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企业家不等同于资本家，更不等同于富人、大款，企业家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其中最根本的衡量指标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基础之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 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在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又有了自己的特定内涵，法国学者白吉尔在她的名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 时代》中有个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 举。状元出身的张謇和布衣出身的荣德生可以代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他们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儒家的深刻影响，他 们有经世济民的入世情怀，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

　　到了第二代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以及银行家陈光甫他们，或留学国外，受过西方新式教育，或在国内接受了全新 的思想资源，他们身上已有了现代化的自觉追求，成为新型的现代企业家。在两代民营企业家之间，相通的是他们“实业救国 ”的情怀和抱负，这是1949年以前几代中国企业家的共性。卢作孚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 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

　　有这样一种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才可以理解，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张謇代表的江南绅商阶层选择了共和；抗日战 争期间，大批企业家选择艰险的西迁入川之路。1949年的时代大变动中，包括“味精大王”吴蕴初、“灯泡大王”胡西园 、“猪鬃大王”古耕虞和荣德生在内，那么多在各自领域称“王”的企业家选择了留下，卢作孚和“火柴大王”、“企业大王 ”刘鸿生选择从香港北上，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他们对这个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情感。

　　张謇是中国企业家的标杆、榜样、楷模。他生在一个转型的大时代，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自治和宪政 ，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那么他就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称得 上中国的现代化之父。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地的现代化基础，更重要的是他创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 、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不计其数。

　　继张謇的南通模式之后，卢作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立足重庆北碚做的建设事业同样曾影响全国，至今仍造福后人 。他在北碚所有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他倡导的“人的现代化”。我曾到过他当年在北 碚的第一个办公室，是利用一个庙宇之类的旧建筑，位置很好，可以俯瞰嘉陵江，而今房子已摇摇欲坠，屋外的路上满地黄叶 无人扫，处处都显示出一片衰败迹象。而当年，那里曾是北碚建设的指挥中心、北碚的心脏，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这让人感慨 良多。

　　卢作孚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不要作大炮，要作微生物，慢慢地去影响、改变社会”。他办企业也好，在北碚做乡村 建设实验也好，主要的秘诀就是训练人，提高人的素质，在“人的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上下死工夫、做大文章。训练方法之 有效，训练之细致和刻苦，都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训练的口号就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所以他能以一手训练的少年义勇队迅速解决四川各路军阀多年都解决不了的盗匪如毛问题。他写过一篇《中国的建设 问题与人的训练》，提出人的现代化首先就是人的训练，这是他的经验总结。1935年4月蒋介石读到这本小册子，很赞赏 ，写信给他，称许他：“思虑周洽，所行办法皆井井有条，至为佩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