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资到选资

　　外企在助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以制造业为主，最大的问题是环保和低技术。

　　长期以来，在资本短缺的中国，引进外资一直都是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为筹码，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

　　东莞市很多“三来一补”企业都曾因为排污问题受过环保部门的处罚。

　　东莞市经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全国印染大户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福安公司”)将在今年底前彻底搬离东莞，结束其在当地长达20年的辉煌历史。

　　福安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是香港上市公司福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也是福田集团最大的生产基地，占地面积二百多亩，员工近1万人，是上世纪90年代东莞全市投资规模最大、出口创汇最多的外资企业，出口额曾经排中国纺织行业第二位、销售收入列全国棉印染行业第一名。

　　就是这家公司，耗能高，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严重。2006年7月被广东省环保局罚款21.7万元，此后，东莞市环保局也向福安公司追缴了相应的排污费。

　　福安公司彻底搬离东莞，表面上看是因为环保原因，实质上是东莞产业升级的需要。

　　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东莞经济以外资加工贸易企业为主。东莞现有加工贸易企业14382家，占全省48000多家的29.9%；东莞来料加工企业共有7300多家，占广东省19000多家的38.8%；东莞的加工贸易进口额为932亿美元，占广东省4034亿美元的23.6%；东莞加工贸易出口额为563亿美元，占广东省2461亿美元的22.9%。

　　其实，早在两年前，东莞就已不再对所有“外来的和尚”感兴趣，世界500强才是东莞真正的“乘龙快婿”。

　　作为一个加工密集型产业集聚的城市，东莞早已不再满足于只做来料贴牌加工，为他人做嫁衣的发展思路。2006年，东莞明确提出“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口号，开始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其产业升级和社会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升级的思路，直接导致已建立几年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甚是萧条。当地官员说，园区建立时想进入的企业蜂拥而至，但高技术生态型的门槛把大多数企业挡在门外。

　　东莞的产业结构调整恰合了中国政府对外资的大政策。

　　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企将不再被鼓励进入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领域。

　　这意味着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了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转变。

　　产业转移

　　中国政府转变吸引外资政策的同时，部分外企开始撤离东部沿海地区，转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中国西部地区，毗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的江西成为首选。当然，一些外企直接搬离中国。

　　据东莞市工商局提供的数据，东莞“三来一补”企业呈加速萎缩状态，2007年全年注销达440户，累计登记在册户数也较2006年减少9.61%。2008年1月，东莞有365家制造类工商企业注销。

　　撤离的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为主，集中分布在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塑胶等行业。而在搬迁的外企中，近92%都是合同外资在100万-30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小企业。除一部分转移到西部地区外，其余外企选择了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作为自己的新栖息地。

　　搬离，一方面是因为东莞市政府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思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制造企业成本使然。

　　龙顺木业有限公司是东莞大岭山镇的一家港资中型企业，年出口额约为1亿人民币，但自从2007年起，公司利润很低。公司经理称，劳动力成本增加了3%，这直接影响了利润。从2007年9月1日起，东莞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从574元提高到了690元每月。而从今年4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又提高到了770元每月，这样算下来，工人每100元工资中就有30元是新增加的成本。

　　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也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此前，企业一般只给员工发工资，很少给普通工人上保险。仅上保险一项，一个上万人的厂子一年就要花费几千万元。

　　“东莞现象”只是外资撤离珠三角乃至中国的一个缩影。就减资撤资而言，今年前10月全国减资的外企有4218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8%；终止的外企有3774家，同比减少了6.6%。

　　但减资撤资的多属制造业相关行业的小企业，跨国公司非但未撤出，反而加大了在中国的投入。

　　通用汽车今年前三季亏损数百亿美元，但在华投入仍坚持每年10亿美元不变，不久前又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设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日本零售巨头永旺集团以及思科、百事、通用电气、友邦保险等都表示将扩大对华投资。

　　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投资者经过横向比较，认为中国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中国市场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73%的欧盟企业对在华长期发展前景表示乐观，且来华欧资企业增多；90%的美国企业打算扩大对华投资。

　　外企的中国未来

　　一边是制造业外企搬迁，另一边则是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的投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中心设在了中国。

　　徐永兴一度很犹豫。

　　上海人出身的他是世界领先的存储软件管理商VERITAS中国区总经理。从个人情感上来说，他更倾向于将研发中心放在上海。但研发中心“不仅仅是组织一些技术人员做研究，而是人脉在哪里，研发在哪里”。拓展本地伙伴是VERITAS设立研发中心的初衷，而VERITAS最为青睐的联想、浪潮公司都扎根中国北部。

　　最终，2004年，徐永兴将研发中心放在了北京。

　　徐永兴的考虑显然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愿意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了。“用中国人的智慧占领中国市场”，成了2004年跨国企业的风向标。

　　这一年，跨国药企研发中心正在进一步实现中国本土化。7月，诺和诺德研发中心落户北京中关村，这是其在海外唯一的研发中心。其大中华区总裁柯瑞龙坦言，“之所以把研发中心建在中国，是因为我们看中了中国的技术和人才”。

