行的选题会上，身为“美女采编队”的同仁纷纷醒悟“又一年过去了”，这也让新加入团队的两名男记者感慨万分。

　　现在，我们将一年的收获、失落、感悟一并记录下来，让读者们同我们一起回味一同走过的春夏秋冬。

　　忙，忙，忙

　　我现在都不敢给同事们派活儿，迫不得已了，尽量不看对方的眼睛。因为，大家都太忙，太累了。

　　今天给正在外地出差的盛学友打电话，告诉他这期是他做责任编辑，他马上说：“不会吧，搞错了，我刚做完不久，就是9月上。”我仔细看了排班表，没错，现在要做的12月下又轮到他了。“哥们，这已经是下一个轮回了。”

　　其实，在外边金融危机凄风冷雨的时候，我们杂志社还是喜事不断。吕娟生了个杂志社“百年不遇”的公主，杜智娜生了一对小王子。又来了两名新兵——盛学友和沈雁冰，可是两位男士吆，立刻就感觉杂志社里阳光灿烂。

　　可是，两位主力队员的“休息”让大家明显感觉人手紧张，毕竟两位新兵还在磨合期，不巧的是赵晓秋又得了一场病，好了以后，再也不敢让她拼命了。

　　这样每半个月的周期，从选题到采访、约稿、写作到校对，真是感觉没喘口气的工夫，再加上今年大事、小事不断，临时撤换稿件不时发生，更是忙上加乱。

　　前几天体检，除了颈椎，大家还都不约而同检查了眼睛。不是眼睛疼，就是眼前出现黑圈，幸好医生说：“无他，劳累而已。”

　　忙归忙，累归累，成绩也真是不含糊。看看咱们居高不下的转载率，看看一摞摞的读者来信，看看越来越多的场合出现《法律与生活》，就知道，咱们忙但充实着。(文/孙欣)

　　宝贝，你也是奥运志愿者

　　2008年8月初，整个北京都为即将开幕的奥运会涌动着难以平息的热浪，怀着8个月身孕的我也不例外。不顾老公的唠叨，我主动请缨要求负责《美丽志愿者》这一封面文章的组稿。

　　经过几番电话联系，我将采访对象确定为负责奥运会啦啦操志愿者组织与培训工作的楼云北广文体发展公司的职员潘宁。电话那端的潘宁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并将采访时间确定为第二天下午。这让我欣喜无比——由于奥运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全部的赛场志愿者及其组织者都已经进入封闭式训练，能采访到他们实属不易。

　　可次日，当我进一步确认采访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时，潘宁持着疲惫、沙哑的嗓音歉意地表示，采访需要推迟，她负责的场馆有临时的汇演安排。我们又把采访日期定在第二天。

　　次日一大早，我拨通了潘宁的电话，她让我等她的电话通知具体的时间，便急匆匆地挂了。

　　一上午，我如坐针毡，如果再出现意外怎么办？直到10点，我一咬牙，拎起背包，打车来到了潘宁所在的首都体育馆，然后，给她发了一条短信：我已到首体，在旁边的肯德基等你，没关系，你先忙。

　　我的战略是：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

　　下午5点，潘宁给我回了短信：好的，我大概半小时后下班。

　　而这时，我已经在肯德基解决了早餐和午餐，看着窗外公车站边忙碌热情的大学生志愿者，揉着因久坐而酸痛不已的腰，我悄悄与腹中的宝宝对话：宝宝，我们也在参与奥运呢！

　　半小时后，潘宁又歉意地表示要加班，需要我再多等等。

　　直到近8点，潘宁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出现在我的面前，看到大腹便便的我，她吃惊地说：“早知道你是孕妇，我就不让你来了。”我笑眯眯地回答：“早知道你会这么想，所以我不请自来了。”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等老公接我回家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车窗外飘着细雨，而我的内心也像这跳动的雨丝一样喜悦、润泽，我低下头：“宝宝，你也是小小奥运志愿者哦！”(文/吕娟)

　　除了记忆，还要做得更多

　　2008年到来之前，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应该是一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们有北京的奥林匹克盛会。然而，谁也不曾料到，这是如此艰难的一年。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身在北京的我根本无法想象这场地震会带来多少伤痛。慢慢地，从一栋栋倒塌的废墟上、从一张张痛苦的脸庞上、从一个个没有主人的书包上，我经历了30年来从未有过的震撼：

