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知青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凌晨两点，天还没亮，起床戴好胶灯，拿好胶刀胶桶出门割胶，那是出产胶水最佳的时间，但却是人最困的时候。一般一个知青要割两个树位，一个树位大概300棵树左右，这样一口气从凌晨一直割到太阳高升九点多钟。这时稍喘口气，又立马需将胶水收集好，一干就到中午12点钟。匆匆吃过午饭，更为艰巨的将胶水挑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的集中点上的任务已在等着大家了……

　　抒情浪漫的老照片《胶林晨曲》曾打动多少年轻的心，而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现实艰辛。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为了多种“争气胶”，为了“不让帝修反卡住我们的脖子”，。

　　然而，到了知青运动后期，政治狂热的外衣渐渐褪去，农场“广阔天地”的精神生活又异常单调，特别是“林彪事件”后，很多知青开始变得担忧迷惘，不少知青抽离出来，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我听老人讲，当时就有知青提出来，一个连队几十号人几个月就开垦出一千多亩橡胶园，这样大面积过度开荒，肥料、机械、苗木又跟不上，这从另一方面讲也是破坏生态，破坏自然。当时就敢这么思考，真是了不起。”黎族小保安说。

　　三道农场离三亚不远，这里的原始热带雨林“呀诺达”现在已开发成一个现代化的旅游景点，每天游人如鲫，生意挺不错。看着身穿迷彩服的接待员，高大儒雅的潮汕知青涛叔说，“远看还有点像我们当年的兵团战士”。

　　再过一年就要退休了，涛叔憧憬着安享晚年的好日子。当年从家乡出来，大家还以为去“兵团”肯定是进部队当兵，父母千叮嘱万叮嘱:要当就当炮兵，不要当步兵。结果翻山越岭到兵团，拿起的是胶刀。那晚，大家抱头痛哭，以为从此就回不了家乡了。

　　可一转眼40年就过去了，也许是吃过太多的苦，涛叔记得更多的是开心的事情，他收藏了很多当年的老照片和书信。“当时婚礼都是连队包办，吃糖吃饭唱歌跳舞，很开心。那时结婚送礼人人都送《毛泽东选集》，结果一下子就有50多套，全部堆在连队的办公室。晚上我们有时也有露天电影看，有时干脆就看到晚上两点钟，也不回宿舍了，直接去割胶。”

　　当时从北京、上海知青离家千里远赴新疆、北大荒的知青，遭遇的环境非常恶劣，一到冬天，钻在地窝子里一口馒头一口雪，寒风刺骨如刀锥，和城市一个天一个地。而海南岛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大家有饭吃，偶尔连队还杀猪，知青们青春的荷尔蒙在热带雨林中尽情发挥，留下许多浪漫的故事。

　　也就是在这里，涛叔收获了一段甜蜜的爱情--家乡邻居小妹也到海南当知青，两人顺理成章在这里安家落户，生根发芽。

　　殇痛

　　屯昌晨兴农场的“知青墓”显然刚刚整理过，墓前供上的水果还新鲜着，周遭树木也透着碧绿，22座坟墓在一处向阳的坡上，分成两排，齐整地排列着。40年了，她们一直静静地留守在这里，而且还将永远留守下去，永远跟橡胶林作伴了。

　　面对着墓碑上那22张青春的笑脸，郭小东的声音硬咽了。这里躺着7位他的同窗战友，他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才能将38年前那惨烈而真实的一幕告诉他一群“80后”的研究生学生们。

　　这是郭小东第二次把他所从教的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原广东民族学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带上海南岛，带到这个知青墓凭吊了。作为当年的红卫兵、黎母山上的广东知青、现在的知青文学批评家，郭小东的知青三部曲《中国知青部落》曾让很多知青落下热泪产生强振。如今，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不要忘记那一段殇痛。

　　“那是1970年10月17日，月亮非常亮，把一张张脸都照得很清晰。她们是六师二团养猪连的女知青，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都是年轻漂亮的姑娘，白天养猪，晚上演出。没想到晚上一场山洪突如其来，她们在瞬间就被困在了洪水围困的孤岛上，姑娘们在洪水中手挽着手，大声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人还带头唱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声音在夜空久久回荡。对面山头站着一两千闻讯赶来的战友，可风雨太大，水流又急，大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洪峰打过来，一下子声音没了，22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20位女知青，还有两位是指导员和连长……”

