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莹：王司长，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我们这次救灾工作当中也有很多民间组织加入其中，特别是NGO组织。我不知道它是跟政府的工作是怎样完成一个对接的呢？

　　王振耀：这一次汶川大地震的NGO的行动，主要是在信息方面，来实现对接。然后他们主要是独立地去着想。因为汶川地震整个急重灾区，沿龙门山大断裂带，它整个比较重的灾区，差不多是3万平方公里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那在灾区里你知道，许多城镇被毁掉，许多县城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我们的基层官员应该说遇难的也不少。基层原来这种行政建制被打乱了。所以，想按照原来那样一套行政体制来安排民间组织投入救灾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变成了各自为战，在最开始的时候要有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需要民间组织，NGO要极大地有创造性、主动性、自觉性，投入到这种救灾活动。所以，这时候的互动应该说我认为是一种默契，因为基本上大家一看，到那边大家缺什么，通过新闻媒体，也通过大家的手机短信，各种各样的通讯方式，来互通，来达到一种合作，最后客观上形成一种救灾的社会合作平台，来投入到救灾。我觉得这样一种合作机制，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新型的合作机制，在大灾难面前传统的行政体制，传统的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方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都需要创新。

　　所以，政府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民间组织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及时地调整了行为方式。这样双方的主动性、创造性，然后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合作平台，然后推进了进程。

　　主持人王莹：王司长，您可以客观地给我们评价一下NGO组织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王振耀：我觉得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我认为它是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不只是半边天，包括灾民集中安置点，包括垃圾的管理、物资的发放，整个使灾区进入到有序状态。在具体场所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NGO志愿者超过了半边天，甚至说是主要力量，在一些点上。这个应该实事求是充分肯定NGO志愿者在这次大灾救灾中的作用。

　　但就整体而言，我觉得第一是捐款。地震发生后，很快捐款就过了500亿，这个在全国整个捐款历史上没有。现在加上共产党员的特殊党费，加上我们的其它一些捐赠物资，将近达到700来亿了。捐款这种力量是过去没有过的。整个我们的民族可以说是从一般的民众到各级领导干部、到公务员、甚至到乞讨者，我们看到有一个故事，一个乞讨者他捐助了几块钱。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当然包括大人，包括小孩在内，全部都投入了捐赠活动。这是第一大贡献。

　　第二大贡献是，直接向灾区运送物资。可以说确实是有力出力。很多人、很多企业这个时候有一些东西，只要灾区需要，我就接到过不少电话，不问灾区这时手续是否健全，就问哪里的灾民最需要，我把物资只要给到现场，我不要手续了，我给到我自己的良心就合适了。很多企业就是这样。

　　主持人王莹：而且说心里话他们的行动确实影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王振耀：影响了每一个人。当时就是这样，当时现场的所有人就体会，前三天物资确实感觉到非常匮乏，但是三天过后整个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只要说缺什么，需要什么，通过电视、通过网络或者是跟很多组织只要及时一通报，很快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当时的救灾物资传送、输送的速度，那是大家不可想象的。深圳航空公司的李总就告诉我，他说当时救灾之后，马上他的表态是，中断了三千万的合同，干什么呢？把自己的大型运输机调回国内，运什么呢？运矿泉水，运方便面，这是一个缩影。所有的行动都过来了，包括运输行动都起来了。不然大的交通干线、线路当时是中断的，向西南走，有一个109隧道断了。所以，这样一些困难面前，整个全民行动起来。

　　第三个我觉得主要是志愿者。过百万的志愿者，现在没有准确数字。我听了一个故事就很感动，当然不仅仅是我。过去我们对80后、90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还有一些误解，觉得这些孩子们是不是现在的独生子女个性比较强，有一点穿的衣服或者是平时的发型，跟我们这一代人不太一样，觉得将来行吗？但我到灾区一看，忽然觉得他们真行，我们心里特别感觉我们过去的一些理念需要改变。有一个孩子听说头发很长，父母天天和他吵架，有时不让他进门。这时倒好了，他乘着飞机自己到灾区了。工作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之后到家里睡了4、5天。原来在家里父母都觉得他是问题青年，现在觉得是英雄。其实不仅是他们父母这样一种观念的改变，我觉得我们全社会都会从整体上来重新认识80后、90后，其实也是认识NGO，认识志愿者，也是重新认识我们的社会。我觉得大概救灾之后，我自己的感觉，全社会好像都更加和谐了。你到路上去，你开车的时候就能体会到。

　　主持人王莹：都很友善。

　　王振耀：对，我看现在开车的，第一行人少了，让路的多了。我看在北京就明显的感到友善可能是增加了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确实感到这个民族，这种慈善，这种善举，爱的这样一种激发，确实是达到了空前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