　　忘不了，那段日子，每天打开网络、电视后，止不住滑落的泪水；

　　忘不了，那段日子，同事们“我要去灾区”的msn签名；

　　忘不了，那段日子，公交车乘客在观看移动电视时，满车的寂静和抽泣；

　　忘不了，那段日子，哀悼日，在听到一片汽车笛声后，再次奔涌而出的热泪；

　　忘不了，那段日子，无法联系灾区作者、同事的担忧和焦急；

　　忘不了，那段日子，在灾区，同事在余震不断的深夜为杂志赶稿的敬业……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太多的忘不了，不平凡的2008年已经要走到尽头，2009年，我祈祷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少些磨难，多些快乐。(文/赵晓秋)

　　难以承受之重

　　做了近20年的记者，每年都有收获。2008年的收获颇丰。但是，这种收获之中，却有让我难以承受之重。这份重，来自心中那份苦楚。

　　哈尔滨市居民包俊艳这个家庭，因为遗传性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被称为第五大绝症)，4代人中11人发病，目前活着的，仅包俊艳一人。

　　这个家庭，我关注了14年。

　　1994年，包俊艳的两个姐姐相继去世。2004年，包俊艳发病。

　　2007年10月下半月，我在本刊刊发了封面故事《“渐冻人”的绝唱》，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据此采访并播出专题。

　　2008年5月下半月，我在本刊刊发续篇报道《好好活着》。之后，我又帮助包俊艳和她身患疾病的老母亲联系了哈尔滨迦南安养院，虽然安养院债台高筑，但院长王正旺接收了她们娘俩，仅收一人费用。

　　包俊艳及其母亲的命运，一直是我的牵挂——这份牵挂，来自心里，沉甸甸的。

　　2008年10月上半月，山东荣成发生一起邻里纠纷，我进行采访并报道。但是，在这起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司法鉴定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困惑。小案件包含社会大问题。

　　2008年11月下半月，我策划并和同事一起，采写并刊发了《鉴定之惑》这样一个封面故事。文章发表后，公、检、法、司以及百姓，都对这组报道表示称赞。

　　但这种对报道的称赞，却让我感到有一种酸楚在心头——司法鉴定结论，被称为“证据之王”，但是，由于司法鉴定体制不完善，导致案件当事人不能够很好地依法享受司法救助，不仅让当事人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承受精神折磨之痛苦，而且也极大地浪费司法和社会资源。这也是我心中之痛。

　　无论关注人还是关注事，其实在我心中，都是在关注个体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有时又是某些问题的受害者。关注他人，其实就是关注自己。(文/盛学友)

　　2008年收获的幸福

　　2008年伊始，本刊下半月开设了“心灵视窗”栏目，我是责任编辑。

　　栏目内容定位在青少年犯罪心理，我从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挑选适合的案例，由心理专家对话犯罪的青少年，分析其犯罪心理原因。

　　于是，我成了地道的“中间人”。这边接法官介绍案情的电话，那边联系适合的心理专家；这边与心理专家约定可以咨询的时间，那边与法官确定见面的时间。

　　电话一通连着一通，咨询一次跟着一次，我带着心理专家奔波在各级法院之间。虽然有些辛苦，但听到心理专家说“这个孩子心理很健康”，看到青少年满意地离开，收到法官积极的回馈，我很是欣慰。我已将这个栏目看作自己的孩子，用心地“养育”着他。

　　更令我欣慰的是，这个栏目的开设得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支持，从法院内部力推此栏目。同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的同行知道此栏目后，专门针对第四期稿件的内容，请法官和心理专家做客直播间。

　　在我精心打造栏目品牌的同时，一对小生命也在我体内孕育。怀孕后，为了提前完成年内栏目稿件，我曾经一个星期跑了三家法院，做出三期稿件。当双胞胎儿子顺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2008年的“心灵视窗”已成功告一段落。

　　2008年，“心灵视窗”栏目的初创，双胞胎儿子的降生。我的心中充盈着满满的欣慰与幸福……(文/杜智娜)

　　体味被采访者的喜怒哀乐

　　光阴荏苒间，2008年即将走过。这一年，留给自己的是太多感动、回忆与收获。

　　作为记者，本应是理性的，但在这一年中，我的思绪常因采访对象的境遇而被牵动着。不止一次，在采访之际，泪花在眼眶中打转。

　　每一次与采访对象的“约会”，我都能从中感悟良多：为“木板人”的坚毅、执著而动容；为第一批廉租住房户的幸福生活而欢喜；为“两会”中不断涌现的律师代表而鼓舞；为行走于灰色地带的“职业追债人”而新奇；为遭遇求职寒流的硕士生们而遗憾；为汶川地震中坚守在岗位上的监狱警察而震撼；为梦断空姐之路的女孩子们而惋惜；为给奥运让路而搬迁的那和利一家而感慨；为走出太阳村的孩子们的未来而忧虑；为遭遇“小三”的妻子而打抱不平……