　　业内人士称，对制药企业来说，研发是企业的核心，一般制药企业都不把研发中心设在国外，从诺和诺德把海外唯一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可以看出，近年来，跨国制药公司正逐渐转变原来注重产业投资的模式，而转向研发投入。

　　这种情况在东莞也得到了印证。以雄厚的加工制造能力闻名于世的东莞，过去极少有外企将研发机构设在当地。今年，东莞市科技局提供的消息显示，在该市1300多家规模外企中，已经有155家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年投入研发经费6.5亿元，其中电子电器行业占投入的78%。

　　本报记者王家耀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口述人：张寿君

　　-身份：可口可乐第一代员工

　　1978年，我19岁，从北京154中学毕业后，就来到了顺义区李桥公社插队。1980年5月，回到了位于展览路的家中，等待街道办事处通知分配工作。大约过了三个月，街道办事处通知我，北京粮油进出口公司食品加工厂来招工，他们翻了我的档案，想要我。当时，这家公司在展览路办事处一共挑了3个人。

　　现在看来，当时他们选中我，可能是因为我插队时曾经获过县级先进知青。很快公司领导就过来面试了，面试很简单，就是领导讲了下工厂的情况，说以后公司要生产可口可乐。说是面试，其实就是看看是不是身体健康。

　　当时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去，因为工厂在丰台区五里店，我当时就觉得很远，不大想去，但听说是个外贸企业，又有点心动(当时外贸企业有进口糖、酒、罐头，一般企业都没有)。于是就想先去看看工厂什么样。

　　面试完后的一天早上，我从展览路坐上355就奔工厂了，当时355是郊区车。感觉走了很久，到了丰台路口下车，本来应该换乘339，往西还有5站地才到工厂，可是我以为很近，就步行了，结果走了大约五六里路也没到，后来一路打听找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工厂。一看还不错，厂房里设备挺新的，当时我以为可口可乐是白糖呢，后来才听厂里的人说是一种美国汽水。

　　当时刚从农村回到城里，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插队的时候每天就是养鸡、养猪、种田，从来没见过外国人。一听说是产美国汽水，就觉得很新鲜，就这样，当年9月，我上班了。一上班，我每个月就拿31.5元，这个工资很不错了，当时刚工作的学徒工一般就是16至18元一个月，我哥哥在木材厂工作10年了，每个月才拿30元。

　　我们是第一批员工，一共31人，其中70%是老员工的家属，只有30%是社会招聘来的。很快，公司就改名为北京粮油进出口公司饮料食品加工厂。我被分配到糖浆室，负责配糖浆，当时所有的生产工艺流程都是可口可乐香港方面的人负责。

　　当时北京人主要喝北冰洋汽水，0.15元一瓶，主要在公园、大商场销售。我们基本不喝，喝不起啊。1981年4月份，可口可乐正式投产。0.45元一瓶，是北冰洋汽水的三倍。当时主要面向外国人，只有少数中国人出于好奇买了尝尝，第一口不好喝，有股中药味，第二次喝，感觉还行，越喝越觉得好喝，就这样可口可乐慢慢打开了市场，成为了一种很时髦的商品。

　　当时，我们逢年过节都会发一些可口可乐，一开始是半箱(12瓶)，后来是一箱，再后来发两箱甚至三箱。大多数都送了亲戚朋友，自己只留四五瓶。家里要办点什么事，需要请客送礼，就用可口可乐，一般都能搞定。亲戚朋友都很羡慕我在可口可乐工作。

　　记得有次去医院看牙科，排队很长，负责挂号的问我在哪工作，一听说我在可口可乐，我看她眼睛都亮了，聊了会儿，直接让我去看医生了，后来我再去，直接送瓶可乐，不用排队。当时，单位里的年轻人谈恋爱，因为有可口可乐压阵，成功率几乎是100%。

　　1982年，我就调去做维修工了。此后工资缓慢增长，有时候按照物价涨幅普调，每年也会考评，按照考评成绩，每年有15%的员工可以涨工资。1991年，我每月才拿六七十元，有时候工厂效益好，会有些奖金，也就100元左右。到了1992年，工资发生了变化，那一年，我月工资一下涨到了300元，那年公司开始盈利了。此后几年，工资增长幅度比较大，1995年，我每月收入近3000元。当时可口可乐销售业绩很好。

　　现在我的收入又比1995年时涨了很多，当然，这些年也有很多同事离开了可口可乐，我们第一批的31个人现在还剩10个人，有的是退休了，大多数都是辞职去了别的地方。我从来没想过离开可口可乐。我爱人1981年接班进入了可口可乐，现在管理库房，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天一起坐班车上下班，从丰台五里店到现在的亦庄。

　　以前不辞职，是因为当时的可口可乐是个半事业半企业的单位，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单位全管，而且当时也没有跳槽的意识，觉得进了单位就是一辈子了。现在呢，可口可乐已经是饮料行业的老大了，还能跳到哪里去啊？可口可乐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了。

　　本报记者王家耀(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