　　山峦的微风和着郭小东的讲述在空中飘荡，历史如在眼前。

　　三天后，有些尸体从沙土中挖出，五天后，更多的尸体被发现，曾经如花的青春，已是面目全非。找到最后一位则已是三个月后，而指导员李灶的尸体一直没找到，坟墓也只是一座空穴。

　　这份殇痛让远方的亲人铭心刻骨。每年的清明，总会有伤心欲绝的亲友前来海南，在坟前哭泣。而作为农场的原党委书记，周昌隆陪着感伤了一次又一次，似是面对一个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

　　“最难忘记的是李小玲的妈妈来看望的那一次。小玲是华附的高二学生，又漂亮又活泼，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李妈妈是位老革命，高级干部，那天她来看女儿，车一停，一看到大墓碑，她的眼睛就红了，泪水无声地直往下淌，我们轻轻地扶着她走到小玲墓前，终于见到女儿了，李妈妈身一软，差点倒了下去。四周一片沉寂，大家都默默地流泪。李妈妈在女儿墓前三鞠躬，然后拿出一条长辫子，一字一句地对女儿说，妈妈很对不起你，现在才来看你，我把你到海南前剪下留在家里的辫子带来了，你收下吧。看着那窜起的火苗，闻着那特殊的味道，李妈妈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

　　何启珍是那一场灾难的六位幸存者之一，也是华附的学生。直到今天，每逢台风季节，她就做噩梦。40年了，她从未忘记也不敢忘记长眠在这里的姐妹，总是和当年的知青战友们在墓前相聚，诉说心中无尽的悔恨和悲伤。

　　“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无知，我们的养猪场是一片沙质地，沙土底下都是些腐烂的枝叶，其实就是发大水冲积成的。当地的村民就说过那个地方会发大水，可没人去注意。其实就在那年国庆，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小河沟一下子就涨了很多，我们去演出时还要把裤脚挽到大腿才能过河，当时大家还嘻嘻哈哈只是觉得好玩，没有人想到这是悲剧的前兆啊!”

　　海南岛上的知青墓并非只有屯昌一处，万宁南林农场有知青七烈士墓，东岭农场有知青三姐妹墓，红明农场有陈敏烈士墓……它们偏居一处，寂静无声，又时时在提醒着世人，那些鲜活的生命和曾经的岁月。

　　“她们本来可以不死啊!”知青三姐妹墓的守墓人、一位河南老工人今时今日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一幕仍痛心不已，嚎啕大哭。事后也有人说，晨兴农场的20个姑娘如果不是洪水一来就先顾着把大米、粮油甚至一口口猪转移到安全地方，如果不是往外走而是爬上茅房顶，可能她们也不会死。但是历史没有如果，逝去的知青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于这沉重的代价，郭小东觉得值得整个国家民族集体的反思。宁可没有悲壮，没有史诗的诞生，没有刻骨铭心的青年时代的记忆，人类也不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但是，人，也只有经历精神与肉身的流放之后才成其为人，崇高才是真崇高，丑陋才是真丑陋。正因历经苦难，知青一代闪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华民族崛起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屯昌知青墓前有一块巨大的墓碑，墓碑朝着东南的大路，那是当年她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片土地的必经之路。墓碑上写着———

　　公元一九七零年十月十七日凌晨因山洪爆发而长眠于此的二十二名广州、潮汕、海南等地的知识青年永垂不朽。

　　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来，为海南岛的开发而献出壮丽青春与生命的上山下乡青年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至一九五八年，近四十年来在这块古老深沉大地上历经洗礼而不幸遇难的屯垦青年永垂不朽。

　　星移斗转，岁月流逝。无论后人如何评说，作为历史一页，你们已深深地铭记在当年知青及全场职工的心中。

　　此碑为证。

　　本版统筹胡键

　　知青大事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

　　●1969年5月各级上山下乡办事机构成立。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1971年2月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

　　●1972年7月8日，在船寮区石盖公社坪山大队上坪山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项达雄在上坪山村自杀身亡。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后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在给毛泽东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的困难。

　　●1973年7月19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对招生考试提出质疑。

　　●1975年一年共有236万城镇知青下乡，为“四五”期间最多。

　　●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封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1976年5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

　　●1977年，高考恢复。

　　●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