　　我始终告诉自己，要用一颗真心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不论采访对象的诉说对此次主题是否有用，我都会尽量让他们充分表达。唯有如此，才能感同身受地体会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记者并非无冕之王，也有属于这个行业的颇多无奈。还记得和同事胡庆波共同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稿件因种种原因，未能刊发。其间，有种失落——如同自己的孩子过早地凋零般痛苦。

　　这一年，编辑部的两员大将休了产假，因而，编辑部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工作的忙碌与紧张。但我心中始终无法挥散主编的一句话：“《法律与生活》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一条船上的我们荣辱与共，只有齐心才能创造出感动上帝——读者的文字与报道。

　　这一年，我们累并快乐着。(文/李云虹)

　　三个案件的终结

　　“他们把车款还给我了”、“他们撤诉了”、“我的退休金都要回来了！”

　　2008年，我陆续接到了一些采访对象的回音。看着这些短信，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颇感欣慰。

　　一件是《pk大众，我的新车怎么了》，此案最后调解，被告北京众议达汇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全款退回了原告李群购买的上海大众某品牌车的全款(由原告支付车辆使用费1万元)。

　　一件是《面对交警，我没有沉默》，状告惠州交警的深圳某大学教师光远一审胜诉，二审开庭1个月后，被告表示撤诉，退回了光远的“违章”罚款、过路费等342元。

　　还有一件是《讨要退休金，一个老人的八年》，这个为了讨要退休金或者说讨要尊严整整奔波8年的老人，最后，经有关部门调解，得到了退休金应补的差额，还要到了1元的赔偿，老人满意地说：“我就要了1元，1元就够了……”

　　在这些所谓“弱势战胜强势”的案件背后，我看到了普通民众日益提高的维权意识，看到了新闻媒体所应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也看到了我国法治不断进步的脚印…… (文/胡庆波)

　　离新闻的脚步更近些

　　漫长的火车旅程，把我从一座南方城市带到了北京。

　　我像一只候鸟从南方迁徙到北方，慢慢习惯了长安街的宽阔、“紫禁城”的堵车、早晚像沙丁鱼罐头的地铁。

　　随着时间的流逝，让我融入到杂志社的团队中，也感受到了同事们的亲和力及工作的细腻、感性。

　　2008年，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有奥运的大喜，也有汶川地震的大悲，随后而来的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大海啸”。

　　民企大省浙江，时而传出企业家出走或自杀的消息。我从浙江北部的嘉兴一路南下，杭州、义乌、温州一路走来，近距离感受浙商的切肤之痛。这一切记录在2008年9月下半月的封面报道《浙商困局》。

　　我依然记得，在一个阳光美好的午后，一位民航老局长和一位老机长，向我回忆了当年被“亡命之徒”劫持飞往台湾的惊险经历。

　　我依然记得，一群年迈的老人，她们的儿子或者丈夫在34年前一次抗击台风侵袭，保护海塘的行动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们小心翼翼地抱着亲人的遗照，向记者哭诉多年以前亲人的经历，让你刻骨铭心。

　　一位为妹妹之死讨说法的云南小伙，弱势的他及他们的生父使出了全身的劲，依然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但他依然在努力。

　　一位为母亲死亡奔走的儿子，走上诉讼之路，甚至“久病成医”，对“权威”的医疗鉴定提出质疑。

　　还有一群为维护自己小区居住环境而四处呼喊的小区业主……他们依然执著。

　　一群出生于农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若干年后又回到农村，他们是被认为娇生惯养、抗压力弱的“80后”，他们当起了比“小巷总理”还小的“官”——村官。我们记录了这一群在北京郊区当村官的80后大学生……

　　无论是个人或者群体，他们在这一年，有喜悦也有悲伤，或遭受着不公正对待，或正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

　　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的记录，但背后是无限的感知。悲观与进步，同样是一种力量。

　　脚步匆匆，即将过去的2008年，注定将成为未来历史的重要注脚。

　　记录是记者的使命，永远在路上是记者的一种常态。于我而言，尽管2008年有太多的遗憾，但依然打消不了我要做个好记者的愿望——像一个职业新闻人那样去战斗。(文/沈雁冰)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